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长沙工作的情况
2014-05-04 15:59:23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文/杨海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12月党中央派徐特立，王凌波、高文华等同志回湖南进行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成立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领导我党省、市、县区工作，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在八路年办事处的帮助下，1937年10月，我们坪枚地区开办了短期训练班,首先教育党员，提高党员觉悟，徐老派办事处余畏等同志为我们讲课。

　　上级党的领导袁学之、毛达旬、罗定昌常来坪枚区指导工作。1938年8月间，区委书记杨南轩和杨东泽在省工委开会回区，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支部书记参加），由杨南轩传达省工委会议楮神；要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发展党员必须慎重；对党员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断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武汉失守了，长沙非常紧张、如果长沙失守开展游击战争，现在就要作好准备工作；敌人占领城市，人民游击队就占领农村，兵源、粮食都住农村，由农村包围城市。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就进行研究讨论，安排已进过训练班学习过的支部书记和区委委员下到支部讲课，对党员进行教育。

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力抗战

　　1939年夏秋之际，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更加露骨了，我们的斗争因而也愈加艰巨复杂。我们坚持党中央在抗战时期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坚持义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坚持统战政策，尽量利用统战对象对人民对抗战有利的一面，打击他们不利于人民不利于抗战的一面。同时，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争取群众一致抗日。

　　1939年8、9月,区委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在征兵、征粮、征税上的不合理现象的斗争。抗战以来，国民党政府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实际上是“有钱的不出钱更不出力，无钱的出了力还要出钱”。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地方乡保政权欺瞒哄骗，无法无天，徇私舞弊，从中获利。区委根据这种情况，指示杨天辉、梁国卿等同志，在刘柱中同志的具体帮助下，确定斗争的目标，达到摊派均匀，负担合理，要把出钱出力出物的这副沉重担子，按照实际情况分摊到富户肩上去，同时通过斗争纠正国民党政府乡保一级政权的贪污枉法、严重影响抗战、对抗战不利的一些恶劣行为，以加强抗战力量。

　　1942年秋，河西一带的穷苦群众多感到自卫捐的负担太重，对自卫捐按人人口均摊派的办法极为不满。我们中共平梅区委布置各个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争取把自卫捐的负担从贫苦人民的肩上移到富户的肩上，随后,帮助杨海肯、谷振华等同志打入望岳乡自卫队，负责催收自卫捐的实际工作，指示他们掌握“对富民紧讨硬要，对穷人不催不收”的原则，收取自卫捐，帮助贫苦人民减轻负担。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了，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显得特别紧张，尤其是食盐和谷米更是奇缺。散兵游勇乘乱抢劫，特务地富武装到处作乱，谋财害命。日本强盗更是经常乱窜，到处打闹，情况真是混乱复杂到了极点。1944年9月，日军强迫望城坡一带在10天内送交800担粮谷，并且勒令当地居民，首先产生一个保长，负责承办这些事情。汉奸一天儿路挨户叫喊，气势汹汹，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区委面对这种情况，决定首先领导和帮助望城坡居民，应付日军追讨的800石粮谷，而后，再帮助人民解决生计，渡过紧张的谷米食盐的难关。为此，区委决定派我当上敌伪双方所要产生的“保长”，我当上“保长”以后，一方面与伪望岳乡公所和长沙县在望岳、合浦两乡的伪自卫队接上头，设法帮助穷苦人民解决粮食和食盐问题，但对伪长沙县向人民要的粮税，则尽量陈述实际困难，拒绝缴纳；另一方面，也与日本强盗和他们派来的汉奸走狗取上联系，并努力与那些汉奸走狗交上“朋友”，说明老百姓的痛苦，要他们帮助免去这笔粮谷。总之，我在区委的帮助下、与汉奸周旋敷衍,运用拖、躲和软硬兼施的办法，硬是把敌人限期十天要交的粮谷，拖上了一个月，敌人还是颗粒未曾要走，最后只在富户中筹集了大约40石谷的现款，送给那几个负责催收的汉奸,便帮人民免去了这笔比800石粮谷的沉重负担。同时还通过他们从日本鬼子那里搞来十多石食盐，暂时地解决了贫苦人民的盐荒。1944年12月，我们的工作基础已经打好，人民的一些重要物资或者埋葬，或者疏散进村。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安定。于是区委根据我的请求，离开了伪保长的职务，进村隐藏了一个时期。

　　我们那儿位统战对象，受到革命的熏陶，为革命和人民做了不少的工作。谭海青在I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李德芝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龙恒盈也为掩护党和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好亊。

