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日战争的贡献与牺牲
2017-10-16 17:07:37 来源：王纪卿 点击： 复制链接
(在长沙六所职业院校读书活动上的专题报告)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很高兴应湘图讲坛之约，来到我们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跟大家分享对湖南抗日战争的认识。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是湖南人，而且一贯喜欢鼓吹湖南人，凡是湖南人的优点和长处，湖南人的功劳，湖南人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我都会极力地进行宣传推广。关于湖南的抗战，我也在著作和博客里写过一些，但我直到不久以前，对湖南抗战的特点，湖南的抗战跟全国其他省份和地区的抗战相比有什么不同，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思考，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但在一次游览抗战纪念地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获得了一个思考的提纲。前一阵子我去了衡阳抗战纪念城，看了市中心岳屏山顶的纪念碑，看到一块石碑上，铭刻了1946年衡阳市参议会的议长杨晓麓、副议长欧炳坤和另外三位议员写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关于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的呈文，以及蒋介石在1947年的批复。这两份文件，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是杨晓麓老先生的儿子和孙子于2007年，在衡阳抗战纪念城命名奠基六十周年的时候，从加拿大献给衡阳市政府的。杨晓麓先生等五人，向国民政府申请，把衡阳市命名为抗战纪念城，他有什么理由呢?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单单要把一个衡阳市命名为抗战纪念城呢?理由就是他在申请文件里提出的衡阳保卫战所具有的四大特点。他对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用十六个字，做了四点概括。第一点四个字，是“相持较久”，第二点四个字，是“关系至巨”，第三点四个字，是“贡献最大”，第四点四个字，是“牺牲最烈”。这十六个字对于衡阳保卫战的性质，是很贴切的总结。
首先来看看什么叫做相持较久。由于衡阳保卫战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将近两万人孤军守城，而围城和攻城的日军有四个师团，一个师团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兵力，四个师团就有大约九万人，是守军的四倍多。我们的第十军挡住了四倍于我的日军，坚守衡阳四十八天，纵观中国的抗战史，确实没有一个城市在日军优势兵力的直接攻击下，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杨晓麓参议长说，衡阳保卫战相持较久。其实呢，可以说衡阳保卫战，是除了第二次淞沪会战以外，十四年抗战中打得最持久的一场城市攻防战。而第二次淞沪会战，无法跟衡阳保卫战相比，因为第二次淞沪会战我方出动了七十万大军，日方出动了三十万大军，我方在兵员上是占有优势的。而衡阳保卫战中，我方兵力是大大处于劣势的。所以说，衡阳保卫战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孤军坚守四十八天，是很难能可贵的。
其次，为什么说衡阳保卫战关系至巨?这次战役发生在1944年6月下旬至8月上旬，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看好，日本失去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为了挽回颓势，企图开辟安全的交通线，急于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他们急于打通从朝鲜釜山经中国直达马来亚的大陆交通线，以运送兵员和战略物资;第二，他们急于摧毁美国空军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的机场，以避免美军飞机从这里起飞去轰炸日本本土;第三，他们急于打开西进的道路，以攻击中国的陪都重庆。而衡阳的地理位置，处于粤汉铁路线和湘桂铁路线的中间，日军占领不了衡阳，所谓的大陆交通线就中间梗塞了，日军也无法顺利地攻击美军在中国西南所设的空军基地和机场，无法顺利地向西推进，威胁重庆。所以中国军队能不能守住衡阳，关系到国内外战略大局。本来，日军一直担心中国方面将美械装备的远征军从滇缅地区调来，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可是那个时候，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正在忙于进行缅甸大反攻和滇西大反攻，抽不出兵力来增援衡阳。日军当然很高兴，以为他们一举就能攻下衡阳，却没有料到，尽管中国没有把远征军和驻印军精锐的美械部队调到衡阳，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却阻止日军前进步伐长达四十八天之久，阻碍了日军战略计划的如期实施。所以杨晓麓先生说，衡阳保卫战关系至巨。
第三，为什么说衡阳保卫战贡献最大?衡阳保卫战打了四十八天，立下四大功劳。第一，给中国大后方提供了从容部署兵力的时间;第二，使美军在太平洋上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夺得塞班岛，因为1944年6月到7月，美军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经过苦战，对塞班岛的日军进行攻击，夺占了这个岛屿，衡阳保卫战开始的时候，塞班岛战役已经打了十二天，所以两个战役大致上是同步进行的，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在中国死死拖住日本的兵力，虽然蒋介石在其他战场上没能做到这一点，但衡阳这边却成功地牵制了日军兵力，使他们无法从中国大陆抽调兵力增援塞班;第三，衡阳保卫战的旷日持久，以及日军在塞班岛的溃败，使得日本非常狼狈，东条英机的内阁穷于应付困难的局面，很快就垮台了;第四，给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全世界的盟友都知道，中国虽然装备非常窳劣，却仍然能够担负牵制日军的任务，所以他们可以集中兵力击败欧洲轴心国的军队。蒋介石承认衡阳保卫战的这四份功劳，他认为这是全世界少有的战绩，是中华传统道德精神最显著的表现与发扬。总之，衡阳守军以少量的兵力，牵制和阻滞了日军大兵团的行动，可以说是奇功一件。杨晓麓参议长认为，衡阳保卫战的功劳，是可以跟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量齐观的。
