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教育略论 ———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考察
2017-11-09 11:04:38  来源：全刊杂志赏析网　作者：彭泽平 段润涵  点击：  复制链接

　　彭泽平,段润涵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715)

　　摘要:民众教育是国家与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教育蓬勃发展,体育教育、电化教育、音乐教育、戏剧教育风起云涌,各类学校兼办民众教育高潮迭起,中央在渝主持的民众教育逐步壮大。作为教化民众、激发和训练民众参加抗战救国事业的重要手段,重庆民众教育在服务抗战宣传与救亡运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教育发展的缩影,战时重庆民众教育不仅为抗战大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为当前社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抗战建国;中心;考察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3-0150-06

　　收稿日期:2014-11-28

　　作者简介:彭泽平,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思想演变与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研究”(13BTY039),项目负责人:彭泽平;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培育项目“抗战大后方职业教育研究”(CQKZ20130201)。项目负责人:彭泽平。

　　民众教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文化教育机构对民众实施的教育活动;从狭义上说,民众教育主要指学制系统之外为了提高失学民众以及全体国民的素质而实施的教育活动。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文中重庆主要以当时重庆行政区划为主,适当兼顾1997年重庆直辖后并入的原属四川管辖区域。

　　民众教育发展较为缓慢,在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作一梳理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发展的原因

　　作为“天府之国”的“重镇”,重庆的民众教育早在清末民初就已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在教育界、实业界的大力推动下,重庆民众教育不断稳步发展。如卢作孚在北碚任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期间,就曾在北碚组织和领导乡村建设运动,大力发展民众教育、平民教育;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县分会也在江津建立江津平民教育实验区,开办平民实验学校、常识讲习班等,在学校教育之外积极开展社会教育、生计教育和卫生教育。[1]369位于巴县磁器口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也在巴县设立实验区,通过创办民众教育馆,附设民众学校,开办夜校等推行识字教育、卫生教育和生计教育。[2]34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强力推动以及重庆“陪都”地位的确立,重庆民众教育迅速发展。

　　首先,国民政府对民众教育的大力推动,是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减轻战争对教育的破坏,维持教育秩序,确立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指导方针。但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抗战的形势与要求,又强调要发挥社会教育激发民众力量的作用。为了推动民众教育的发展,国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以“行政力”积聚和整合各种力量发展民众教育。在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各省市失学民众强迫入学暂行办法》、《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暂行工作标准》、《各级学校办理社会教育办法》、《民众教育馆规程》、《修正图书馆规程》、《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经费支给办法》、《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及《民众教育馆辅导各地教育办法大纲》等一系列的法规、法令与规程,为民众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除了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外,中央和重庆市地方政府还高度重视民众教育人才的培养、训练,从而为民众教育发展提供师资保障。如1939年12月至1940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青木关举办了4期各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重点培训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西康、陕西、甘肃等省民众教育馆的馆长。国民政府对民众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切实推进,为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极大推动了重庆民众教育的发展。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在当年11月开始迁都重庆;1939年5月重庆被定为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尤其是将重庆定为陪都后,重庆作为战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这不仅为战时重庆教育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民众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在文化方面,随着沦陷区大量学校和文化机构的内迁,重庆成为战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如在高校内迁方面,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为31所(包括璧山的3所,巴县的1所,江津的2所),占迁入内地高校的三分之一。[3]87随着抗战期间大量高校内迁和大批科研机构的迁入,一大批学者、专家也汇聚重庆。这些专家、学者在重庆办学、讲学,一部分人甚至直接从事与民众教育相关的工作,为战时重庆民众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在经济方面,随着沦陷区大批的工厂、企业内迁也使得金融资本迅速集中于重庆,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民众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同时也对包括民众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战时重庆的民众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发展全“镜像”

