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黄河之滨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
2019-03-08 15:57:30  来源：搜狐，作者 樊尚仁  点击：  复制链接

　　1936年2月21日，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在中共内蒙古工委的影响下，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保安总队武装暴动成功后，国民党绥远当局将暴动队伍改编为蒙旗保安总队。

　　七七事变后，部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混成旅，简称蒙旗独立旅。

　　1939年，该旅扩编为新三师。

　　1942年秋，该部移至甘肃省靖远县，改编为新骑七师。

　　1988年9月3日，乌兰夫撰文指出：“这支属于国民党编制的武装力量是中共内蒙(古)工委帮助建立的一支蒙古抗日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唤醒民族觉悟

　　1931年夏，正值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到塞外，苦难深重的各族人民有了新的希望的时候，中共中央派王若飞同志到内蒙古地区开辟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

　　在包头，王若飞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与乌兰夫取得联系(两人相识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乌兰夫向他汇报了内蒙古党组织和工作开展的情况。王若飞传达了我党对内蒙古地区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并着重提出了要注意抓武装斗争。当时乌兰夫在蒙古族地方部队老一团做党的工作。从那时起，乌兰夫除从事党的民族工作、群众运动外，以主要精力抓了武装斗争。

　　蒙政会保安队，实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一个特务队，约一千人左右。官兵多为土默特旗和东四旗的蒙古族。当初，绝大多数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不满，并受德王“蒙古自治”的欺骗性宣传，为了求生存、寻出路而投身保安队的。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贫苦农牧民。

　　早在1934年，乌兰夫就注重发挥保安队中的中共党员的作用，并通过这些党员教育、团结了一批爱国官兵。他曾在这支部队中多次宣传蒙古民族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才能获得真正解放。

　　1935年初冬，乌兰夫化名“乌云达赖”，通过在蒙藏学校与自己一起入党的中共党员朱实夫介绍，以教员身份在蒙政会德王蒙古包内的办公工作，并曾与德王进行过交流。

　　德王认为，内蒙古的出路在于实行“高度自治”。“高度自治”必须投靠日本或依附国民党。

　　乌兰夫提醒德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压迫所造成的蒙汉成见，实行“抑汉扬蒙”政策，组织傀儡政府，以军事威胁与政治上的羁縻骗取内蒙古人民的信任，以达到其“以蒙治蒙”长久统治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则是继承清政府与北洋军阀对蒙政策，继续推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妄图把蒙古族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一并进行消灭。乌兰夫在陈述了这两条路都难以行通以后，暗示德王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有前途。这次相见各抒己见，但谁也没有说服对方。

　　后来，乌兰夫因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百灵庙返回归绥(今呼和浩特)。此后，他通过地下党员赵诚、交通员李森掌握这支部队的情况，继续进行反投降、反背叛的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险恶用心和德王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唤起部队官兵的民族热情和爱国主义觉悟，教育和团结了一批革命基本力量。

　　脱离反动势力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是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提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12月27日，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古)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科学论断，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族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党在蒙政会保安队所进行的工作，使多数青年官兵逐步觉悟，认识到了德王投靠日寇的反动本质和企图。

　　随着德王投靠日寇步伐的加快，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一些有见识的军官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率领一千多名蒙古族官兵，于1936年2月21日毅然举行了武装暴动，宣布脱离德王，实行抗日。这一正义举动，反对了外来侵略，打击了亲日派，维护了民族尊严，打乱了日寇继续西进的战略部署，对红军北上抗日产生积极影响。

　　起义部队离开百灵庙向南行进途中，遇上天降大雪，白茫茫的达尔罕草原，积雪没膝，步履艰难。傍晚时分，德王乘坐汽车的乌滂守备队和骑着马的保商团尾随而至，经过激烈战斗，起义部队打退了追击的敌人。

　　当部队行至二分子休整的时候，傅作义派三十五军四二一团秘密包围，并派两个武装加强营以“慰问”起义官兵、帮助减轻辎重负担为由，将所有武器等装入汽车拖运，就此解除了起义部队的武装，并在台阁牧接受傅作义整编。