第四，为什么说衡阳保卫战牺牲最烈?衡阳保卫战，从军队来看，第十军近两万人，打得只剩下了三千人。方先觉军长为了保全这三千人，向日军投降了。一万六千人，这是第十军阵亡的人数。平民死伤多少人呢?根据杨晓麓参议长的统计，为三十五万一千零三十八人。这相当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的人数啊。当然这里面包括伤者，还有一些是因为战争造成的饥荒而饿死的，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为抗战做出了牺牲。光是配合作战，帮助军队构筑工事的民夫，就有三千一百七十四人葬身在枪林弹雨之中。衡阳市内，被烧毁的房屋多达四万五千六百九十七栋，根据当时衡阳市的规模，其被毁的房屋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了。被摧毁的大小工厂有一百八十三家，荒废的田园有三十七万五千亩，财产损失达到八万多亿元。其破坏程度跟德国的汉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一下，衡阳保卫战之后，劫后遗民只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加上伤亡者，原有大约二百万人，伤亡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一，这种牺牲，真可谓最为惨烈了。
这里说几句题外的话。中国在抗战中付出巨大的牺牲，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武器太差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战争是在我们本土进行的。一场战争在哪里进行，哪里的人民就会遭受最惨重的损失。哪怕当时中国武器与日本相当，日军在我们的国土上打仗，我们还是会有很大伤亡和损失。而中国人在历史上，很多次都是在自己的领土上打击入侵的敌人，美其名曰关门打狗。关门打狗固然好，狗是跑不掉的，但狗在家里乱咬乱撞，我们的损失会很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不光是中国，美国在二战中，一开始也是如此。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明明知道日本在那段时间内会对美国本土发起攻击，但他们不能提前行动，不能先发制人。为什么呢?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就对罗斯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截获了日本的情报，明知道他们会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对我们发起打击，我们为什么不打出第一拳呢?罗斯福说：“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人民。”罗斯福这番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民主国家不搞军国主义，不会率先发起战争。第二，民主国家需要征得民意机构的同意才能发动战争，在美国遭受日本打击之前，民意机构是不会批准美国对日开战的。所以，凡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要承担先受打击的损失。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的对外关系，一直只吃一道大餐，就是和平大餐，所以中国在国际间的武力争端中，从来不会先动手，而我们在上世纪的十四年抗日战争，除了远征缅甸以外，基本上都是在本土进行的。只要是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战争在哪里进行，哪里的民众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我想，今后能不能尽可能地把敌人拒于国门之外，把战争局限于敌对国家的境内，从而减少本国民众的牺牲和痛苦，我认为，这是当政者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现在回到正题。杨晓麓参议长用来评价衡阳保卫战的十六个字，我看过之后，觉得他总结出来的四个要点很精辟。我想，只要把它稍微改一下，用来阐述湖南全省抗日战争的特点，是非常合适的。其实只需要改一个字，把“相持较久”改为“相持最久”就行了。于是就成了“相持最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牺牲最烈”，这三个“最”字和一个“至”字，就是湖南抗战不同于全国其他省份和地区抗战的特点。
湖南的抗战，从1939年9月份开始，到1945年6月为止，共有六次大兵团作战，其中有三次是长沙会战，分别发生在1939年9月至10月、1941年9月至10月和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一次常德会战，发生在1943年11月至12月，一次长衡会战，发生在1944年5月至9月，一次湘西会战，发生在1945年4月至6月，也就是最近电视剧在演的最后一战。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共有二十二次中日双方出动大兵团作战的大会战，而在湖南一个省内，就发生了六次，有的人计算为七次，即把长衡会战拆分为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这就是说，湖南境内发生大会战的次数，占全国大会战的四分之一强，乃至三分之一弱。光从这个比例来看，湖南的抗战，对以上说的三个“最”字和一个“至”字，就是当之无愧的了。何况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除了长沙以外，都没有经历过四次会战，哪怕是三次都没有，惟独长沙是四次大会战的中心，由此可见湖南的抗战，在全国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下面我试图以四次长沙会战为例，具体来说明湖南抗战的四大特点。