　　(一)重庆市教育行政部门对民众教育的推行与办理

　　1.民众教育馆

　　民众教育馆原为通俗教育馆,它既是实施民众教育的核心机构,又是辅导各地普及发展民众教育的指导机关。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川东不少县就设有民众教育馆,如1926、1929年潼南县和江北县就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积极推行成人识字教育。1932年教育部颁发《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明令各省市、县市设立民众教育馆之后,重庆民众教育馆数量不断扩大。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市社会局和教育局根据1939年4月教育部颁发的《民众教育馆规程》,不断充实发展民众教育馆并督促其开展全市的民众教育辅导工作。1939年,重庆市及四川省第三行政区设有民众教育馆22所,市立、县立共21所,私立1所。到1947年,重庆市仍有民众教育馆20所,其中省立、市立各1所,县立18所。[4]504抗战时期民众教育馆开展的教育活动内容丰富,如重庆市立民众教育馆,其工作除了实施抗战宣传、扫除文盲之外,其任务还有协进自治、提倡生产、增进健康、改良风俗、指导娱乐及战时后方工作等方面,但其主要还是以激发民众抗战热情、培养民众抗战力量、开展战时服务为根本目的。其中心工作是组织抗敌宣传;通过创办战时民众学校、组织儿童团、少年团、妇女队等开展民众训练;通过设立问字代笔处、义务诊疗、慰问将士家属、救灾恤邻等开展公益服务。除此之外,各民众教育馆还承担图书杂志阅览、实施健康宣传、指导农事改良等一些日常工作。

　　2.图书馆教育

　　图书馆教育的目标在于提高民众文化水准,改善民众文化生活,它亦是民众教育实施的重要机构。为了传播科学文化,服务民众,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1938年,迁建区青木关的地方人士就积极筹款建房、劝捐图书创建了巴、壁青木关图书馆,并以此馆为基地积极开展民众教育事业。[5]407除此之外,北碚、永川、铜梁、璧山、石柱、梁平、忠县、开县等均设有独立的图书馆,部分县则在民众教育馆内设立图书室。图书馆实施民众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开放民众借阅,如重庆市立图书馆(原为1935年3月成立的重庆市立通俗图书馆,1939年4月改名为重庆市立图书馆),即便在日寇空袭中受损严重也坚持向民众开放。除此之外,该馆还与市郊各教育文化机构协会在沙坪坝、市女中、南温泉青年馆、李子坝小学等十余处合设阅览场,提供读书阅报服务。为方便普通民众读书阅报,“该馆先后在中央公园长亭茶社、化龙桥中心茶社、观音桥茶社等5处设立书报流通处,供给书刊、月报、杂志等,以供民众阅览。”[6]为了充分发挥市立图书馆的功能,重庆市社会局于1942年增加经费对该馆予以充实和发展。鉴于市立图书馆面积狭小且地处朝天门位置较为偏僻,1944年重庆市教育局择址中央公园建设新馆,并于当年建成投入使用,为民众提供读书阅报服务。

　　3.推广、发展体育活动

　　抗战时期,重庆在推广、发展体育活动方面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推进国术馆工作。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武术传统,增强民众的身体素质,重庆市早在1928年就成立了重庆国术分馆,一些县也纷纷设立国术馆(附设于民众教育馆)。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市国术馆与各县国术馆积极开展武术推广活动。除了开办国术训练班外,为了增进民众对国术的兴趣,国术馆还经常组织到各地进行表演,不少县还举办设擂比武活动。1942年,在积极推进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重庆国术馆还开展国术师训练,到各学校指导国术发展,并举办了重庆市国术表演比赛大会(1940年12月)、陪都第一届国术竞赛大会(1944年4月)等国术竞赛活动,[7]为普及国术、推动民众健体强身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积极推进儿童体育。为了发展儿童体育,抗战时期陪都专门筹设了国民体育委员会,并于1942年4月4日举办了全市性的儿童健康比赛和体育活动。在当天儿童不仅可以免票进入各运动场所,而且在购买文娱体育用品时可以享受减价优惠。三是筹划、举办全市性大型运动会。在学生方面,为了加强学生的身体锻炼,1943年5月,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运动场举办了重庆市专科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共有22所学校的运动员参加。南开运动场四周看台观众人山人海,不少观众从数十里外赶来观看。[7]1944年6月,重庆市教育局联合教育部又举办了陪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运动会。运动会期为3天,主要有田径、游泳、团体操表演等运动项目,计有6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800余名运动员参赛。在此次运动会上,文化区(即1938年3月成立的重庆沙坪坝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各校代表队夺取了大多数奖牌。国立中央大学获田径、游泳等项目冠军二十余个,夺得大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中大和重庆大学还打破多项市记录。[7]除了举办学生的体育运动竞赛外,当时还举办了很多群众性体育活动与竞赛。如比较大型的有1941年5月举行的重庆市民运动会、1942年9-10月举行的重庆市第一届运动会、1943年10月举行的重庆市第二届运动会及国民兵运动会、1944年9月举行的陪都第一届公务人员运动会、1945年6月举行的重庆市第四届运动大会等等。1943-1944年间,重庆还举行了多次航空模型比赛。在此之外,重庆还多次举行嘉陵江水上运动会、爬山比赛和滑翔运动、伞塔跳伞活动以及各种为筹募体育基金而进行的义赛等群众性体育活动。除了这些全市性的运动会、活动之外,抗战期间川东地区的一些县也纷纷举办县级运动会。抗战期间这些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不仅宣传了强身健体意识,传播了体育知识,而且还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4.电化教育、电影教育和播音教育