建立巡逻队，维护本境治安

　　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开始向湖南进攻。国民党省市县机关工作人员和军警宪都撤离了长沙，连河西驻扎的长岳司营区新兵，都撤到益阳常德等地，城内的大资本家、大地主跑到湘西地区，小资本家、小商小贩和其他城市居民都疏散在附近农村。蒋介石指使焚烧长沙，古城火焰腾天，市内人们嚎陶痛哭，城郊人民视此惨景，有的搬到离城儿十华里之处。几天时间长沙古城变成焦土。在大火前夕，平枚区委成、望岳乡十三保巡逻队，区委书记杨南轩任巡逻队长，队员有邓祥生、谭杜生、刘长林、黄光华、王佑生、朱良俊、杨海清等十四人组成，队员大部分部是共产党员，有步枪四支、鸟枪一支、马刀两把、梭标七支。如果长沙沦陷，这就是开展游击战的基础。

　　同时开始日夜巡逻，打破了原有乡保的辖区界限，巡逻的主要范围是长宁公路一线，从五里堆—望城坡—望麓桥—溁湾市(即溁湾镇）。巡逻队在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来到望麓桥，听到民众反映有两个兵背着枪支正在朱家屋里翻箱倒柜抢劫财物，队长杨南轩就下令把那两个散兵抓起来了，缴获步枪两支，对这两个散兵进行检查，每人身上有光洋十多元，还有法币，巡逻队分文都没要，并对这两个兵教育了一顿，不要再抢劫老百姓的东西了。让他速回部队，枪支放在这里不许拿走。

　　在塘湾李家祠堂左侧土地庙后山上，一个散兵携带步枪坐在那里，两眼盯着前面大路上的来往行人。被巡逻队发现从那个兵的背后逼近用枪堵住，喊他把枪放下两手举起，那个散兵没有反抗，将枪支缴获了，并把他带到保队部进行教育，把他的枪支收放在保队部，给他光洋4元作为旅费，让他回部队去了。

　　11月下旬，巡逻队在望城坡搞了1支步枪。因为局势很混乱有的士兵是拙来的壮丁，思念家乡趁机开小差跑了，把自己的枪丢在望城坡一个小山上，民众告诉巡逻队员邓祥生、邓就在小山岗上拾回来了。在同一时间，五里堆附近干冲子喻家屋前晒谷坪上，有几个国民党兵背着一挺重机枪放在那坪里，杨南轩，谭桂生、邓祥生、黄光华等同志，就要把此机枪接收过来。在这时候士绅陈锡钦说：“咯就不得了，要搞他们的这挺重机枪，会搞出大祸来的”，于是陈把情况向乡公所报告，乡上随即派人来了，将那那个兵和枪带走了。

　　大火后，国民党省、市、县机关人只以及军、警、宪等陆续回到长沙。市民、商人也慢慢回来重建家园，因此我们巡逻队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也就宣告完成。在这段中空时期，溁湾市、望麓桥、望城坡、五里堆等境内，由于巡逻队夜以继日地工作，保护人民财产和安全，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好评。

成立妇女抗日工作团，组织全面抗战

　　文夕大火后，百姓纷纷逃难下乡，农村一下变得紧张复杂起来，房屋和其他生活必须品，如米、柴、蔬菜等都成了问题。为了设法安置和接济乡里避难的人们，区委一方面组织农民集中梭标，分点设置梆筒，维持地方治安一处敲梆，四乡援救，同时对富户晓以利害，动员他们接济民食，保证难民能够买到米、柴、蔬莱等生活物资；另一方面，广泛组织发动群众，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抗战。

　　1939年元年，我区派杨南轩、杨东泽、吴东明等问志参加徐老亲自主持持召开的十多天会议。随后徐老派人随杨、吴等同志回区协助开办训练班和发动与组织妇女等工作。区委在上级党派来协助工作的同志帮助下，召开了有支部书记参加的区委扩大会，最后确定成立抗敌妇女工作团，以动员和组织妇女积极参加抗敌救亡工作；开办训练班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决定抗敌妇女工作团和训练班都设在大坝。

　　抗敌妇女工作团成立前后都始终贯穿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区委首先布置同志们分头在平山、枚溪滩一带地区宣传男女平等，抗敌救亡人人有责，妇女亦不例外，而后派杨南轩、杨东泽等同志和我分别与国民党长沙县党部、十一师政治部和当地土绅联系，交涉成立抗敌妇女工作团和有关抗敌救亡的其他问题。当时长沙县党部反对成立抗敌妇女工作团。由于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斗争，长沙县党部不得不作出“自动成立，自动撤销”的批复。