首先来说相持最久这个特点。刚才说过，中日双方从1939年9月开始，到1944年6月为止，以湖南省会长沙为中心，进行了四次长沙会战。日军在前三次长沙会战中，都没能把长沙占领，直到1944年6月19日，才得以占领长沙。也就是说，日军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占领长沙的企图。这种相持，毫无疑问，在全国而言，是时间最长的了。诸位都知道，全国的抗战，到了1938年10月武汉会战落下帷幕的时候，就进入相持阶段了，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一致的论断，也是我们今天的历史学为抗日战争划分的阶段。那么，日军在中国面对的最强大的抵抗力量之一，就是中国的第九战区，而第九战区的中心地带就是长沙。日军若要打破相持的局面，必须突破长沙防线，而中国军队以长沙为支撑点，在湘北、鄂南、赣北战线与日军相持了将近六年之久。而且湖南一省，在整整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沦陷，即便在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与衡阳之后，他们也只是占领了湖南境内的铁路沿线，在湖南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湘西，中国军队仍然十分活跃，所以当日本接近投降的时候，中国战区的最后一战，中国境内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反攻，是发生在以芷江为中心的湘西地区。那时候，中国的陆军总司令部，奉蒋介石的命令，搬到了芷江。湘西会战结束以后不久，日本天皇裕仁就宣布投降了。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湖南的抗战，在全国是相持最久的。也就是说，日军在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从来就未能把湖南这片热土，变成他们的占领地。
湖南的抗战能够持续这么久，是不是因为当面的日军无能呢?不是。第九战区当面的日军，是日本的第十一军。这个十一军，绝非等闲之辈。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很多都是由它承担或参与的，除了四次长沙会战之外，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豫南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都是以它为主或独立进行的，它还参加了豫中会战、桂柳会战等大兵团作战，总之，中国正面战场抗战所对付的日军，有一半以上的会战，对付的就是这个第十一军。这个军的司令官先后有七任，即冈村宁次，园部和一郎，阿南惟几，冢田攻，横山勇，上月良夫，笠原幸雄。前三名都是大将，后四名为中将。其中的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第一次长沙会战，就是他作为第十一军司令官发起对长沙的进攻。那么阿南惟几在日本投降时担任陆军大臣，由于不满天皇投降的决策而自裁了。这个阿南惟几，率领第十一军发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还有一个横山勇，在1943年底指挥第十一军九万多人进攻常德，又在1944年6月率领第十一军作为三十万日军的前锋发动第四次对长沙的进攻，随后发动对衡阳的进攻。
日本第十一军的这几任司令官，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冈村宁次老谋深算，而阿南惟几好战心切，雄心勃勃，爱出奇兵，认为一旦发动长沙会战，就能轻易地占领长沙。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没有费多少时间，就轻易地攻下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南昌等重镇，照他们的想法，长沙这座城市，应该是不难攻克的。冈村宁次是个比较谨慎的将军，他在占领武汉之后，等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开始进攻长沙。他先打下了南昌，然后在鄂北和豫南打了随枣会战，然后才向长沙进攻，志在必得。他在进攻之前，针对湖南人和湘北的地形做过功课，认为湖南人性格强悍，比较排外，湖南是清末无敌军队湘军的大本营，所以湖南人不好对付。长沙的地形也对进攻者不利，因为长沙西有湘江天然屏障，东有幕阜山脉阻隔，北有浏阳河、捞刀河、汨罗江、新墙河四条河流。这些人文和地理条件，对于日军的进攻是不利的。所以，虽然他的部队打到了长沙附近，但他在最后一刻感到害怕了，担心遭到中国军队自侧面和后方发起的反击，于是命令部队退回原防。于是中国第九战区取得了第一次湘北大捷，举国欢庆。不过，这次会战，冈村宁次损失不大，但日本第十一军此后两年没有打长沙的主意。
冈村宁次没有打下长沙，被调回国内了，接替他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园部和一郎，也没有攻打长沙，而是打了一场枣宜会战，占领了第六战区辖区内的宜昌，然后在江西的上高会战中遭到惨败。他还没有来得及攻打长沙，就被调离了第十一军，由狂热的好战分子阿南惟几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1941年9月，新上任的阿南惟几急于立功表现，才发动了第二次长沙会战。他改变了冈村宁次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采取的广正面多路突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于湘北一路，并且声东击西，使中国军队误判日军进攻方向，同时还破译了第九战区的密码，对第九战区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所以日本第十一军很快就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四道防线，进至长沙城郊。日军在突击的过程中，重创了中国军队的四个主力军，包括王牌主力第七十四军。阿南惟几非常得意，但他突然发现，他的部队弹药和给养不足了，而中国军队已从四面八方向他的部队靠拢，有可能将他的主力歼灭在长沙以北、捞刀河以南地区。他和上一次指挥日军进攻长沙的冈村宁次一样感到了恐惧，于是命令部队退回原防。日军在撤退过程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打击，损失较大。于是第九战区取得了第二次湘北大捷。
阿南惟几在不久之后，即在1941年12月，为了配合日军的太平洋战争，特别是打着支援日军香港作战的旗号，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三次攻击。阿南惟几好像是跟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卯上了，好像是要发泄心中的怨恨。其实阿南对长沙发动进攻的时候，日军已经攻占了香港，他的上司畑俊六命令他取消进攻计划，但他执意挑起了这次战端。这一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明确提出用火炉战法，即各道防线的部队，在节节抵抗中向两翼撤退，把日军放到长沙近郊，再围而歼之。开战后，战局完全按照第九战区的设想发展，日军深入到长沙的南郊、东郊和北郊，从三面对长沙发起攻城战。李玉堂的第十军固守长沙，拖延时间，以让友军集结到长沙周边，发起反攻。阿南惟几原计划在长沙过1942年元旦，并召开记者招待会，没想到第十军两万人挡住了日军三个师团六万多人的进攻，坚守到元月4日。日军在一路上因为道路破坏而失去辎重，现在又失去了弹药补给，同时遭到岳麓山守军炮兵阵地的沉重打击，三名师团长向阿南惟几请求撤退。阿南惟几为了保住三个师团，不得不下令撤退。