　　为了适应抗战建国需要,重庆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各省市实施播音教育办法》等文件,大力推进电化教育、电影教育和播音教育,电影、广播等现代传媒被广泛运用于民众教育领域。如1938年5月,教育部为辅助青年自修学习,特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举办教育播音,“每逢周一、周三、周五及周日下午7时到7时半播讲,内容包括各级各类教育专题,对象为中等学校学生和一般民众。所需讲义由教育部供给。如有疑难问题,可随时请教育部播音委员会解答。”[4]752除了辅助自修的讲座之外,为了服务抗战宣传与建国需求,抗战期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还不断充实内容,开辟了抗战讲座、青年讲座、儿童训练与公民训练等多方面的讲座。在电影教育方面,为唤起民众参与抗战的热情,抗战时期重庆播放了《中华儿女》、《好丈夫》、《保卫我们的土地》、《华北是我们的》、《血溅宝山城》、《孤城喋血》等揭露日寇残暴行径和歌颂我军民奋勇杀敌的电影,这些影片虽然拍摄技术稍显粗糙,但其所饱含的爱国主义意识深深感染了陪都广大民众。除了放映中华电影制片厂自行制作的电影外,当时重庆各地还巡回播放同盟国制作的抗战影片。抗战时期,电影已由奢侈品转换为一种民众读本,激发了陪都民众心中蕴蓄已久的抗战爱国热情。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这些民众教育举措之外,音乐教育、戏剧教育由于其蕴含强大的精神动员力量亦受到高度重视并广泛开展。如在1937、1938年的7月7日,重庆举办了轰轰烈烈的歌咏活动,抗战救亡歌曲传遍重庆的大街小巷。1938年11月1日至1940年7月底,教育部实验巡回歌咏团先后在成渝等地以音乐巡演并配合讲演的方式推动抗战宣传。除此之外,战时重庆还注意召集、指导民众集体歌咏,唤醒了民众的抗日情绪。1939年元旦,重庆满街遍贴“保卫国家”、“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等标语,全市商店停业3天以示庆祝,政治部借机于公园组织露天音乐会,合唱抗战歌曲,以唤醒民众抗战爱国热情。[8]1939年11月,重庆市党部为贯彻中央社会部、宣传部指示,联合各机关成立了重庆市普及民众歌咏运动委员会,负责推行重庆市民众歌咏训练运动事宜。歌咏训练计划拟订为四期:其中第一期从1939年12月1日至1940年1月15日,训练歌曲为《国歌(党歌)》;第二期自1940年1月16日至2月底,训练歌曲为《总理纪念歌》和《抗战建国歌》;第三期为1940年3月1日到4月15日,训练歌曲为《新生活运动歌》、《青天白日满地红歌》。[9]为推进重庆市普及民众歌咏运动发展,重庆市还颁布了《重庆市普及民众歌咏运动办法》,要求“利用国民月会及其他各种集会时训练,每次训练时间以20分钟为原则”[10],并强调“商请中央广播电台每周规定时间播唱训练歌曲,通告全市装有收音机之住户按时开听并由市动员委员会于市内适当场所分别装置播音机以便民众聆习。”[10]为了使歌咏训练严密有序,当时的歌咏训练还和保甲制度相结合,并颁布了《重庆市各保甲民众歌咏训练办法》予以规范。