　　1939年3月，妇女抗日工作团在古塘湾小学基础上开始筹建。这所小学是地下党组织主办的，教员史立吾、邓译兰均是地下党员，史正怀是积极分子，一个初小班，一个高小班，全校学生共100来人，团长邓泽兰、副团长李恺、宣传秘书杨健。妇抗团首先在本校青年妇女学生中动员报名，积极报名的20多名。对没有报名的学生，老师和妇抗团干部登门做家长和学生的思想工作，结果该校内15岁以上的青年妇女都参加了妇抗团。同时义发动农村妇女报名，如杨意辉、杨均等10多名参加了妇女抗日工作团。妇抗团成员共有40多名，分为两个组活动。30多名学生为一个组，宣传组搞演出、唱革命歌曲、写标语口号、办黑板报、大字小字报。农村这组负责宣传发动广大妇女，做军鞋、搞捐献，虽然分了工，下去就一起抓，又搞宣传、又搞捐献，还发动青年妇女写信给前方将士、鼓励他多杀敌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妇女抗日工作团团部设在河西古塘湾李家祠堂，石刻有“长沙县坦岳乡妇女抗日工作团”的条戮和图章。妇抗团一成立便枳极开展活动。由于还没有经过国民党政府机关同意，因此妇抗团就向望岳乡公所写报告，由史立吾、邓泽兰、李恺、杨健去乡公所、将报告送交李汉吾乡长。李看完报告对4位来人说：“你们耍好好读书，不要搞这个团，那个队的”。史立吾接奋说：“国家存亡匹夫有责。要有国才有家，只有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了，工农商学都好办了，学生也就安心读书了”。

　　要求乡长先生给予批复，李乡长说：你们组织这个妇女抗日工作团，我无权批准，你们去找长沙县党部。”没有得到乡公所同意，就回来向区委会报，紧接着又向长沙县党部写报告，这个报告是杨南轩和杨海清送去的，一直被拖延不批复。区委书记就去找徐老，徐老说：“国民党县党部不会批准，你们去找驻扎在岳麓山的十一师政治部，他会支持的。”于是在1939年4月上旬，杨东泽、史立吾、邓泽兰、李恺、杨健带上报告到十一师政冶部，找了周宝岩主任。杨东泽说：我们是住在岳麓后山、已经成立了“望岳乡妇女抗日工作团”、要求周主任大力支行，就将报告交给周宝岩请批准，他看完后说：“你们这些妇女同胞热爱祖国，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我们坚决支持”，立即提笔批准了。杨东泽等人带着批淮了的报告回来了，向区委汇报，研究决定，为了扩大影响，在1939年4月下旬召开成立大会，由我进行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妇抗团的干部组织团员排演节目，唱革命歌曲，大会会址定在大坝谭家大屋。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搭了一个大戏台，上对联、横幅、标语。召开成立大会的那天十一师政治部廖枢秘书率领文工团来参加大会，军民汇合演出，到会男女有1000多人。在开会当中有个乡兵叫彭六伢子，造遥诽谤妇女。什么鬼子来了要女人妇抗团就有，什么流过血的伤兵就要妇抗团去慰劳等，当时被民众轰走了。特务梁振武也混入其中侦察情况，望城坡警察所派来几个警察携带武装找妇抗团的麻烦。那个带队的什么巡官质问邓泽兰，你们这个组织，乡公所和县党部都没同意，是非法组织，要到警察所讲清楚。邓说：乡县是没批复下来，这是陆军第十一师政治部批准的，现在十一师的廖秘书在这里，你们去问他好了。郑就把警察带到廖秘书跟前，说明他们的来意，廖答复是我们司令部同意的，不是非法的组织，而是抗日的组织，人民起来抗日，妇女起来抗日，这还有罪吗？警察再没什么了,只是说，不知是贵军同意的，就准备回望城坡警察所去，廖说：都在这儿看看吧！