日军这次撤退，一路上遭到第九战区部队的围追堵截，尤其在长沙县福临铺的影珠山一带，遭到中国军队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的阻击，伤亡惨重。突破影珠山防线的日军，在北上途中继续遭到中国军队追杀和堵击，才逃至新墙河以北。按照史书记载，日军此战伤亡五万六千九百九十四人，只差六个人，就是五万七千人了。中国方面伤亡二万多人。日本方面宣称伤亡六千人。虽然现在有人质疑日军的伤亡人数是不是有五万六千多人那么多，但怀疑者仅限于怀疑，还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数字。总之，这是一次真正的长沙大捷，是珍珠港事件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同盟国方面的第一个胜仗。阿南惟几和冈村宁次一样，由于两次进攻长沙不利，也被调离中国战场，回日本去了。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又过了两年多，直到1944年的6月19日，横山勇指挥的日本第十一军，以极为优势的兵力发动猛烈的突袭，才占领了长沙。
由上所述，以长沙为核心的湖南抗战，这里的中国军民虽然遭到日军的反复攻击，却能够与日军长期相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战区相持最久的正面战场。
第二，谈一谈关系至巨这个特点。四次长沙会战，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战的全局息息相关。先看1939年9月中旬发生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就在这次会战发生之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国内外形势是非常黯淡低迷的。首先，中国的正面战场，已经丢失了半个中国，包括首都南京和国际都市上海在内的一批大城市，都成了沦陷区。其次，当时欧洲风云突变，黑色9月阴霾密布。德军在9月1日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英国和法国于9月3日对德宣战，这两个国家无力顾及远东了。苏联与日本在9月15日签订停战协定，双方于第二天结束了5月份开打的诺门坎战争。苏军紧接着在9月17日开进了波兰，意味着苏军与德国对峙，陷入了欧战，蒋介石指望苏联和中国一起对付日本的希望落空了。美国对远东的态度，也没有明确的表示。关心中国抗战的国际人士，都替我们担忧。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当时国内一般的知识分子，心里开始动摇，认为局势演变到这种地步，前途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使蒋委员长感到很大的压力。第一次长沙会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打的。如果会战的结果是日军占领了长沙，中国军队被迫撤退到衡阳，那么，对于全中国的军民，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悲观的人会更加悲观，动摇的人会更加动摇。但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守住了长沙，湘北大捷四个字，以电波发往重庆，中国军民在双十日国庆节的时候，庆祝湘北的胜仗，祝捷的口号和标语，比庆祝国庆节还要隆重，还要热闹。蒋介石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他后来说：“那时候，大家心理为之一变，国际上的观感也就焕然一新，对我们另眼相看。”就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取得胜利之后，美国在外交上对日本表示了明确反对的态度，包括蒋委员长在内的中国人就更加兴奋了。长沙会战在10月14号结束，此战结束后全国人的精神面貌，跟9月底相比，完全改观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又一次变得格外坚定了。1939年下半年第九战区部队进行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和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对于提升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其作用是一样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得失，鼓舞士气。蒋介石亲临主持，发表长篇讲话。我从这篇讲话中看到四个重点。第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在全国和国际上，都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甚至扭转了中国的外交局面。所以蒋委员长对第一次长沙会战评价极高。第二，第一次长沙会战给中国当局充注了信心，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变得十分积极，十分坚定。第三，湘北大捷发生在欧战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从湘北大捷中获得信心，确立了要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捆绑在一起的战略方针，要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一起，把抗战进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第四，我感觉蒋委员长的这番讲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讲给英美法国家领导人听的，他要以第一次长沙会战为例，让友邦领导人明白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
这充分地说明，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抗战的大局，用杨晓麓先生的话说，就是关系至巨。
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于1941年的9月18日。请注意，日本人对于他们在1931年9月18日所做的事情，即占领中国东北的沈阳，继而占领全东北，是非常得意的。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他们都选择在9月18日在湘北新墙河正面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这个时候，距离第一次长沙会战有两年时间了，国际上的形势是怎样的呢?当年最显著的事件，是苏联和日本于4月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是因为苏联要投入西线作战，希望东线安宁。于是，苏联于6月22日投入了对德作战。日本没有了来自北面的威胁，可以全力来对付中国，并开始针对英美法荷等西方国家来实施它的南进战略。