　　在戏剧教育方面,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推进戏剧教育要点与计划,1938年6月4日,重庆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1938年10月,在全国文协和剧协的领导下,重庆举办了持续23天的第一届戏剧节,戏剧节采取了盛大的街头演出形式,计有25支演出队、500余名戏剧工作者与1 000余名业余戏剧爱好者参加演出,观众达数十万人。1939年元旦,重庆戏剧界又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晚上,2 800多名戏剧界人士高举火炬彩灯在重庆市中区游行,并表演了由七个剧目组成的《抗战建国进行曲》。1940年10月,全国剧协又在重庆举办了第二届戏剧节,本届戏剧节有15个话剧团和8个其他剧种的剧团参加公演,演出剧目主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抗战时期,中华杂技团、中华魔术团、南洋杂技团、万能脚杂技团、麻子红杂技团、河北飞车团等杂技团体也纷纷来到重庆表演,[11]504-506这些团体通过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为了增进抗战戏剧宣传,各地还成立了戏剧教育队,如1941年重庆北碚等地成立了戏剧教育队,开展话剧公演,与此同时还举办了青木关戏剧讲习班;璧山县还成立了戏剧教育讲习会,设立了璧山县青年剧社,开展了辅导迁建区各级学校组建歌咏戏剧团队等活动。[12]35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抗战宣传活动。

　　(二)各类学校兼办民众教育

　　抗战时期,重庆市还根据教育部颁发的社会教育的法规、法令尤其是《各级学校办理社会教育办法》,通过办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以及其他形式开展民众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1.国民学校民众补习教育的实施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扫除文盲,重庆市政府颁发了《重庆市战时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实施要点》,并组织“重庆市战时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推行委员会”,要求各地创办民众学校,对16~30岁之间的失学民众开展公民教育和识字教育。1940年3月,教育部颁发《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纲领”将国民教育分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明令在国民学校及全镇中心学校内实施,要求全国从15岁到45岁的失学民众按照“纲领”分批接受初级或高级民众补习教育。“纲领”还规定中心国民学校和国民学校各设儿童及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民教部设成人、妇女班,收容失学民众施以补习教育。为了贯彻教育部的指示和要求,1940-1941年间,重庆市社会局制订了《重庆市国民基础学校暂行规程》和《重庆市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设置民教部办法大纲》与“实施细则”以及《重庆市失学民众强迫入学办法》,规定自1941年第一学期起,各中心学校、国民学校等一律设立民教部,办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民众补习教育在全市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41年全市国民学校民教部入学民众15 800人,毕业者12 640人;1942年入学民众15 000人,毕业13 587人;1943年,入学民众4 793人,毕业3 547人;1944年入学民众5 213人,毕业3 949人;1945年入学民众16 105人,毕业1 537人。[5]392仅沙坪坝区1942年度就办民教班152个,约收学生7 600人,几乎占了全市的一半。除了重庆主城区,川东其他各县亦有较大发展,根据南川、秀山、丰都、垫江教育局统计,“1940年就有民众学校832所,入学学员达77 293人。1943年南川县中心学校、国民学校共设成人班327班,入学人数达86 401人,此外还办有民众识字班150班,入学人数达4 000多人。”[5]

