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战一堡垒——张鲁集
2026-03-04 10:51:30  来源：莘县党性教育服务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革命老区莘县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广大莘县儿女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斗争，谱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燕塔风云——莘县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汇编》一书以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莘县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奋斗历程。为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莘县党性教育服务中心现予以转载，与大家共同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敌后抗战一堡垒——张鲁集

　　张鲁集，我们的故乡，我们是那样地熟悉她、热爱她。这不仅仅因为她是哺育我们长大的地方，而且因为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她作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最大集镇，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宋任穷、黄敬、杨勇、肖华、陈赓等同志都曾在这里工作、战斗和驻留过。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如冀鲁豫七分区、七地委的整风会议，马本斋、肖永智、史钦琛同志的追悼大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她是我们与敌人进行经济斗争的坚强阵地，根据地物资的进出境，大部要从这里经过。在军事上，她又是我军与敌顽斗争的前哨。她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和战斗的锻炼，始终坚强地屹立在鲁西北平原上，成为敌后抗战的一个坚强堡垒。根据地军民称她为“鲁西北根据地的门户”，原冀鲁豫七分区政委许梦侠、专员周持衡、地委宣传部长杨易辰同志亲切地称她为“鲁西北的小上海”。

　　交通咽喉地   要数张鲁集

　　张鲁集位于莘县城西二十五华里，原朝城县西北四十五华里的鲁西北平原上，是原朝城县北部的大镇。南十几里属河南省，西五华里属河北省，东门外属莘县，东门以西属朝城县，她既是鲁西北回民集中的地方，又是冀、鲁、豫三省二县三界首的重镇，故有“交通咽喉地，要数张鲁集”的说法，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党在回汉人民心中扎了根

　　张鲁集共分东、西、南、北、中五个街，八百多户，五千多口人。东、南、北三街是回民聚居街，中、西两街是回汉民同居的街。在这里，汉族为少数，只一百六十多户。在万恶的旧社会，回汉人民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回族多数无地或少地，靠做生意和跑关东过活，称之谓“穷回回，靠两腿，两把刀，混个饱”，即靠两腿跑关东，两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做饭卖切糕。汉族贫下中农靠租种地主的土地和给地主扛活维持生活。从历史上看，张鲁集回汉两族群众，情同手足，没有发生过大的纠纷。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回汉人民的生活都非常悲惨。

　　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驻守河北的宋哲元二十九军、山东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以及地方官员不战而退，纷纷溃逃。地方上散兵游勇，如齐子修、冯二皮，反动地方民团头子孙怀玉，土匪路连之、林松海、王兰金，反动会道门头子刘香玉、耿朝良等蜂起。封顽势力、反动民团、会道门头子以维持治安、保护地方为名，公开敲诈勒索，派粮派款。游勇、土匪则打家劫舍，明抢明夺，闹得路断人稀，昼夜不宁。人民群众惶惶不可终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时，范筑先将军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党鲁西北特委以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为主要活动场所，大力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特委的领导下，各县都相继建立了办事处，黑伯理同志任朝城办事处干事。一九三八年黑伯理同志发展杨见远等同志为中共党员，从而撒下了革命火种，党的组织迅速在张鲁集一带发展。杨见远先后发展了牛万卷（牛缃）、马兰光（马耀庭）、李树本等同志为中共党员。

　　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张鲁特别支部，直属地委领导，杨见远任支部书记，李炳勋、马兰光为组织委员，李树本为宣传委员。一九三九年间，杨见远又发展了杨承轩（杨恩太）、李中允、李向善、杨青修、贾其建等为中共党员。十月，成立了中共朝北工委，杨见远、李树本等同志调工委工作，由杨承轩继任支部书记。杨承轩调工委工作后，又有杨青修、李中允、李向善负责，杨见远、李树本等同志也不断回来帮助工作。从此，党在广大回汉贫苦群众中扎下了根，成为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核心。

　　主力部队是根据地的顶梁柱

　　张鲁集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始终是和主力部队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我军到达张鲁集的主力部队，最早是陈赓同志率领的三八六旅六八八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陈赓同志率六八八团挥师北上来到张鲁集。当时，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李树春、王金祥等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地围攻我鲁西北特委和我党领导下的十支队。六八八团的到来，对支持地方党、政、军的工作，开辟鲁西北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就张鲁集来说，当时党的活动是很秘密的，大多数群众对我党我军了解很少，又是刚刚遭受南逃国民党溃兵的抢劫，“是官都欺民，是兵都抢钱”的烙印很深，对我军怀有恐惧心理。