当时的世界形势，酝酿着巨大的变数，日本与英美等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气味越来越浓。美国希望中国的抗战能够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兵力，所以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地感觉到，它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四国为对象。所以，他们急于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力求尽快解决他们所谓的“支那事变”，压迫中国屈服。裕仁天皇要求中国派遣军在夏秋时期对中国加大军事压力，这个时候，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换人了，1941年3月1日，畑俊六大将接替西尾寿造任派遣军总司令官。他积极进行准备，确定要在夏秋以第十一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第十一军的新任司令官阿南惟几。那么，日军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成了关键。如果日军在此战中占领了长沙，中国的情况和世界的局势都是不容乐观的，因为长沙是日本南下战略中关键的一环，日军夺得长沙之后，他们的南进战略实施起来就容易得多了，他们能够迅速地打通粤汉线和湘桂线，使日军的南进不仅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能通过大陆运输线得到补给。而美英等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会遭到更大的压力。所以，第二次长沙会战，深刻地关系到今后的中国抗战大局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这一仗打得很悬，阿南惟几在战术上和情报上占了先机，并且重创了中国守军主力部队。但是，尽管阿南惟几在战役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他还是没能达到占领长沙的目的。所以，从大战略的眼光来看，中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又赢了一局，而日军通过这次会战挫败中国抗战信心的企图没有实现，中国人反而在双十国庆日大张旗鼓地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鼓舞士气民心。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结束，是在1941年10月9日双十节前夕，但时隔仅两个多月，阿南惟几又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这个时候，日军已经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并已占领香港和马来亚，新加坡危在旦夕。对于中国人和我们的盟国而言，自从12月8日以来，中国境内和全世界，都没有传来一个好消息。世界笼罩在法西斯铁蹄向前推进的阴影之下。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同盟国太需要一场大捷来扭转形势了。而第三次长沙会战在1942年到来时确实取得了大胜，这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盟军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性的胜利，中国方面称为“长沙大捷”，它的战果比台儿庄战役和薛岳在武汉会战中指挥的万家岭战役更加辉煌。中华民国军队在长沙取得这场大捷，给英美盟军低迷的士气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引起了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于这次长沙会战，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了一句极高的评语：“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的报道，使用了带有浓厚文学描述色彩的标题：“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
第九战区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之后，日军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攻打长沙，这说明日军已经认识到长沙不是轻易可以攻取的。直到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疲态毕现，做困兽之斗，动员大量兵力孤注一掷，妄图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他们才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发起了对长沙的进攻。这一次长衡会战，第九战区在衡阳挡住日军长达四十八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战略意义，前面已经讲过了。
下面来讲一讲贡献最大这个特点。为什么说湖南抗战对全国抗战贡献最大呢?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也不是现在的任何一个研究者说的，最先讲这句话的人，是抗战时期湖南的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1944年3月，他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发言说：“湖南战时对国家的贡献居全国之冠!”这句话落音之后，与会者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我通过一些归纳总结，认识到湖南的抗战，主要有八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湖南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大量兵员。湖南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兵员二十六万多人，人数居全国第二位。湖南并非人口最多的省份，只有三千万人，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却为抗战提供了二百一十万兵员，占全国募集人数的百分之十五，每百个人中参军人数的比例为全国第一。这不是贡献最大，又是什么呢?
