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一二〇师、山西新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敌后建立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和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广大地区。它不仅是中共中央与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莫斯科联系的交通枢纽,而且是陕甘宁边区的前卫阵地和屏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建设和巩固过程中,作为一二〇师师长的贺龙,勇挑重担,不负重托,团结领导敌后抗日军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领导开展山地游击战,为抗日根据地创建奠定基础
1937年9月,贺龙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一二〇师主力挺进抗日前线。他带领部队严格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红军战略方针,顽强抗敌,取得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根基。

矗立在天子山的贺龙铜像
1937年9月下旬,贺龙率部进入管涔山区,日军突破雁门关等内长城要隘,沿同蒲铁路长驱直入,矛头直指山西省会太原。贺龙指挥一二〇师在日军南下的交通线上主动伏击,破坏日军由大同至忻口的运输交通,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有力配合了忻口会战的正面战场。11月8日,太原失陷,国民党军大溃。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贺龙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整编部队,将一些地方抗日武装编入一二〇师序列,到1938年初,一二〇师发展到两万余人。
1938年2月,乘一二〇师主力于同蒲铁路北段作战之际,日军派一万余人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地区发动第一次围攻,连陷宁武、神池、偏关、河曲、保德等县城,企图歼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逼迫八路军退回黄河西岸。面对晋西北的危急局势,贺龙迅速部署首次反围攻作战,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入侵岢岚之敌。他充分利用岢岚城四面环山、城内没有水源的条件,命三五九旅加紧围困,断敌水源和交通,逼敌出城,而后一举歼灭敌人。3月10日,敌军不支,弃城逃走,三五九旅立即追击,此战毙伤敌300余人,收复了岢岚县城。之后,由于五寨城固易守难攻,贺龙决定围困五寨城,遂将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两个旅的主力置于五寨通往三岔堡和义井的大道旁,待机歼敌于运动中。3月中旬,三五八旅主力在神池县虎北村、山口村遭遇增援之敌1000余人,经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余敌逃入义井镇。七一七团则在三岔堡以南将前来增援的日军骑兵打垮,五寨日军陷于孤立无援境地,后弃城逃跑,五寨遂被收复。在友军配合下,一二〇师主力相继收复保德、河曲、偏关等县城。随后,贺龙命令王震、张宗逊抓住时机,打击义井、三岔堡两个据点,三五九旅切断义井北面道路,义井日军三个大队向神池撤退,三五八旅乘机在凤凰山附近进行伏击,歼敌300余人,接着跟踪追击,直抵神池城下,日军又逃往朔县,神池收复。此时,进入晋西北的日军大部已被肃清,只有宁武城还余1000多日军。贺龙主张再次集中兵力,把两个主力旅部署在宁武、阳方口之间,切断日军唯一的一条北撤之路。他命令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和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围困宁武,再以伏击和截击手段,歼灭援敌及宁武之敌各一部。4月1日,宁武之敌弃城北逃,我军收复宁武县。在贺龙“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袭敌纵深的战术指挥下,晋西北反围攻战役取得胜利,岢岚、神池等7座县城相继收复,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汽车14辆、步机枪200余支、骡马100余匹。这一战役的胜利,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4月10日,毛泽东电贺:“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和部署,1938年7月,贺龙决定派出由李井泉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从五寨前往绥远。大青山支队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贺龙的指挥部署,积极开展游击战和群众运动,到12月,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南、绥中、绥西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渐与晋西北联结成片,形成广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开展建党建政,筑成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堡垒
为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变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贺龙积极开展建党建政工作,为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强堡垒。
1940年1月,贺龙组织召开晋西北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定施政纲领问题。2月1日,晋西北行署成立,由续范亭为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行署成立之后,任命了各专员公署的专员。同时,贺龙和关向应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晋西北与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由林枫任书记,赵林为副书记。为统一协调动用各种力量,2月9日由各界代表组成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贺龙任主任委员。2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8月,大青山地区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并且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和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11月,在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经过整训批准,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下设6个军分区,形成统一领导。1941年4月,贺龙、关向应批准绥察行政公署成立。10月,《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颁布,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随着抗日根据地一系列领导机构的建立健全,党政军民齐心协力,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发展。
大力发展生产,开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晋西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日军的摧残、战争的破坏以及阎锡山数十年的残酷盘剥,导致该地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为解决这一困境,贺龙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大大改善了晋西北的财政经济状况。
1940年3月10日,贺龙组织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部队集中人力、物资进行后方建设,力争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他从工人自卫旅中挑选了一批学生和技术工人,以一二〇师修械所为基础,办起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兵工厂——悖牛沟修械厂。4月,贺龙领导制定颁布《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在全区普遍实行减租25%,并取消一切附加;新债和旧债的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1%,严禁对农民高利盘剥。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减轻了农民负担,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接着,贺龙又领导成立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并担任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财政经济工作。为解决金融问题,他一面派干部筹措资金,一面领导筹建人民自己的金融机构。1940年5月,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正式成立,不久,西北农民银行币发行,有力稳定了边区金融。1941年3月,晋西北行署召开财政经济会议。根据贺龙的建议,这次会议把发展生产作为1941年的中心任务,明确提出“以农业为主”的发展生产方针。会后,贺龙四处奔走,动员党政机关,将晋西北行署、军区、新军总指挥部、抗联、青联等单位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他领导军区后勤部门着重抓好粮食生产、服装供应、副食品和燃料供应、开办商店等事项。在贺龙领导下,部队生产发展很快,真正起到了带头作用。经过党政军民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不懈努力,到1943年,晋西北的经济状况已有显著改善。
在创建和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不论是开展军事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还是发展根据地的经济等事业,贺龙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领导作用。1943年11月29日,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向贺龙献出“你是边区的长城”等锦旗。贺龙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保卫陕甘宁边区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永远被历史铭记。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14 14: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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