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的建立与活动
2018-02-15 15:02:35  来源：宁夏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6年春，贺自正任宁夏实验小学校长。他学识渊博，思想开明，治教有方，积极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办学方向，在学校形成了“爱国、爱校、爱家”的风尚。在任期间，他面向全国聘用优秀教师。这些被聘用的教师大多都亲身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思想活跃、追求真理。到实验小学后，他们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带到学校，在教师中广为传阅。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宣传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传播民主爱国思想。翌年春，贺自正又从山西太原聘用两位教师，一位是杨文海，另一位是薛嵩山。杨文海在山西时，曾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后因地下党组织遭敌破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到宁夏省城任教。杨文海到实验小学后，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与进步教师薛云亭、涂春林等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掀起了宁夏省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7年8月，江苏省淮安县下河镇小学教师与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新安长途修学旅行团(简称新安旅行团)一行18人，在校长汪达之、旅行团长刘汝秀(中共党员)、总务干事许志贯的带领下，实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新教育主张，从江苏淮安出发，途经上海、南京、北平、包头，再经五原、临河，到达宁夏境内，在石嘴山、平罗、宁夏省城等地，通过放映电影、幻灯片、演唱救亡歌曲、推销进步书刊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宁夏省城，他们多次到实验小学与师生座谈、联欢，演出话剧，教唱抗日歌曲，介绍全国的抗日形势，放映反映儿童抗日斗争史的《小五义》，反映祖国被日本吞食的《民族痛史》，宣传防空常识的《防毒面具制造法》等无声电影，还放映他们自己制作的《全国总动员》《儿童与抗战》《抗日漫画辑》《保卫大西北》等幻灯片。每次放映都激起实验小学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暴行的痛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校园上空。新安旅行团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救亡热情，使宁夏省城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新安旅行团的到来，无疑对宁夏省城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7年12月，在新安旅行团的影响下，实验小学的进步教师杨文海、薛云亭、孙芳山、涂春林等秘密组织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少战团)，最初的成员有：宋谦、李志纯、马春元、钱钺、杨茂岚、徐振华、李有祯、邵景禄、杜子英、饶钰馗、史文通、贺守中、冒海天、杜子玉、刘鑫、巨玉莲、王介文等人，他们的年龄平均为十四五岁。少战团成立之初的计划是：第一步，以战地服务的名义，离开宁夏奔赴抗日战场;第二步，把队伍带到延安去学习;第三步，在延安学习后，取得党组织许可，前往战地服务，之后重返宁夏从事革命活动。少战团经过充分酝酿，制定了团歌、团章、团员守则，还起草了《宣言》及《告西北同胞书》，选举宋谦、李志纯任正副团长，下设组织、宣传、生活等部。少战团团章规定少战团的宗旨是“爱护中华，赶走强盗”，战斗口号是“火线就是战场，战地就是课堂”。少战团团员必须遵守团的纪律，做到三要、三不做和三不怕。“三要”即一要服从组织决定，二要保守组织秘密，三要忠心耿耿为抗战、为战地服务。“三不做”即一不做亡国奴，二不做汉奸，三不做(日军)顺民。“三不怕”即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不怕牺牲。

　　少战团成立后，随着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活动逐渐公开，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杨文海、薛云亭等教师计划带领少战团员去抗日前线战地宣传慰问。但是这必须得到宁夏省政府的批准。为此，杨文海、薛云亭等教师多次带领少战团员到马鸿逵公馆请愿，要求赴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马鸿逵在公开场合也大讲“实施总动员”“参加抗日”，但不同意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经过少战团员们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请愿，马鸿逵才表示同意，于1938年1月令省政府正式批准，但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只准在宁夏境内活动。②请愿斗争虽然未达到出省赴抗战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的目的，但争取到了少战团在宁夏境内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合法地位。

　　就在这年11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来到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他广交朋友，积极发展地方抗日力量，将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高立天等进步教师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并积极支持和指导少战团的工作。在李仰南的启发下，学校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学生阅读《全民抗战》《群众》《青年自学丛书》《文艺阵地》等进步书刊，教唱《大路歌》《毕业歌》《九一八以来》《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同时，还在学校开设了军体课，进行军训、防空、防毒演习，开展献金募捐、给前方战士写慰问信等活动。这些活动为日后少战团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李仰南还十分注重对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等少战团发起人的培养，从学校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到全国抗日形势、国家前途等方面与他们多次交换意见，促膝谈心，向他们借阅延安出版的《新华日报》《解放》等报刊，还送给杨文海一份党章。当时杨文海阅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后，深受启发，马上找李仰南商量如何在宁夏省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而且把进步报刊推荐给其他进步教师阅读，在教师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等人向李仰南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8年初，李仰南代表党组织吸收他们3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少战团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进入高潮，少战团员迅速从几十人发展到200余人，先后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剧团，活动也由校内走上街头，走向民众，成为当时全省抗日宣传救亡运动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

　　当时，少战团开展抗日宣传的主要形式是办街头壁报。壁报由进步教师涂春林主编，每月一期，每期抄写两份，一份贴在鼓楼;一份贴在第一市场(今新华街口南)。形式有连环画、漫画和抗日战争形势图，由少战团员向群众宣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街头壁报受到了宁夏省城各界群众的欢迎，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

