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国际友人与上海人民
2026-10-19 15:28:49 来源：“党史镜报”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漫长而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处在战争烽火包围中的上海人民并不孤独。世界各国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始终关注着上海，给予它无私的帮助与关怀。上海人民也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同样被法西斯侵略者迫害的民族。
1、外国友人对上海的帮助与关怀
外国友人积极参与救助难民，采取各种方式对难民进行赈助。
1937年8月13日下午3时，世界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等团体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以共同救济难民。国际救济会在租界设收容所救济难民，先后建立了6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20多万。由于还有很多难民滞留在战区未能逃出，并且进入租界也有很多限制，为此，国际救济会在华界也办了多处收容所。为解决收容所中难民的生活，收容所内提倡难民生产自救，设立工艺小组。当收容所人满为患时，国际救济会在各方的支援下，将1万多人转移到了安全区。1939年，该会还协助法租界当局收容街头乞丐，安排去难民所。国民党军队撤退后，该会在南市区设立了两个医院，其中一个是慈安产科医院，义务为难民中的产妇接生。1940年创办了一所天主教小学，解决了部分儿童的入学问题，学校内还开办绣花工厂和毛巾工厂，所有的产品由保姆负责代售。
饶家驹神甫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
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生产杯”足球赛，中立者为收容所负责人黄定慧
各国侨民和租界防军主动援救中国难民。有些外侨以私房庇护难民，如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外侨护先生腾出静安寺路巨大洋房，免费提供给难民隐蔽之用。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时，沪西铁路外的难民达四五万人，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即让难民进入租界，英国防军也立即援助，共救出难民3万多人。
各国友人纷纷给上海人民筹款救济。1938年，澳洲基督教会捐款1万金镑，美国基督教会募捐9万余元，均由上海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统筹安排。至1938年12月，美国红十字会及基督教会所捐救济中国难民慈善事业费用，共计现金179697.33元，中国法币793025.93元，教会方面所经手发放的共计美金103395.90元，法币505508.01元。其中上海占第一位，计美金57164.00元，法币294365.12元。另外，教会捐助美金1万元，分别充作上海各地难民之用。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作为日本盟友的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将全体德侨捐助的17510元赠给上海救济难民机构，为上海的难民援助工作出了一份贡献。
1937年10月28日，上海妇女界在国际饭店举行在沪外国妇女招待会，各国驻沪领事夫人、女记者、女律师和知名人士共76人被邀到场。会上，苏联、德国、美国等代表纷纷发表讲话，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最后，到会代表与各妇女团体联名致电国联妇女和平会会长丁蔓女士：“在上海中国美国及欧洲各国妇女团体，为着正义人道，吁请布鲁塞尔各国代表以切实的方法，维持条约的尊严”。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一个各国人口云集的国际大都市，各国侨民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上海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感受到上海人民英勇不屈的抗争精神，他们以各种方式投入到这场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战争中。
1938年6月下旬，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在香港成立，旨在呼吁国际友人和爱国侨胞关注、援助中国抗战。诸多外国友人如印度民族革命领袖尼赫鲁、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纷纷参加。当时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人耿丽淑留在上海帮助宋庆龄开展工作。为了避开特务的检查，她机智地利用每周在港沪之间来往的美国“总统”号轮船为宋庆龄传送信息和文件。每当“总统”号快要起航离沪前，她就到外滩乘小船上“总统”号，趁人不备时，迅速将信件投入船上的邮箱里，然后离开船，乘小船上岸。这样，船一到香港，信就会寄到宋庆龄手中；上海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等，发起创办了“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也为中国抗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日军对中国切断国际援助的通道，严密封锁中国的内外贸易的情况下，“工合”运动的生产自给，为支持长期抗战，最终战胜日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被人们誉为“经济国防线”。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合影。自右至左：廖承志、诺曼·法朗士、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宋庆龄、廖梦醒、邓文钊、爱泼斯坦
侵华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也受到那些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的反对。1939年3月，上海日侨组织“工农商学反战大同盟”，团结南京、上海、沪杭沿线及沿江各地侨民，联络各地占领区内的日军从事反战宣传，并秘密组织反战团体，以各种方法阻止和破坏军事运输。1938年5月，在上海日军伤兵医院就有4人因散发反战宣传品被处死。
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上海的中共隐蔽战线中，有一位德国的秋迪女士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帮助八办做电台收发报工作。八办撤消后，她冒险义务为党组织保管一个藤箱和一个木制的“潘汉年印”；1939年9月，潘汉年重建上海情报机构时，她将保管的东西如数归还，还担任了电台的保护工作。
同时，上海也是一个为革命根据地输送力量的起点站，很多外国友好人士从这里出发，奔赴中国各地去参加抗战。德国记者希伯曾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到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牺牲于山东；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也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英国人琼·尤恩受宋庆龄的委托，将医药物品运送到新四军抗战地区后，毅然留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那里的医务工作。据外刊报道，到1937年底，外国人士参加中国抗战的就有451人，另有白俄300余人加入中国国籍，与苏联侨民一起，从上海奔赴抗日战场。
奥地利医生罗生特
2、上海为犹太难民伸出的援助之手
在得到各国人民支援的同时，上海也为世界上其他为法西斯所迫害的民族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最能载入史册的就是上海曾接纳过2.5万犹太难民。
希特勒上台后，就将犹太人列为劣等民族，掀起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浪潮，大量的犹太人被迫逃离家园。就在他们预备逃往那些标榜自由、民主、博爱的西方国家时，这些国家却不予接纳，尤其是在1938年召开的专门讨论犹太人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上，与会国代表都纷纷对犹太人的遭遇深感同情，却没有一个国家明确愿意接纳犹太难民。
这时，本已很艰难的上海向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难民伸出援助之手，使这些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有了安身之所，从1933年到1941年，约有3万犹太人来到上海，其中仅从1938年夏到1939年夏，就有近2万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除5000人先后离开外，总共有2.5万犹太难民和上海人民一直生活到战争结束。
《申报》关于《犹太难民来沪暂棲》的报道
在救济机构的安置下，这些犹太难民中约有4000人居住在法租界，1500人住在公共租界，其余的住在虹口区。开始时，他们的生活相当艰难，住房拥挤，疾病流行，但在上海人民的深切关怀与帮助下，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到20世纪40年代初，犹太人相对集中居住的虹口提篮桥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异常繁华的景象，以至这个地区被誉为“小维也纳”。
虹口小巷里的犹太难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6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来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日本当局虽未接受德国的建议，但对上海犹太人进行了迫害，尤其是在1943年2月后，上海的日本占领军正式建立了“犹太人隔离区”，1万多欧洲犹太难民被赶进公共租界内所谓的“隔离区”内，住在狭小、阴暗、破旧的里弄房子中，进出隔离区都要凭借通行证，一直持续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与隔离区的犹太人生活在一起的上海人民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帮助，为他们出让房间，帮助他们找工作，照顾犹太小孩……1945年7月，美国轰炸机误炸了隔离区，尽管周围的上海人也同时遭难，他们仍然奋不顾身地将许多犹太人从火海中抢救出来。
犹太难民的聚居处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犹太难民为主的在沪犹太人陆续离去。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上海度过的艰苦岁月，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援救之恩，对上海、对中国人民怀有感情。1986年，一批曾居住上海的犹太难民提出要在虹口原难民所旧址建一块纪念匾，匾文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地区曾有2万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幸存下来。谨以本匾献给所有幸存者以及施加援手的热情好客、宽宏大量的中国人民。
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0-19 15: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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