第二，湘军在抗战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湖南的抗战中，不仅有中央军、川军、滇军、东北军、粤军、桂军，也有本土的湘军。大家都知道岳麓山上有个七十三军纪念碑，这个第七十三军就是湘军，他们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作战英勇。他们还参加了常德会战，其中有个叫做彭士量的中将，是浏阳人，担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在常德会战中负伤牺牲了。当然，还有很多湖南的将士和普通士兵，战斗在全国各地抗日战场，这是湖南人的骄傲之一。例如宁远人阙汉骞中将，先后率领所部湘军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和滇缅会战，成为抗日名将。
第三，湖南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棉花。是一个产粮大省，湖南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一千万石粮食，还要提供三百多万匹布，和七万石军棉。湖南为中国军队提供的补给，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当时的《解放日报》指出：“湖南供给了湘鄂两个战区数十万部队的军粮和鄂西、川东、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几千万人口的民食。”湖南的二十多家大型纺织企业，主要业务就是承做军医署的绷带，就近直运到各个战区。湖南的中小纺织厂，占内迁纺织厂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六五，当时动员近六万台铁木织机，织成了三百万匹的大小布匹，解决军服问题。如果湖南被日军占领了，这些粮食、布匹和棉花就会被日军夺去。事实上，日本的第十一军于1943年底在湖南发动常德会战，一方面，是因为常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通向重庆大后方的门户，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摧毁中国第六战区的根据地，夺取洞庭湖粮仓，达到以战养战和巩固中国占领区的目的。所以，湖南的抗战军民，一直与日军相持到抗战胜利，不仅在精神上给了全国军民必胜的信心，而且为全国抗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物资。
第四，湖南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军工产品。湖南当时的工厂数量，排名占全国第二，有三百六十一家工厂。国统区唯一的汽车发动机厂就在湖南，每周可生产一台汽车发动机;最大的无线电生产企业在长沙，能制造四千瓦的电力发射台。湖南民营工厂提供的军工产品占了当时全国军工产品的三分之一，月产手榴弹六十万枚。当时的中国军队，由于装备落后，所能使用的利器只有两样，就是手榴弹和迫击炮。湖南生产这么多手榴弹，如果每颗手榴弹能炸死一个日军，那么日军很快就完蛋了。另外，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湖南共产钨九千二百七十二吨，产量居全国之冠，是重要的外债担保品。
第五，湖南人捐款买飞机，共捐了七百万元，从1941年秋天发动一元献机运动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湖南人民所捐的款子可以购置五十架飞机，所以湖南人捐献的飞机居全国之冠。
第六，战略上的贡献。湖南把日军挡在新墙河以北，自1938年起，与当面的日军相持五年多，迫使日军将侵华部队的百分之三十五投入了湖南战场，所以湖南牵制了日军大量的兵力。即便在日军攻占湖南后，中国军队仍然没有放弃湖南全境，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对日军的战略实施，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湖南的抗战，对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军事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七，湖南的抗战在全国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击毙日军最多。中国正面战场的二十二场大会战，共歼灭日军四十余万，其中发生在湖南的六次或者说七次大会战，击毙的日军就达二十余万，占全国正面战场歼灭日军总数的一半。日军在湖南失去了两名中将，五名少将。
第八，湖南人创作了最多的抗战歌曲。在十大抗战歌曲中，湖南人写了三首，《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的作曲人是长沙人田汉，《游击队歌》的作曲者是邵阳人贺绿汀。
上面列举的八条，说明了湖南的抗战，对全国抗战贡献最大。
最后来看看牺牲最烈这个特点。湖南为抗战做出的牺牲，有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长沙的文夕大火。全中国在抗战当中，由我们自己放火烧掉一座省会城市，实施不以任何物资资敌的焦土抗战，仅此一例。而在日军尚未打过来的时候就放火烧掉一座城市，就更是绝无仅有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讲到长沙的文夕大火，人们分析过很多的原因，但似乎忽略了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心理因素。其实蒋介石下令烧长沙，是他为了向全世界特别是为了向友好国家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中国的抗战需要外援，蒋介石对美国指望很大。可是，美国公众受“孤立主义”影响，又受到日美贸易的牵制，一直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观望态度。直到广州和武汉失陷前夕，罗斯福总统才表示：中国如果能够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的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他将乐于批准对华借款。不久，罗斯福看了蒋介石在10月30日发表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在11月10日发来电报：“对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长沙的文夕大火，就在蒋介石收到这份电报两天后的晚上烧起来了。由于罗斯福表示要看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也很愿意向英美表明抗战的决心。他此时已打定主意，既然没有把握守住长沙，那么在日军打到长沙时，要将这座古城用一把火烧掉，如同他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打算水淹日军一样。也就是说，他要用焦土抗战来向全世界表明他决心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他记得，拿破仑率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库图佐夫元帅火烧莫斯科城，让拿破仑只能得到一座空城，结果反败为胜了。