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秘密大营救
2017-10-19 11:32:59  来源：《广东省志》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民国30年(1941)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许多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因宣传抗日爱国主张遭到迫害，在内地难以立足，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从上海、武汉、广州、桂林、重庆、昆明等地辗转撤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创办了进步的报刊和社团，带来了香港抗战文化的兴旺，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援助，起了重大的作用。当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皖南事变”时，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联名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公开信，表示抗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九人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这些抗日讨顽的檄文，震动中外。所以日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都把这些爱国人士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香港沦陷时，困于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人士约有300多人，处境十分危险。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此极为关注。在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当天，民国30年(1941)12月8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居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9日，南方局和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领导人，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随后，周恩来还就文化界名人和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转移和安置等事宜，多次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要求周密部署，细心安排，保证安全疏散和转移;在东江游击区、惠州、曲江、桂林等地，要做好接待迎送工作;留在香港的须符合秘密条件;特别对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要全力保证他们安全撤离。

　　在日军进攻香港前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香港召开会议，研究了营救工作。会议决定乘日军刚到香港，对情况还不了解以及居民疏散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并决定刘少文负责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林平负责布置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和连贯迅速经东江游击区到韶关和老隆，布置在国统区的掩护点和交通线。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在游击队的护送下，首先安全到达惠阳游击区。

　　为了开辟敌后战场，营救滞港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起，东江抗日游击队就派出数支手枪队和短枪队，分数路进入新界。仅数十天，进入新界的队伍已有近百人。为做好营救工作，游击队开辟了从九龙港九大队交通站到惠阳宝安东江抗日游击区东西两条线路：东线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九龙坳到西贡，然后在企岭下或深涌湾乘船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或沙鱼涌登陆，转入惠阳地区游击队驻地。这条路线主要由蔡国梁、黄冠芳、刘黑仔、江水、萧华奎、刘春祥、陈志贤等领导的武工队负责护送。西线从九龙市区穿过上海街入青山道，过九龙径到荃湾，再经大帽山到元朗十八乡，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到白石龙游击队根据地。这是香港难民疏散回内地的路线，可利用它混进难民中撤退。这条路线由黄高阳负责，曾鸿文率武工队护送。这两条路线都有日军的岗卡，并随时都有可能遭土匪拦截。为接待从香港脱险归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东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以敌后文委黄日东负责的临时接待机构。为了解决接待经费问题，东江抗日游击队多方筹集了一些钱粮，开拓税源，增加税款收入，号召部队紧缩开支，开源节流。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请求，中共中央汇款几十万元给东江抗日游击队。港澳台地区知名人士和爱国同胞也出资帮助。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资助10万元，台湾一位黄先生也捐助了一笔钱作为抢救经费。

　　营救工作是从寻找营救对象开始的。12月8日，正当日军进攻九龙的上午，廖承志在香港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住在九龙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赶紧转移到香港隐蔽起来，等候下一步布置撤退。18日下午，在日军飞机猛烈轰炸后，鉴于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的短枪队已进入九龙，撤退的方案和途径已经制定，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确定了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时的必须经费。

　　但是，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分区、分段、挨家挨户检查，搜捕抗日分子、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并发布命令，限令有关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还在香港公开场合点名要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到日本占领军司令部“会面”。在日军的多次搜捕中，这些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一再改变住址，到处躲藏。刘少文和梁广在香港具体负责领导营救工作，根据廖承志提供的名单，通过个人关系，把营救对象一一找到，并帮助他们转移到较安全的住地，然后安排他们分批撤退。

　　民国31年(1942)1月1日，东江抗日游击队首先安排被日军点了名和在港影响较大的人物，紧急离开香港。这部分人在范长江组织下，有交通员护送，分批从香港乘船到澳门，然后转移到大后方。这部分人有：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廖梦醒、金仲华、千家驹等。何香凝、柳亚子等由专人护送，乘飞机从海上撤至海丰。而宋庆龄则抢在日军轰炸启德机场之前，由香港直飞重庆。其他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武工队的护送下，从民国30年1月5日晚开始，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到达九龙游击队交通站。

　　1月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邹韬奋、茅盾、沈志远、胡绳、戈宝权等五六十人化装成难民，离开九龙市区，从西线被护送到宝安白石龙。

　　1月底到2月底，是营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每批少的十来人，多的二三十人。还有一些人，因为在香港逗留时间长，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宜跋山涉水，另外安排他们偷渡到长洲岛，再过澳门转内地。他们冲破日军的严密搜查、封锁，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到6月底，营救工作结束，从港九地区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800多人，其中比较知名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沈志远、胡绳、张友渔、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陈汝棠、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戈宝权、黎澍、胡仲持、韩幽桐、吴金衡、叶籁士、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徐伯昕、胡耐秋、梁若尘、黄药眠、杨钢、胡风、沙千里、周钢鸣、袁水拍、蔡楚生、金山、王莹、叶浅予、萨空了、章泯、特伟、赵树泰、蓝马、凤子、盛家伦、俞颂华、华嘉、胡考、成庆生、叶方、戴英浪、许幸之、吴在东、李枫、丁聪、杨东莆寸、叶以群、于伶、端木蕻良、沙蒙、郁风、邓文田、邓文钊、梁漱溟、高士其、宋之的等。近百名英国官兵、各国侨民和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在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也安全撤离香港。如国民党少将陈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南京市长夫人，著名电影明星胡蝶等10多人。此外，还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

　　被营救出来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人士，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时，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粮食、肉类和药品奇缺的情况下，游击队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安排好食、宿、医疗，并邀请他们参加部队各项政治活动、文化活动，使他们大受感动。邹韬奋对东江游击队的报刊——《新百姓报》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建议把报名改为《东江民报》，获得东江游击队领导人的赞赏。邹韬奋为《东江民报》题写了报名。茅盾也为《东江民报》副刊《民声》题名。许多文化人为游击队讲课、作报告。如邹韬奋讲《中国民主政治问题》，茅盾讲文学，胡绳讲哲学，沈志远讲政治经济学，黎澍讲中国革命史，戈宝权讲《苏联的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苏联》。曾任军医处长的陈汝棠和病理学家吴在东给医务人员讲解解剖学、病理学等。

　　在香港秘密大营救中，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及时保护了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进一步密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患难与共的关系，维护、加强抗日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受到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赞扬。邹韬奋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护卫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茅盾称赞这次营救工作“是难以想像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正是一场秘密大营救。”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0-19 11:34:2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香港的18天抗战与最后的老兵

下一篇：浅论香港抗战的贡献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