　　傅作义将起义部队编为一个总队，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每班由12人缩编为9人。并派员进行煽动、挑拨，故意制造内部纠纷。

　　部队举行暴动的第二天，乌兰夫即派李森前往接应，当李森到达武川后，获悉傅作义已派兵将部队缴械。乌兰夫就发动归绥社会力量声援暴动官兵。当暴动部队到达台阁牧后，乌兰夫等共产党员随即赶来，继续组织不得开展革命斗争。

　　与此同时，傅作义也抓紧渗透和分化工作，通过策动“内讧”试图控制、瓦解这支部队。德王亲信章文锦借机煽动部分不满分子将总队长云继先杀害，带领部分哗变士兵向百灵庙进发，途中，被傅作义的部队打死多人。

　　重振革命旗鼓

　　1937年春，国民党中央派白海峰(中共党员)来内蒙古西部地区，收拢百灵庙暴动队伍哗变后剩下的人马，重建蒙旗保安总队。乌兰夫也进入该部队开展党的工作，并联合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爱国进步人士，以百灵庙暴动部队中的进步青年为骨干，重新组成了蒙旗保安总队，下设两个大队。

　　总队长白海峰，参谋长常荫生，政治部主任纪贞甫，代主任乌兰夫(是部队中党的领导人);一大队长纪松龄，二大队长朱实夫，直属总队有一个特务队，一个卫士班。这个部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蒙古族。部队的主要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也派来一个参谋长和一个搞军训的军官，但他们在部队没有基础。连队设政治指导员(都是共产党员)，每星期上一次政治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这时，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很活跃。部队为我党所掌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部队组成后，转战于百灵庙、大庙、固阳等地。

　　这年秋天，部队驻固阳县新城时，德王不甘心失败，派曾杀害云继先的章文锦带着一个人，化装潜入固阳妄图策反。云蔚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当机立断缴械扣捕，并报告了白海峰、乌兰夫。他们研究后决定，为坚定全体官兵的抗日信心，就地予以处决。这件事的果断处理，深得广大爱国官兵的拥护。

　　打响抗日枪声

　　1937年夏，马占山将军在包头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把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下辖两个团。旅长白海峰，政治部代理主任乌兰夫(地下党委书记);一团团长纪松龄，政治指导员克力更;二团团长朱实夫，政治指导员王允文，部队驻防包头。

　　是年10月，日本侵略军及各路伪军，加速了侵占察绥的步伐。阎锡山为保住其山西老巢，从绥远调傅作义部三十五军驻守雁门关。留守绥远的只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门炳岳的骑七师及一部分国民兵。这批驻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相互倾轧，混乱不堪。

　　10月12日，当日伪军进犯归绥时，他们纷纷弃城溃逃。在归绥形势紧迫时，乌兰夫提出，为了表明我们是一支抗日武装，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虽然兵力有限，装备简陋，也要前往阻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乌兰夫的号召，得到了广大官兵积极响应，部队从包头乘火车直接奔赴归绥。

　　黑山狙击敌寇

　　1937年10月12日午夜，日军黑石旅团及三个伪蒙古师从凉城方向，还有一部分日伪军从大青山方向，总共约九个师的兵力夹击归绥，对归绥形成了包围。蒙旗独立旅将部队部署在大黑河沿岸、桃花板村、南茶坊一带。

　　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决心以实际行动保卫家乡，保卫国土。蒙旗独立旅装备虽然简陋，但战斗打响后，个个奋勇向前，顽强战斗。起初，日军也摸不清底细。他们原来侦察到傅作义部队已撤出，满以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即可长驱直入，没想到会遭到如此顽强的阻击;又因为是夜间，日伪军未敢贸然前进。

　　直到13日，蒙旗独立旅因寡不敌众，才边抵抗边后撤，一直撤到城郊南茶坊。城镇居民尤其是青年，冒着枪林弹雨及生命危险，带着大批慰问品到部队热情慰问。是日午后，日伪军兵临城下，形势异常严重，为了保存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由白海峰、乌兰夫率部撤出归绥，乘火车向包头转移。

