抗战时期中国最完整的国立大学
2018-08-12 16:54:12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 王东杰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年，“中央军”入川，此前四川一直为地方军人控制的局面被打破，开始了“地方中央化”的过程。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任鸿隽受命于1935年8月-1937年6月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硕士,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始人之一，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前，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基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学术基金组织，主要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干事长是“中基会”的执行领袖，也是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任鸿隽说，假如生当“承平之世”，能够作为一基金会的领导者，“目击所办之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以自慰于余年”。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命运忽然入于惊涛骇浪之中而莫之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任氏考虑到“内地鄙塞之乡，其有待于吾人之努力，必且较大都市之文化事业十百倍之。”因此，他毅然辞去了这一职务，前往成都。

　　四川大学虽然是国内国立大学中成立较早的一所，但是，由于四川政局不宁，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学校的经费和教学环境都得不到保障，甚至一度连校址都差点被地方军阀卖掉，加之交通不便，文化风气趋于“守旧”，与其他的国立大学比较，显得相对落后。抱着救国之志来当川大校长的任鸿隽目睹这一局面，提出了“国立化”和“现代化”的两项目标。所谓“国立化”，即把原有的“国立二字真实化”，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他说：“四川不能说是四川大学的四川，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因此，“我们要以全国为我们的目标，无论人才的造就，学术上的探讨，但应与全国要有关系”。其次，学校如要对国家做出真正的贡献，就必须“现代化”。“四川大学要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他成为现代化的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学术进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急起直追才对”。他勉励学生：“诸位自己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 任鸿隽极重师资建设。他说，“在现今学校林立的时代，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大概在社会上是有定评的。而说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即无异于说某种功课有某某著名学者在那里担任教课”。因此，“妙选教授”成为他实现“两化”目标的重要内容。他利用自己的交往，从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请到了不少知名之士。如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杨宗翰、原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曾省、原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刘大杰、原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所长钱崇澍、原国立中央大学园艺系主任毛宗良、原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桂质柏、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丁山、原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王璡、原清华大学体育指导黄中孚以及中国第一个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原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颐等。 川大的生源一向以四川为主，兼有部分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学生。以1934—1935年为例，在校生共793人，川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96%稍强，外省学生不足4%，且多来自四川周边地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36年夏，学校在平、津、京、沪、粤、陕等地设立考场，以扩大招生范围。这次招到的新生中，外省学生占了15%的名额，使川大在向“属于整个国家的大学”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任鸿隽指出，“大学学生，重在求得研究学问门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掌握“关系各科之基本学科”。为此，他规定一二年级学生应“注重英文及基本科学之复习”，到了三四年级，再求专业化。为了使学生厚植基础，学校规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学院三年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 任鸿隽注意到，当时学校的教学过于“注重讲义”。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考试时学生把讲义誊录到试卷上。他强调这不符合学生“主动”的观念。对此，他提出“渐渐的废除讲义制而代以参考书或概要制”，这样“至少使学生得自己寻一点材料或一些书籍来完成他们的讲义，而不至死守一部讲章”。其次，他指出，学生的“课程太多”，这样不利于学术的进步。为此，他减少了上课时数，以使教授与学生都能“有多的时间去讨论与研究”。 正当任鸿隽致力于川大革新事业时，他的夫人、作家和历史学家、其时正在川大教授西洋史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川行琐记》的文章，批评了四川的一些社会现象。对任氏改革不满的四川地方军政势力借此大做文章，使任鸿隽备感压力，在1937年夏辞职而去。 任鸿隽在川大校长任上，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正如胡适在他辞职后所说：“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事实上，此后川大得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完整的一所大学”，维斯文于一线，为国家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确实得力于任鸿隽为学校树立的基本目标。就此意义而言，他也成为川大的“精神之父”。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2 16: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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