　　六八八团抵达张鲁集时，没有直接进村，停留在南门外“杨家坟园”及场院里，部队唱起了雄壮的八路军军歌：

　　铁流两万五千里，

　　朝向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

　　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敌寇入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巍巍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

　　收复失地阻强盗。

　　争民族独立，

　　求人类解放，

　　这伟大的责任，

　　都落在我们的双肩。

　　男女宣传员向前来围观的群众演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男女老少一起涌向南门外。战士们嘹亮的歌声、宣传员慷慨激昂的演讲声，博得了群众阵阵掌声。居住在这个古集镇的回汉群众，哪里见到过这么好的军队啊，大家心里涌起了阵阵热浪。他们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情不自禁地纷纷跑回家去，端来了开水、热汤，慰问远方来的亲人。

　　部队还派出少数宣传员，在村内围子墙、砖房墙上写下了醒目的大字标语：“军民一家”“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等。

　　因为春节临近，部队原计划驻张鲁集过年，扩大政治影响，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但部队首长得知张鲁集是回民聚居区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遂改变计划，驻张鲁西五华里的营头、化庄、北小丈等地。他们将准备过年的猪肉遮掩好，放在汉民盖的关帝庙里，而后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南门，出西北门，向驻地走去。

　　六八八团抵达时，张鲁集还驻着朝城国民党的一个保安中队，一个公安分局。因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时期，分局长郭锡丙、中队长徐某率全体官兵披挂整齐，立于街道两旁，吹着“接官号”迎接陈赓将军。结果是八路军官兵一致，均着灰色军装，既无车辆又无乘骑，等部队过完了，他们也没有接着当官的。至今镇上还流传着这样的话柄：“郭锡丙接官——没见着。”

　　六八八团冒着严寒，挥师北上，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兵匪一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鲁集的广大群众，包括回族中上层人物“阿訇”“乡老”“掌教”等，无不由衷地拥护、爱戴八路军，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党我军身上。这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后来，南进支队、回民支队等主力部队都曾来张鲁集驻留过。在大部队转战其他地方之后，他们还派出得力干部，带少数战士，建立武工队，以支持地方工作。从一九四〇年起，张鲁集没有断过从主力部队下来的干部。朝城办事处武装科长任德怀同志、刘坚同志，莘朝县武委会主任郭广智、李惜光同志，区委书记韩哲、贾涛同志等，都以张鲁集为重点，常驻指导工作。冀鲁豫三专署也曾派得力除奸干部张长生、段有刚等同志做保卫工作，回民支队还派民运科长金民以及马世芬、马俊杰等同志，发动回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都给了张鲁集以极大的支持。

　　抗日游击小组在斗争中成长

　　一九三九年冬，在朝北办事处武装科长任德怀、姚如林、刘坚等同志的具体帮助下，张鲁集中心支部将地富的七支旧枪收集起来，成立了七人的张鲁集回民抗日游击小组。队长杨承轩，队员刘青海、马寅生、安明江、马四虎、马万春、虞振华。杨承轩调走后，继由李中允同志领导，队员发展到十二人。抗日游击小组的任务，主要是扒寨破路，缉私除奸，坚壁清野，打狗藏粮，游击扰敌，掩护群众，保卫运输队运粮，配合部队战斗等等。

　　自从来了主力部队，张鲁集有了自己的农民武装，党的领导也更坚强了。莘县汉奸知事刘仙洲在日寇的唆使下，为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在离张鲁集东南五华里的豆村安下了据点。古历七月十五日，敌人派元疃乡伪乡长来张鲁集，要群众打出“膏药旗”，欢迎皇军，并要粮要款，要鸡要肉，一部分买卖人畏敌抢劫，主张摊纳。杨承轩同志立即召集党员研究，决定坚决不给敌人一分钱一粒米。随后，他召集各街街长宣布：不准向敌伪纳粮纳款，违者，送朝北办事处按通敌资敌罪论处，第一次顶住了敌人的威胁和恐吓。古历八月十一日，中秋节将近，豆村据点的敌人又派人催要粮、蛋、 肉、月饼过节，声言如不交纳慰劳款物，定要血洗张鲁集。中心支部一方面布置群众顶住敌人的威逼恫吓，一方面将情况迅速报告朝北办事处。朝北办事处即派警卫连一个班来张鲁集，如发现敌人进攻，即掩护群众向西撤退。晚秋的一天，豆村据点的敌人窜到张鲁集抢劫，与警卫班遭遇，因该班大部是新战士，缺乏战斗经验，被敌人围住，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抗日游击小组迅速增援上去，马四虎、尚振岭最勇敢，带头冲进敌阵，以排枪、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从此，敌人深知张鲁集有游击队常驻，并有抗日游击小组，再不敢轻易地到张鲁集抢劫了。不久，豆村据点被我南进支队十六团拔除，歼灭了全部敌人。