　　10月14日，日本侵略军矶谷师团和岩山、小岛两个机械化联队在德王和李守信的伪军配合下，从归绥向包头扩展。在这种情况下，蒙旗独立旅向何处去?一时成为广大官兵共同关心的迫切问题。旅长白海峰极力主张西行，要跟随马占山部队开往河套，而乌兰夫则坚决主张南下，渡过黄河向伊克昭盟进发，尔后靠向陕甘宁边区。

　　当时，日本飞机已在包头上空盘旋侦察，偶尔还听到炮弹的轰炸声，但仍争执不下，情况十分紧急。最后由于部队的主要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赞同南下的占优势，部队终于按乌兰夫的主张，当晚渡过黄河，踏上鄂尔多斯高原，向陕甘宁边区进发。途经达拉特旗展旦召时，遭到了旗保安队的袭击。

　　当时部队在展旦召宿营，达拉特旗王爷森盖(已投靠日寇)带着五百多骑兵偷偷包围了蒙旗独立旅，企图吃掉这支部队，捞一批武器装备。他们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乘蒙旗独立旅的官兵正在休息之机冲过来，疯狂地射击，打死打伤多人。

　　部队官兵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地卧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白海峰、乌兰夫进入展旦召的独贡(喇嘛念经的地方)指挥战斗，组织反击。由特务队长白富全和炮兵连长刘德带领几百名士兵，集中火力向外射击，很快就打退了敌人的包围，乘机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集中所有机枪和小炮一齐射击，迫使敌人缴械投降。森盖部派了一个穿白衬衣的人，自称是喇嘛，打着白旗，请求谈判。

　　当时，有的士兵非常气愤，要杀掉他。乌兰夫当即予以制止，并给大家解释：这是个政策问题，对喇嘛我们不能随便杀害。双方经过谈判，停止了战斗。部队清理了战场，稍事修整，又继续向陕甘宁边区前进了。

　　1937年11月，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陕北府谷县的哈拉寨。寒冬已到，部队官兵仍穿着夏季服装，每个班平均只有两件皮袄。粮食也很紧张，经常断炊，有一个时期连火柴都短缺，每个班每天只发三根。官兵连饷也没有。但整个部队没有开小差的。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共同信念：只要不当亡国奴，不受大汉族主义的欺压，跟着共产党抗日再艰苦也能挺得住，也能坚持下去。这时，各部队都已有了党员，建立了支部。在党组织的周围还有一批积极分子。从而使这支部队能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获编三师新番

　　1936年秋，该部发生哗变，总队长云继先被杀，南京政府改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蒙古族将领白海风(中共秘密党员，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出任总队长。其后，乌兰夫等中共党员陆续进入该部任职，后来建立秘密党委会，逐渐控制了该部的实际领导权。

　　1937年七七事变后，傅作义率三十五军奉调察哈尔、山西作战，留在绥远的各支地方部队统归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指挥。蒙旗保安总队被马占山暂编为蒙古混成旅。10月13日，蒙古混成旅与绥远国民兵两个团防守归绥城南大黑河一线，阻击日军进攻一昼夜。之后，奉命撤往包头，又南下伊克昭盟，先后移驻陕北府谷和晋西北河曲。期间，乌兰夫与驻晋西北的八路军120师取得联系，得到了经费和物资援助。

　　1938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将这支民族武装正式编成为蒙旗独立旅，白海风任旅长，政训处长纪贞甫(由科长云时雨即乌兰夫代理)，下辖两个团，纪松龄、朱实夫为团长。同年9月，奉命进驻伊盟郡王旗和杭锦旗。

　　1939年夏，蒙旗独立旅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师，划归傅作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绥西河套)指挥。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下辖3个团和1个炮兵营，7团团长纪松龄，8团团长朱实夫，9团(骑兵)团长云蔚。

　　1940年，新三师从各团抽调兵力，由第8团团长朱实夫任前敌指挥，参加了攻打驻达拉特旗境内日伪军的战斗。1941年春，新三师又组成加强营，配合傅作义部第101师，攻克了东胜县境的日伪军据点柴登。驻防伊盟期间，新三师还配合八路军和中共伊盟盟委，在桃力民等地组织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