　　大会开始了，我主持会议，廖秘书讲了话，接着唱革命歌曲，演出、跳舞，大会一直开到下午一时多结束。抗敌妇女工作团成立以后，区委领导团员们深入开展抗日救亡的各项工作。妇抗团为便于开展活动，加强与十一师政治部的联系，在湖南大学前面租用两间房子，做妇抗团的宣传站，住站的是李恺、杨健和送宣传资料的交通员杨卢礼。同时发动岳麓前山一带的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南堆寺支部书记黄光华也经常去宣传站联系工作。妇抗团宣传组由史正怀负责，3时从望城坡至枫树铺的长宁公路两旁，岳麓前山至三叉矶，到处都存用石灰水在墙壁上和围墙上写的大字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倭奴还我河山，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坚持抗战到底，日本强盗滚出中国去等，宣传标语遍布长沙河西几个乡镇。妇抗团还在人多众广的地方和集镇街头，进行演出宣传，讲日寇的罪行，同时还用大报小字报、黑板报等进行文字宣传。宣传资料主要由地下党组织发下来，有时在报纸摘抄一点，还编写一些快报(又叫顺口溜)，岳麓前山宣传站以黑板报、大字报为主，每周出刊一次，农民、工人、商人、过路行人前来围着阅读，十一政治部也经常动员士兵来站看一看。妇抗团农村组由杨意辉、杨均负责宣传发动妇女做军鞋，搞捐献，要求地下党员起带头作用，杨东泽家就梠献军鞋3双，通过发动共做军鞋200多双。同时挨家挨户动员捐献鸡蛋，采取自愿捐献的办法，杨南轩家献鸡蛋5斤，共计捐献鸡蛋300多斤，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写慰问信，鼓励前方将士英勇奋战，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收集起来的信件有一小布袋。这些物资和信件交乡保转送前方将士以及住院伤兵。1939年6月份，十一师政治部把邓泽兰借去排节目，纪念“七七事变”演出。后段妇女抗日工作团的工作，交李恺、杨健，同年12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妇抗团仍继续坚持活动，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才被迫分散，转入地下。

抗日游击队的成立

　　1944年底，省工委书记周里派刘鼎回长沙联系指导工作。他首先来到我们河西坪枚区，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发展地下党员，健全党的组织，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发动人民群众，组织游击队伍，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区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研究决定派我做长沙岳云司令部第2大队长龙悄盈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要刘柱中和杨海清为首组建游击武装部队。开始提出游击队的名称是：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长沙河西突击队。经过区委研究讨论，认为最好不公开打自己的牌子，因为当时沦陷区域十分复杂，要避免武装特务、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寻找我们的麻烦。同时游击队员供给困难，要防止其他游击队冒充我们的队伍，在人民群众中干坏事，损坏我军声誉。因此决定用我党的统战对象岳云司令部第二大队的名称来掩护。孔福生说：这就叫做“借伞遮雨”的好办法。暂时对外扯上他们的旗号。

　　名称确定后，刘鼎和我马不停蹄地赶到第2大队，在云盖三甲湾会见了龙恒盈大队长。我们同龙商量，为了扩大队伍，再组建一个突击中队，附属在第二大队之下，突击中队独立活动于敌人心脏，吃饭问题开第2大队条据，枪支不多暂时借上一点。通过协商龙恒盈同意了，派李德芝带10名士兵和30支步枪，隶属于突击中队，充实力量。

　　1945年3月中旬突击中队正式成立。队长是我，指导员刘柱中，下设三个分队，第一分队长邓祥生，第二分队长谷振华、第三分队长吴福成，主要方针是“抗日肃特”，游击队员有50多名，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延安抗大结业回湘工作的刘柱中任教员，对游击队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训练7天以后，在各分队长家所在境内开展活动。因为是熟人、熟地、熟情况，更便于开展工作。第一分队20来人，步枪14支，由邓祥生领队，在真人桥、乌山、谷山、望城坡、三叉矶一带活动。第二分队二十多人，枪支十二条，由谷振华领队，分別在坪山、白芳、龙洞、学士、枚溪滩一带活动。第三分队有队员10人，枪支6条，由吴福成领队，在岳麓前山、靳江河、坪塘、白泉、九江庙、龟头市一带活动。中队部的人员杨海清李德芝、谭海淦住一分队指导工作，并兼征收流动货税，以作打游击的开支。指导员刘柱中经常去第二分队指导工作。突击队主要任务是打击日本强盗，淸除汉奸、卖国贼，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党的组织，收集枪支弹药，扩大武装队伍。我们的队伍有分有合。也叫化整为零，必要时化零为整。