但是，究竟要在什么时候将长沙烧毁，蒋介石及火烧长沙的具体执行者都错误地选择了日子。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始于1939年9月14日。这个日子，距离1938年11月13日凌晨在我们长沙开始燃烧的那场“文夕大火”，有十个多月的时间。人们不禁要问，蒋介石为什么在日军进攻长沙的十个多月以前，就想到了要火烧长沙呢?而那些放火的执行者们，又为什么要提前如此之久将长沙城付之一炬呢?首要的原因，是身为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对攻占武汉以后的日军的实力和动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大家都知道，武汉陷落前夕，蒋委员长和夫人宋美龄，在10月25日凌晨4点乘飞机离开武汉，没有飞往陪都重庆，而是飞到了长沙南边不远的衡阳。从10月底到11月上旬，他两度到长沙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对付日军进攻长沙的措施。由此可见，蒋委员长的确是认为，占领了广州和武汉的日军，急于打通粤汉铁路线，很快就会对长沙发动攻击。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日军的实力，同时也误判了日军进攻的方向。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却早在武汉会战之前就对武汉陷落以后的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毛泽东在那一年的5月份说过：
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行暴露了。如果他要进攻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广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以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
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得差不多了，这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
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的到来了。这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日军侵占武汉之后的情况，完全与毛泽东的预见相吻合。尽管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11月9日把部队推进到了长沙北面的岳阳城外，但在此后十个多月内，日军没有再向长沙方面推进。
然而，蒋介石当时认为日军很快就会进攻长沙，而他对防守长沙没有把握，导致他决定在长沙实行焦土抗战。同时，陈诚在指挥部队撤离武汉时，没有来得及把武汉烧掉，以至于有大量物资落入日军之手，令蒋介石非常恼火，他不愿意在撤离长沙又给日军留下大量运不走的物资。
不过，长沙大火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除了蒋委员长错误地判断形势和心情急躁以外，谣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军在11月8日进入湘北，11月12日占领岳阳。这一天是国父孙中山的生日，长沙军民正在举行庆祝活动。但是谣言四起，说日军已经打到汨罗、平江，还有人说日军已经到了浏阳，闹得人心惶惶，认为应该是实施焦土抗战的时候到了。
第三个因素是一些居住在长沙市的民团士兵出于爱国主义热情，愿意牺牲自己的小家来成全抗战的大业，所以积极响应政府实行焦土抗战的号召，要烧掉自己的房子，还惟恐落于人后，所以没有等到防火的命令下达，就争先恐后地烧掉自家的房子。
最后一个原因是长沙南门口的伤兵医院发生了火灾，有些放火的执行人员没有严格遵循放火的纪律，看到南门口有火光，就开始放火。所谓一处失慎，三处放火，这样就导致放火行动的蔓延，救火也来不及了。
这场“文夕大火”，从11月13日凌晨，一直烧到14日才被扑灭，三千多人葬身火海，五万多栋房屋变成焦土，比衡阳保卫战失去的房屋还多了一万栋。全城百分之六十三的街巷、房屋被烧，还有一种说法是百分之九十的房屋都烧毁了。几十万人无家可归，长沙烧成了一片废墟。烈火吞掉了一千九百多石谷米，吞掉了价值三百万元的绸缎，吞掉了四百颗价值连城的汉印和许多文物珍品。据当时的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中的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十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一点七万亿元。这个数字比起衡阳损失八万多亿元，是其五分之一，但这不是在战争中损失的，而是我们自己放火烧掉的，就更令人痛心了。这是湖南人特别是长沙人自愿为抗战做出的牺牲。
长沙大火，这是湖南人牺牲的第一烈。那么第二烈是什么呢?是在抗战中牺牲的湖南籍军人。其中有很多高级将领，人数多达三十八人。有人统计，八年全面抗战，国民党军队中少将以上军官，共牺牲一百一十五人。湖南籍将领牺牲人数占全国将领牺牲人数之比，为百分之三十三，充分说明湖南人牺牲的惨烈程度。将军以下官兵，湖南人的牺牲也是非常壮烈的，湖南作为正面抗战的战场，牺牲在这片热土上的官兵，以湖南人为多。
湖南平民在抗战中也是伤亡惨重。八年全面抗战，湖南人民死伤累计达到二百六十二万，其中死亡九十二万，重伤一百七十多万。国务院曾经发表过统计数字，称中国在抗战中共死亡一千万人，按照这个数字，湖南在抗战中死亡的人数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大大超过各省死亡平均数，由此可见湖南在抗战中付出了最为惨重的生命代价。另有统计说中国关内在抗战中死亡人数为二千一百万，按照这个统计数字，湖南在抗战中死亡的人数也达到了全国人数的二十一分之一，高出各省的平均死亡人数。
最后来看湖南在经济上的牺牲。湖南在抗战中损失了十二万多亿元，这个数字恐怕是保守的统计，实际的损失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上面我们说了，长沙大火损失就达一万七千亿元，衡阳保卫战损失八万亿元，这两项加起来，就将近十万亿元了。所以我们的统计工作还要加强，要更加精确一些。总之，湖南的抗战，为全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最惨烈的牺牲，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湖南的抗战，为什么能够这么牛，能够与当面的日军相持最久，并且能够为全国的抗战做出最大的贡献呢?主要在于前三次的长沙会战，阻击了日军南下的步伐。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也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将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在总结长沙会战为何能打胜仗的经验时，反复强调的两个因素，第一是正确的战略方针，第二就是湖南民众的全力支持。