　　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也是张鲁集抗日游击小组任务最繁重、最艰巨、最受考验的一年。那时，大名、朝城、莘县、冠县的敌人从四面向我朝北抗日根据地蚕食。张鲁集东有张屯据点，东北有燕店据点，东南有马场据点，西南有毕屯据点，靠西河北省的束馆、冢北、金滩镇、龙王庙都有敌人的据点。我抗日部队和政府只限在北到丈八、大场，西北到富裕集、耿楼、王奉、武家河、杨村、北安头、化庄、营头、北小丈一带活动。遇有敌人大规模“扫荡”，就在沙窝区的富裕集、耿楼、武家河与敌周旋。张鲁集实属朝北根据地的东大门，又是朝北抗日根据地的最大集镇。由于它与敌占区接壤，与敌人的经济斗争在这里也非常激烈。敌人以大量的伪钞，通过奸商不惜高昂的代价，收购我根据地的粮食、布匹、油料等战略物资。另一方面，地主老财也囤积居奇贱买贵卖。这里十天四个集，有花生油料行、粮行、牲畜行、棉花棉布行，周围几十里都赶张鲁集，集到深夜不散。

　　为了在经济上摆脱被动，更好支持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冀鲁豫三专署在张鲁集专设一个“文升粮店”，经理为阎疏九，后张博古，监委苏景轼，负责收购棉花、棉布、粮食。为了与敌争夺市场，稳定物价，粮店买新粮以质论价，在物价不稳定时，就把买进的粮食按收购价出售。粮店一个集能收购粮食8千—1万斤，土布1万多尺。为了保证军需民用，收购的粮食当天收，当天组织劳力、畜力输送到武家河、余庄、富裕集、耿楼一带保存，严防敌人抢掠。收购的土布，一部分运往后方被服厂做军衣、子弹袋等军需品，一部分按张鲁集的妇女人口分发到五街妇救会，赶做军鞋。文升粮店在对敌经济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日游击小组配合其他部队，十分警惕地保卫着它的安全。一次刘仙洲派一个叫张凤山的暗探，以做生意为名住在中街，收集我军政情报。游击小组发觉后，就日夜监视他的行动，终于弄清了他的真正面目，迅速将其逮捕法办。秋末冬初，莘县敌人为打开朝北根据地的门户，又派部队在豆村驻下。抗日游击小组得知后，分成四个小组，针对敌人夜间不敢出动的弱点，夜间用较好的三八式步枪、水连珠枪从四面放冷枪，搞得敌人晕头转向，弄不清虚实，生怕被我主力部队围歼，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溜走了。同时，抗日游击小组又是县工商管理局的组私队，每天在通往敌占区的要道放哨设卡，严禁粮棉油流向敌占区。敌占区的香烟、洒、化妆品、香箔纸码等迷信品也不准进入根据地，一旦查获，全部没收，粮棉油交文升粮店，烟酒、化妆品、迷信品交工商局处理。