　　1941年夏，新三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往甘肃省靖远县整训。该师中的中共党员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先后离队到了延安。

　　抓建制壮实力

　　到陕北后，白海峰去南京找国民党要给养，乌兰夫到保德县八路军120师办事处联系党的关系。在岢岚，乌兰夫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向他汇报了蒙旗独立旅的情况，并请他转报中共中央。

　　甘泗淇听了情况后，非常高兴，并说：“你们这支部队所以能够这样好，关键是党的领导，是执行古田会议的精神，支部建在连以上的成果。”谈话后乌兰夫即住下等待中央的回电。没过两天中共中央发来回电，电文大意是：了解到这支部队的情况很高兴。中央正打算开展伊克昭盟的工作，有这样一批蒙古族干部和部队很可贵。

　　要继续扩大这支部队，把它作为培养抗日民族干部的学校。乌兰夫接到了中央的电示，与党取得了联系后，即离开120师返回部队。临走时120师送给蒙旗独立旅1000套军装、1000双布鞋、1000元菜金等装备和给养。从此，蒙旗独立旅就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转战在陕北和伊克昭盟地区。

　　1938年春，蒙旗独立旅驻神木时，中央通过神府边区发电报给乌兰夫，让他去延安汇报工作。4月，乌兰夫到达延安，高岗让他等白海峰到后一同去汇报。

　　白海峰到后，高岗带他们去见毛主席。白海峰报告了向国民党政府要武器、装备和既将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的情况。乌兰夫也汇报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

　　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指示：要利用国民党给的番号，争取国民党的供给，设法把部队扩大;部队不要驻神木，要移驻伊克昭盟，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武工队，做好争取和团结蒙古王公的工作;要培养干部，把部队作为培养干部、特别是培养蒙古族干部的学校，要注意保护和保存这一批革命力量。

　　发展抗日力量

　　乌兰夫、白海峰回到部队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率部移驻伊克昭盟。这时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绥远省敌我形势的发展，决定将蒙古工委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从靖边县的张家畔迁到伊盟内地的桃力民。

　　绥蒙工委的组成人员是：白如冰任工委书记，李衡、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云泽(即乌兰夫)任委员。之后，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乌兰夫是委员。赵通儒曾多次到新编第三师传达中央和工委的指示。

　　蒙旗独立旅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驻守伊克昭盟后，执行了党的安定伊克昭盟，保卫陕甘宁边区，团结友军，争取伪军，打击日寇的方针，深得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广大蒙、回、汉族青年踊跃参军，使部队迅速扩大。

　　到1939年，由原1500多人扩大到2000多人。部队成员蒙古族占百分之七十多，大部分是土默特旗和东四旗人，也有伊盟人，师团营连干部绝大多数是蒙古族。扎莎克旗(现属伊金霍洛旗)的一个活佛，在我党的抗日宣传和部队的影响下，也弃佛从戎，参加部队，拿起了枪杆子抗日。

　　这时，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师长白海峰，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主任纪贞甫，代主任乌兰夫;七团团长纪松龄，政治主任克力更，八团团长朱实夫，政治主任王允文，骑兵九团团长云蔚，政治主任寒峰。

　　师、团、营、连的主要领导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士兵中也有党员。到1940年，全师已发展到200多名党员，师有党委，连有支部。党委成员是乌兰夫、孟纯、奇稀古、云飞扬、克力更、王允文;乌兰夫任党委书记。师有政治部，团有政治处，连有指导员。党委在部队中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重要文献，组织红军长征报告会，进行光荣传统教育等。

　　同时，按照八路军的建军宗旨，严格部队的组织纪律，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有条件的地方，及时把农(牧)民、青年、妇女等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女会等群众抗日组织。

　　在这些群众团体的影响带动下，形成了群众性的抗日潮流，并组织民兵，建立了武工队。建立学校，对青少年进行革命教育，还开展了对王公贵族、地主绅士的争取和团结工作，使一些上层人士拥护抗日，支持抗日。对国民党马占山、傅作义部队搞摩擦，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妄图吃掉这支民族抗日武装，切断榆陕公路的阴谋。