第一点，第九战区采取并且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节节抵抗，向东西两翼撤退，把日军放进长沙附近的熔炉，然后加以聚歼。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放开中间，争取两翼，运动作战，合围歼敌。这个战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最早提出来的。蒋委员长在1939年4月15日的一份手谕电报中提出了这个战略，我在这里把电文念一下：
如敌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会战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于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以致命的打击。反攻计划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配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城。惟须先行指定目标，测定距离，各部依照预定计划，同时并举，步、炮协力，则必克奏肤功。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上将认为：“长沙会战的战略部署，大致就是依照委员长的这一指示办理的。”
关于这个战略，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上将，跟蒋委员长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但实施当中，并非一帆风顺。之所以能够执行，贵在战地最高指挥官薛岳的坚持。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桂林行营，第九战区划归这个行营指挥。行营主任白崇禧上将，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针对第一次长沙会战制定计划，呈报了一个甲案，而薛岳也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呈报了一个乙案。白崇禧的甲案，主张放弃长沙，把日军放到衡阳再进行决战，而薛岳的乙案则把决战地带定在长沙以北。对这两个方案，蒋介石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采用白崇禧的甲案。但是会战开始后，薛岳拒不执行甲案，不肯退出长沙。白崇禧和陈诚亲临株洲渌口的战区长官部进行指导，薛岳就是不听。经过陈诚的斡旋，蒋介石才批准薛岳执行乙案，而这个战略方案，正是蒋介石自己在五个月前提出来的。从此以后，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都是按照这个战略方针部署作战，所属各部对于战略执行越来越娴熟，胆量也越来越大，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成功地执行了熔炉计划，不仅守住了长沙，而且重创了进攻长沙的日军，把阿南惟几打回了日本。
湖南抗战的第二个制胜法宝，就是湖南民众在军事上给第九战区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湖南民众对于抗战的支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支前，不局限于运送给养物资、抬送和收容伤员，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关系到战略实施的。他们在每次会战之前，或在会战正在进行的时候，会在新墙河一线至长沙的公路两侧十五千米之内实行空室清野，不让日军得到粮食和其他物资。他们会毁掉各条公路，把修在山上的公路变为沟壑，把修在平地的公路变为水田，把修在湖边的公路浸入湖水，同时还在各种道路上挖出大坑，使日军步兵不得不弃车步行，起到了军队延滞敌方推进或撤退速度的作用，同时使日军不得不放弃机械化辎重部队，使他们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武器，跟国军处于同一水平，大大减少了国军的伤亡，使国军能够有效地打击日军。所以说，湖南民众在四次长沙会战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起到了克敌制胜的关键作用，发挥了一般是军队才具备的战争功能。
最后我要补充讲一点，是跟湖南人抗日觉悟有关的事情。湖南这块热土，近代以来就有抗日的传统。自清末以来，就有一些湖南人，先知先觉，认识到日本人对我国领土有野心，首先要求制造新式战船，针对日本加强海防，对于日本的挑衅，则主张坚决回击，甚至主张打到日本本土，来教训一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这里我讲一讲清末的两个湖南大员。
第一个人是湖南湘阴人左宗棠。他在1866年就开办了福州船政局，是为了建造新式军舰和培养海军，他提出的理由，就是日本在仿造西方的汽船，日本很快就会崛起，而我们跟日本共有一海，不能让日本开汽船，我们坐舢板，让日本骑马，我们骑驴，否则就会挨打。所以，中国制造汽船，比日本先走了一步。
那个时候，日本人很想得到我国的台湾。1874年三月，日本还没有汽船，但他们又急于侵占台湾，于是他们买了两艘商船，装上火炮，冒充军舰运兵，领兵三千余名，前往台湾南部，攻打原住民部落，并企图建立殖民地。他们在台湾东南部登陆，一上岸就杀人放火，拼命抢掠。牡丹社的高山族奋起抵抗，跟日军杀得难解难分。清廷急令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率军舰赶赴台湾加紧布防。由于沈葆桢在台湾积极布防，而且中国拥有新式的汽船，而日本的假军舰，不是中国新汽船的敌手，所以日军司令官西乡从道有所顾忌，不敢贸然与中国的正规军开战。日本政府见捞不到多大便宜，便改变方针，采用诱骗的手段，一边在台湾烧杀，转而通过外交谈判勒索中国政府。他们非但不肯承认自己出兵台湾，侵犯了中国领土，反而要求中国贴补军费二百万两白银。左宗棠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张对日一战。但是由于李鸿章在谈判僵局中挺身而出，提出妥协。清朝政府按照李鸿章的意见，给日本政府贴补军费五十万两。这件事，使得左宗棠扼腕叹息。
第二个人是湖南新宁人刘长佑。1878年，日本派遣军队到中国的藩邦琉球，废掉了琉球国王，把琉球的世子大臣全部押回东京，又把琉球国改名冲绳县，算作日本的领土。日本做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当然很不高兴。最生气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湖南新宁人刘长佑。他时任云贵总督，于光绪七年向朝廷建议发兵攻打日本。他认为日本侵占中国的属藩琉球，给列强做了一个坏榜样，如果我们不惩罚日本，那么其他列强都会效法日本，例如法国，就会以为中国好欺负，会发兵侵占中国的属藩越南。他请求朝廷三路进兵，一路由东三省的部队，从松花江开抵库页岛，另一路前往朝鲜，扼守日本之西，第三路是水师，从宁波、定海起航，奔赴长崎，攻打日本南部。可惜当时这个提议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否则历史就要改写了。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6 17: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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