　　2.各级学校兼办的其他形式的民众教育

　　在小学方面,在办理民教部的同时,陪都各小学还通过其他方式兼办民众教育,积极开展出壁报、通俗讲话、写抗战春联、组织歌咏队、戏剧杂耍、清查户口、组织保甲长训练、协助组织合作社、农业推广、提倡民众造林、为民众代笔、卫生指导、体育指导、书报阅览、协助民兵训练等等活动。除此之外,陪都各小学还利用节假日开展科学知识普及工作。总体而言,小学兼办民众教育主要是围绕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日的中心任务展开,重在抗战宣传,唤醒民众。中学兼办民众教育主要是在课外活动中进行,主要有通俗讲话、喜剧歌咏团、民众卫生指导、救护训练、成绩展览会等,内容与小学类似。为了激励广大中小学生参加民众教育的积极性,1943年11月23日重庆市教育局还举办了陪都社教扩大运动周,展览了学生的有关作品。重庆私立南开中学、重庆私立树人小学等一批表现突出的学校受到嘉奖。[5]418在渝各高校的民众教育开展,则围绕专业实际进行,主要开展农业推广、防空防毒知识传习、救护训练、水利与土木工程指导、公共卫生指导、民众读物编辑、提供法律顾问、地方自治指导、电影及播音科学技术传习等等服务活动。如1943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专修科为培养电影演员增设“电影戏剧组”一班,修业年限2年,补充了当时急需的电影人才。四川国立教育学院从1938年到1945年秋,在配合抗日宣传之余,还通过举办学术讲座、民众夜校、电化戏剧教育、职业补习、农业推广、农业技术指导等形式开展民众教育。1938年该校还组织了电化教育组、抗敌宣传队和嘉陵剧团从事抗日宣传。国立中央音乐学院则于1941年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为西部省市教育厅局培养中学音乐教师和民众教育馆音乐专业人才。[5]401-402

　　(三)中央政府直接办理的民众教育

　　抗战时期,教育部还在重庆先后设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1940)、教育部附设青木关民众教育馆(1941)、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1942)、教育电影画片社(1942)、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1942)、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礼乐馆(1943)、国立中央美术馆(1943)等机构,这些机构以发扬民族意识、增进生活学识、灌输科学常识、授予生活智能、协助学校教育为宗旨,积极推进民众教育,成绩斐然。如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除了开展了民众教育馆事业研讨之外,还承担了编辑民众教育馆教材以及筹备示范设施等任务;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于1941年2月1日起对外开放阅览,设有普通报章阅览室、儿童阅览室、中文与西文参考室、图书影片室及三民主义研究室,另辟有小型学术演讲厅和文物展览室等,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人员在边地考察、内地调查研究、撰写考察报告和研究著述、藏品整理之余还举办了正式展览活动,如1943年10月博物院研究人员展览了其整理后的调查研究所得以及该处藏品中最尊贵的善斋铜器和从中央研究院所借来的石器。同年11月12日,为响应教育部倡导,博物院又在重庆进行了一次专题展览,参观者近10万人。[5]426

　　三、结语——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的成效与历史影响

　　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的发展,是战时重庆教育大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它不仅对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而且对当时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无论是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教育、电化教育、播音教育、戏剧教育均以救亡和启蒙作为主旋律,提高了陪都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激发了陪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动员并推动了全社会抗战氛围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广大民众对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其次,它对民众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开启了民智,使普通民众受到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洗礼,提高了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仅以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为例,据统计,“自1941-1947年,重庆市各校民教部共扫除文盲74 121人,约为失学民众总数298 779人的25%。”[4]503再次,它培养并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抗战的军事力量,为抗战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补充,促成了抗战物力数量的增加和效能的提高。经过民众教育的抗战宣传、动员,不少山城青年踊跃参军,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时期广泛开展的体育活动不仅推动了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增强了民众的体质,弘扬了民族精神,而且还充实、丰富了陪都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部分体育运动还培养、充实了抗战的军事力量,为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补充。如国术竞赛大会、渝蓉埠际航模竞赛、渝蓉粤桂航空模型比赛、滑翔运动、伞塔跳伞活动,这些竞赛和活动不仅“传承与发扬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弘扬了中华武术,而且通过航空模型竞赛,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航空人才,为战时空军输送了后备人才。”[13]最后,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陪都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民众对知识的需求,在政策宣传、良好社会风气倡导、人民生活改善、优良德行陶冶、爱国思想训练、谋生技能传授、民众娱乐改善、养生习惯养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4]。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值战时,受制于时局动荡、经费短缺、人力不济、督导不力等多方面原因,重庆民众教育的成效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与预期仍存有一定的距离。如在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方面,1944年根据教育部驻沙坪坝区督学周登云报告:“各校民教部多未举办,已办者亦复有名无实。”[4]502-503但不管如何说,抗战时期重庆民众教育的积极作用不容抹杀和否定。

　　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创新研究”(10JYA880112)成果,同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362014XK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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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09 1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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