　　控天堑御敌寇

　　1940年，日寇在中国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后，调拨主要兵力，加紧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侵占绥远的日寇多次进行“大扫荡”，妄图跨过黄河，侵占伊克昭盟，进而向陕甘宁边区钳入。

　　新编第三师根据敌人的动向，于是年夏季，派步兵七团、八团和骑兵九团坚守在达拉特旗的黄河沿岸，前哨设在谢家圪旦、二里半一带，指挥部设在张明高圪旦。多次击退了日寇和伪军的进犯，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秋收，防止了日伪军的抢劫，保卫了伊克昭盟七旗一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全。

　　靖远行遭瓦解

　　正当伊盟抗日斗争高涨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从1939年到1941年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胡宗南三次下令调新编第三师到甘肃省靖远县整训。并于1941年春，调集其驻守在河套、榆林、宁夏等地的部分部队向伊盟逼进，口号是肃清伊盟的共产党。

　　头两次调新编第三师到靖远，乌兰夫在向中央报告请示的同时，以日欲渡黄河侵占伊盟部队不能离开为理由，未予执行。1940年还请示中央，拟将新编第三师拉到延安边区去。

　　1941年春，刘瑞森从边区来传达高岗谈中央的指示：新三师现在不能宣布起义，不要来延安，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并指示要巩固统一战线，要警惕和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捣乱。1941年，胡宗南亲自给白海峰发密电催部队立即行动，就地处决乌兰夫。

　　乌兰夫撰文回忆说：“胡宗南给白海风发来密电，一是催新三师立即开往靖远，再就是令他把我就地枪决。为了逼我从命，白海风给我看了密电。我看罢电报对白说：‘请执行吧!’。他说：‘我要杀你，还叫你看电报干什么?咱们把部队拉到靖远去不就没事了’。”这时白海峰动摇了。

　　紧要关头，乌兰夫紧急召开党委会，根据中央指示和形势的发展进行研究，并一致认为部队应暂时按兵不动为佳，对胡宗南的指令不予理睬，如白海峰坚持要走，就采取山西新旧军分家的措施。

　　当时考虑到如果分家，白海峰也只能带走一个特务连，其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一个炮兵营指导员也是共产党员，连排长多数是共产党员，部队是不会跟白海峰走的。

　　会后，及时请示了中共中央。当时中央的答复是：要求新编第三师的党组织要服从国民党的调动，保证部队西调，不能分家，否则会影响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指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的，影响比较大的迅速离开部队回延安，其余同志继续留下坚持斗争。

　　乌兰夫把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后，许多干部战士都难以理解，甚至有的顿足痛哭。因为有中央的指示，部队只好向甘肃省靖远方面行动。

　　乌兰夫、克力更、寒峰先后于1941年春夏之际回到延安。部队开到靖远后，国民党将许多共产党员干部调到新疆等地，进行分化瓦解。许多老战士也被调往各地，从甘肃补充了许多新兵。这样，部队当中蒙古族官兵所占比重明显减少，党领导的蒙古族抗日武装就这样被瓦解了。

　　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乌兰夫问高岗为什么当时中央不同意新编第三师党委提出坚持不走或者分家的请示报告，高岗讲，这是在王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委员等职——樊尚仁注)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做出的决定。

　　转低迷待来时

　　1941年夏，新编第三师的爱国官兵，告别了伊克昭盟各族群众和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地方，越过沙漠，途经宁夏，于1942年初来到甘肃省靖远县。国民党将它们改编为新编骑七师，把原有的两个步兵团改成了骑兵团。师长仍是白海峰，副师长朱实夫。

　　这时，跟随部队西行的共产党员，按照撤离时乌兰夫传达中央关于“保存实力，长期埋伏，伺机行动”的指示，在条件极端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继续秘密地从事着党的工作。党的骨干分子孟纯、王允文、云飞扬、赵俊诚、云蔚、云德全等，采取各种方式教育党员和广大爱国官兵，要保持民族气节，将抗日旗帜举到底，绝不向敌人屈服投降。在他们的带动下，多数党员一直坚持到斗争胜利。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9-03-08 16: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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