　　利用集市在街头向群众进行讲演，是少战团宣传抗日救亡的又一主要形式。在讲演中不仅向群众介绍全国的抗日形势，还向群众做时事报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打倒汉奸》《小放牛》等抗日救亡歌曲，演出《王芳救国》《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打回老家去》等优秀剧目。特别是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剧时，当演到一个卖艺老人因乡土沦丧流亡他乡，以卖艺为生，女儿年幼，唱曲难免闪失，老人为保持收入，违心地忍痛举鞭抽打女儿时，台下就有群众挺身而出，上台大喊“放下你的鞭子!”这时少战团员马上向群众说明这个卖艺人家所以落到这步田地，根源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进行义愤填膺的演讲，一下子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台上台下爆发出愤怒的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少战团还利用各种纪念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少战团邀请社会各界妇女，在实验小学礼堂召开了宁夏省城历史上首次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当时，宁夏省抗敌后援会会长、马鸿逵的五姨太邹德一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议期间她虽未到会，却给大会发来贺信表示支持，使大会合法化。宁夏省党部也派员“莅临指导”。会上，大会主席报告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妇女代表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宁夏省党部组织科科长袁金章也在会上发表讲话，少战团团员演出了宣传抗日的文艺节目。这次纪念大会开得很热烈，实验小学礼堂挤满了人，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3月，少战团组织宣传队，由杨文海、涂春林等教师带领，赴平罗、贺兰、宁朔、金积、中卫等7县进行了3个月的抗日救亡宣传。7月，又由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师薛云亭带队，联合宁夏中学宣传队赴平罗、贺兰、黄渠桥、石嘴山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几个月的宣传中，少战团员们一路渡黄河，爬沙窝，顶酷暑，走遍全省各主要城镇，大大激发了全省民众的抗日热情。

　　当少战团员到达平罗时，正值群众赶庙会。少战团员们便在戏台对面搭台进行演讲，唱抗日歌曲，演抗日剧目。一时间，看戏的群众簇拥在少战团员们的周围，静静地听着、看着，台上台下形成了共鸣，庙会变成了宣传抗日救亡的群众大会。当年宁夏《民国日报》曾对他们在各地的活动做过很多报道，如7月26日报道：“省垣暑期宣传队实小宣传小队，于昨日上午12时过此……因适逢集市，稍息即由该小队长李有祯率领全体队员到市讲演，讲题大意为日本欺负我们，已忍无可忍……为着我们的国家、民族，前方的将士已死掉了许多，我们应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责任。当时，听众围满街头，颇为感动云云。”又如“省立实验小学暑期宣传队，下午抵姚伏堡，稍事休息，在唐徕渠畔唱救亡歌曲，集人甚多，由队员菊光清、杨存义向群众演说现在打仗的情形及日本残杀人民的状况，听众莫不切齿。演毕时已黄昏，顺便在堡门外用饭。当时并有多人围绕与该队顾问高立天、薛云亭谈话……”又如“省垣小学宣传第二队在灵武作扩大宣传，用谈话式下乡对民众宣传，学生活动对妇女颇收宏效”，“23日分成四小组赴城郊四乡，景况之热烈紧张得未曾有云”。少战团在吴忠堡宣传时，金积县县长、区长还向少战团献旗致敬，锦旗上题有“朔方晨钟”“为国宣劳”“唤起民众”等词，集会群众数千人之多。这些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战团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广泛、深入与影响之大。

　　少战团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大大推动了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地以学校为阵地，也纷纷建立了抗日救亡团体。杨一木、李东甫、王振刚等中共党员在黄渠桥北校成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分团”，有100余人参加。平罗县城小学在中共党员苏文、校长刘廷栋和教师贺闻韶的领导下，成立了“少年农村服务团”，有100余人参加。石嘴山、宝丰、姚伏等城镇学校，都成立了人数不等的学生抗日救亡团体。中宁恩和小学在中共党员江生玉的领导下，也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中卫中学，因为在抗战前就有尚建庵(尚钺，失去组织关系的老中共党员)在那里任教，在学生中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爱国青年。

　　随着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发行量也急剧增加。这年，仅宁夏省城的销售量就达到了1700余份。在宁夏省城和外县，许多书店都代售《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全民周刊》《中国农村》《抗战》《解放》《团结》等进步刊物，还有一个书店则半公开代销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解放》与《团结》杂志。宁夏的《民国日报》还发表过几篇共产党人撰写的反对德意路线，介绍晋察冀边区情况的文章。①由于全省各地抗日救亡团体都在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领导下进行，从而形成了在中共宁夏工委领导下的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救亡宣传力量。各地的抗日救亡团体，使封闭落后的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一再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当时，中国回教协会曾有几位高级人士到宁夏省城考察，他们对地处西北边陲的宁夏省城会有如此浓厚的抗日气氛，深感意外，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更是赞不绝口。

　　1938年7月，宁夏省党部下令“划一全省救亡组织”，取缔少战团，教师杨文海、少数少战团员被迫离开宁夏省城，赴延安参加革命，少战团遂解体。

　　少战团诞生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之中，虽然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但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从银北到银南，从城市到农村，长途跋涉1300余里，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唤起了银川地区各族各界人民的抗战觉悟，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骨干，在银川乃至宁夏抗日救亡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2-15 15: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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