　　1.摧毁正义军的盐米场

　　1945年5月，我们集中突击中队的兵力，打垮了特务武装正义军设置在真人桥集市上的盐米场。这个特务组织正义军，横行乡里，作恶多端，不抗日，只反共。县乡游击自卫队不敢硬碰他们。他们设置盐米场，盘剥小商小贩和贫苦人民。当时盐米奇缺，劳苦人民在沱市、靖港围垸地区肩挑儿斗大米，来到真人桥出卖换回食盐。从长沙城内及各地运来真人桥的食盐甚至10斤、20斤都要落盐米场。而落到盐米场交易的盐米，部要经过他们过秤量食盐，过戽桶量大米。量米要堆过戽桶，将戽桶放在大篮盘里，再由盐米场的人打平荡、落在篮盘内的大米归盐米场所有，食盐过秤，大秤量进，小枰量出，每斤从中剥削最少有一两。还要出一笔手续费，如果买卖双方在外交易，就得受到殴打和谩骂。

　　于是我们要求龙恒盈派部队来真人桥协助突击队摧毁盐米场。5月下旬的一天，龙恒盈派了邵正南、颜东华各率一个中队来了。区委召集游游击队刘柱中、杨海清、李德芝、邵正南、颜东华、谭海淦等人开会研究，摧毁盐米场的打法，并要求做到不开枪能把盐米场摧垮。派情报员深入真人桥街上侦察敌情，堵住敌人援兵。一个中队埋伏在社夫桥的山上阻击特务武装正义军，用一个中队埋伏在杨枚塘境内山岗上，阻击桥头铺据点的日本鬼子，突击中队在真人桥珩上摧毁盐米场，一个分队把守街头，一个分队把守街尾，通知商店暂停止营业，街上不许行人出进，用一个分队的兵力冲进盐米场。这天，盐米场只有10来个正义军的便衣，在那儿交易盐米，这些帮党们看见游击队就开始逃跑，在逃跑中俘虏了两个便衣，其中有一个跑到200多米之处扒高堋时，我们有个队员瞄准一抢，吓得魂飞魄散，就往高墈下一滚，我们不是要打死他，而是赶他快跑，同时把戽桶、篮盘、秤杆等砸烂了，什么帐簿算盘摔掉了，一场没有流血的战斗，只有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因这里距离桥头铺鬼子据点很近，因此不能久战。随即发出信号通知两个阻击敌人的中队撤走，到集合地点李家湾会师，总结经验，庆贺胜利。

　　捣毁盐米场群众拍手称快。于是我们又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我们是维护人民利益保护人民财产、坚持抗日救国的人民军队，今后还耍惩治那些敲诈勒索、陷害人民的坏蛋。我们对两个俘虏进行教育后，将他们放走了。为了使正义军摸不淸我们的底细，邵、颜两个中队又撤到大冲，第二天回云盖去了，突击队又撤到乌山一带活动。从此以后真人桥集市再没有什么盐米场了。

　　2.袭击日本侵略军

　　1945年6月上旬的一天，深夜2时，我们突击队从真人桥出发，淸晨就到了五里堆附近。有几个民众从望城坡来到五里堆走。对我们说：“望城坡来了10多个日本鬼子，是从竹山口外面来的，现在在那里休息，是沿着长宁公路叫宁乡这个方向走。听到这情况，刘柱中、杨海清、李德芝、邓祥生等立即研究打击方案。敌人距离这里只有几华里，要迅速采取措施。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转移避开敌人,一个进攻打击敌人,大家都说，我们是抗日游击队，遇到了敌人就得狠狠地打。我们随即跳上公路旁边的小山岗上，利用地形，进行隐蔽。这里树林茂密，山峦起伏，连绵几华里，能故能退，敌人从望城坡来，必须经过前面小垅口，进了这个地方就是进了伏击圈。这里是鬼子经常往返的道路，没有在这个境内挨过打，所以敌人掉以轻心。一分队长邓祥生是个打猎的，他风趣地说：“让我来打一头野兽，饱食一餐”。两个大眼睛盯着公路上，鬼子来了，有几个鬼子走在前面一点，有几个走在后面一点，约相距30米至40米。有个队员准备开枪，刘柱中用手向他头上一压，慢点，让后面的鬼子都进伏击圈。一瞬间鬼子都进了伏击圈，刘柱中、邓祥生、李德芝和我以及突击队队员一同开枪射击，鬼子听到枪声，就往公路下滚去。鬼子利用公路做掩护，进行还击，鬼子看不到我们，只是对有枪声的地方乱放。有两个鬼子在公路下面扒了几十米，又从下往公路上扒，刚刚上路来，被我们埋伏在山上的队员摔了两个手榴弹，有个鬼子就动弹不得了，另一个鬼子仍滚下路去了。战斗持续了20多分钟。因这里距离桥头铺、庙松塘、竹山口敌人据点很近，为防止鬼子的援兵赶来，于是我们的队伍从古壕沟甩撤出阵地，顺着一条小道从茂密树林里往西北方向撤退。日本鬼子没有听到枪声，怀疑我们是诱敌上公路，不敢很快就出来，这样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很快撤到了岳山冲。10分钟后等敌人扑到山上，我们的同志已经没了踪影，已经撤到樟木塘去了，第二天我们派人侦查得知，打死鬼子两人。