　　抗日游击小组过的完全是集体生活，生活来源由集镇粮、棉、油、布、牲畜五大行抽钱，遇到有不足，由五街富户摊米维持。在一九四三年的大灾荒年头，生活十分艰苦，游击小组昼夜站岗放哨，不管酷暑严冬，一年四季都是和衣而卧。衣服上虱子成了串，身上长了疥疮。虱子咬，疥疮痒，冬天冷的睡不着觉，同志们都没有怨言，大家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称虱子是革命虫，说：“虱子疥疮是好事，它使我们睡不安稳，误不了事。”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抗日游击小组越战越强，从最初的七个人，发展到一九四二年的二十几个人，到一九四四年时，就发展到四十三个人。在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先后由朱华带领参加了攻克莘县城、活捉刘仙洲的战斗，由李学良带领参加了攻克堂邑城，打许家大院栾小秃，打沙镇郭培德，以及解放冠县、打韩春和的战斗。为保卫家乡，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借粮运粮   战胜灾荒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鲁西北出现了空前的灾荒。那年，寸草不见，颗粒不收，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妄图趁天灾消灭我抗日军民。一九四三年春天，贫下中农以糠、秕、花生皮、红薯叶为食，这些东西吃光了，就吃树叶、树皮，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儿童饿得皮暴青筋，老人饿得骨瘦如柴，青年人饿得脸肿脖长。广大贫下中农挣扎在死亡线上。

　　就在这时，回民支队派民运科长金民和科员马世芬、马俊杰、马武，会同莘朝县回救会主任沙朴同志住在张鲁集，发动群众，开展了借粮斗争。此时，朝城县委书记赵西岳在西街马兴家养伤，县公安局长杨见远在家养病，也参加了借粮斗争的领导工作。

　　在上级领导同志的帮助下，中心支部对镇上存粮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对被借粮户逐一摸底排队，研究了斗争中可能出现的阻力和问题。尔后，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宣传鼓动，选出借粮代表和领导机构。主要是宣传：“借粮是歉借丰还，说到办到，只借囤积的余粮，不借口粮和种子粮。”由群众代表出面和被借户协商，讲明：现在青黄不接，贫、雇农眼看要饿死，他们世代给你们种地，又是街坊、近邻，能见死不救吗？如果都饿死了，谁给你们种地，谁去支前打日本，你们的东西不就被日本鬼子抢了吗？是借给乡亲们度荒好，还是被日本抢去好等等。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工作组和党支部研究确定了十五户为借粮对象，计：东街3户，南街1户，北街5户，西街2户，中街4户。

　　在一切都组织好以后，五个街一起行动，一个地方碰了钉子，其他四街都来支援。南街比较开明的地主郭绍太主动向借粮代表报了借出数字，与支部研究数字差不多，群众比较满意。郭绍太的行动是个好的开端。有的被借粮户开始向借粮代表报数字，但也遇到一些硬茬。如西街的地主安金学，把粮食埋起来，又哭又叫，装成没吃的样子，软磨硬泡，就是不借。借粮代表与他进行说理斗争，他看拖不过去，拿出五口袋掺秕子的谷子和高粱。支部及时进行了研究，决定：不借掺杂的粮食，原规定的借粮数目不变，遇到硬茬发动群众在他家支锅吃饭，坚决地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在党员和积极分子带领下，饥饿的贫苦群众涌进安家，支起锅来，还未做饭，安金学就沉不住气了，向借粮代表和群众表示愿意借。群众讨论让他拿出一千五百斤，他乖乖地照办了。这样一来，原来不愿借粮的地主，一看软法硬法都脱不过去，也都向借粮代表报了数字。只三天工夫，借粮斗争就取得了很大胜利，共借出粮食一万三千八百多斤，救济二千多人。饥饿的群众有了粮食，获得了新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中街知识分子蔡景清夜间在人口稠密的鸡市口、十字街写下了“共产党、八路军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毛主席是民众的大救星”等标语，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心声。

　　在进行借粮斗争的同时，工作组和中心支部还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五街成立了运输队，从收成较好的濮（县）范（县）观（城）的白衣阁、王店、姬楼等地运粮到莘朝边。每运回一百斤，给粮食十二斤，这样以工代赈救济群众。当时的运输工具是独轮拱车，装上东西行走，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途中又要经过吕村、节村、毕屯等据点和一道东西封锁沟线。为了安全，大家在独轮车的木轴上安放铁片，不使发出声音。回民支队派出一个班带一挺机枪掩护，有时抗日游击小组也担任掩护任务。这样，五街凡有劳力、有小驴的户，都参加了粮食运输。有力地支援了朝北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也解决了本身的缺粮困难。

　　在中心支部的领导下，张鲁集回汉群众战胜了严重灾荒带来的重重困难，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经过这些斗争，中心支部锻炼得也更加坚强了。

　　来       源丨《燕塔风云——莘县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汇编》 马体恤、马丙谦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04 1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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