　　同一时期，南堆寺支部书记黄光华等，在岳麓前山日寇据点夺得步枪一支，子弹30余发，用箴席子转成一个筒，将枪支和子弹放在箴席内，走小路送到古塘湾杨东泽家，由杨、黄两人把枪送到了突击队部。

　　3.追赶南下纵队打鬼子

　　1945年7月间，八路军三五九旅从长沙河西经过。据说在龙洞、莲花桥一带住下了。杨东泽和我研究去部队取联系，先到坪山找刘柱中、杨北炎一道去龙洞，赶到龙洞，部队去了道林，赶到道林，部队又去了麻塘。我们看到道林街上贴有布告，是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这样我们思想上更落实了。这时，刘柱中说：“再莫往前追赶，恐怕回来路上有困难，我和杨北炎提出这里到麻塘只有三十华里，既来了还是赶上去吧。于是赶到麻塘找上队伍，部队同志问我们是那里来的，我们说：是从长沙赶来找王首道，又问有介绍信吗。我们答：没有介绍信，是有组织关系的，部队同志说：司令部在前面，就把我们要找政治委员的情况一个接一个的传达到司令部了。司令部的老杜同志在行军的路上等着我们，我们就同老杜一道前进，食宿都是由他安排，到了湘潭方上桥，我们同司令部住在周氏家庙，会见了省工委张春林（即白毛），他说：“来得好，在龙洞时准备通知你们，可是队伍没有久停留，冒来得赢”。我们就向他简单地汇报了工作，他要我们作个打游击的计划，所以就推刘柱中执笔，写好计划后又进行研究讨论，张春林同志也参加了。第二天上午就向王震、王首道汇报长沙河西工作情况，并将打游击的计划交给王震同志，他认为这个计划还可以，并问了人民对八路军有什么反映，我们把听到的一切情况如实汇报了。我提出税收莫搞了，专打游击，王首道同志指示，税收要继续搞，打游击才有开支，要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扩大游击队伍，有力地打击敌人，你们要赶回去指导工作。张春林同志安排刘柱中、杨北炎和我先赶回去，留下杨东泽在部队多住两天，还有事情要研究。我在三五九旅带回来一本《中国往何处去》的书，还带有两张宣传布告。

　　三五九旅从长沙河西经过后的几天内，日本鬼子集中兵力深夜进攻真人桥一带，我们突击队收到情报，随即撤离到云盖、石牛塘等地，因此没有遭到敌人袭击。在7月中旬上级党领导，派戈楷（即毛泽普）来长沙领导工作，是由杨天辉在南岳白果从三五九旅把戈楷接回河西地区的。戈楷为了掌握河西仝面情况，就与杨东泽去靳江河、南堆寺、坪山、枚溪等地察看座谈，根据各地情况进行工作布置，加强筹备枪支弹药，扩大游击队伍，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戈楷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之下，我们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进展很快，我们不但在原有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了游击队，加强了统战工作和争取含浦、望岳两乡自卫队的工作，而且还遵照王震、王首道两同志的指示，把工作面迅速由村内扩展到了沿湘江两岸，上到观音港、坪塘，下到白沙洲、三叉矶一带地方。

　　这时传来了喜讯，日本法西斯宣告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在戈楷同志和区委的领导下，一面和人民一道享受胜利给我们带来的喜悦，一面以高度的警惕性，注视时局的变化，注意隐蔽，听候上级党的指示。八月下旬，刘鼎赶到坪枚区指出：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美蒋有发动内战的可能，为了保全革命力量，以便将来更好地与敌人斗争，已经露了面而又能隐蔽的要立即隐蔽，不能在本地隐蔽的要立即转移，留下来的同志转入地下活动。组织决定杨东泽、刘柱中、杨北炎三同志随戈楷北上，我暂留下结束税收和枪支弹药的埋藏，这些问题妥善解决后，万一难藏身时，按戈楷留下的地址北上。

　　从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责任编辑：赵丁言 最后更新：2014-05-05 09: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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