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灵庙暴动到新编第三师——党领导的“最大的蒙古族抗日武装”
2023-06-27 08:53:36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办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1936年2月21日，由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组织策划和领导，云蔚、云继先、朱实夫等率领蒙政会保安大队千余名爱国官兵，毅然脱离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控制的蒙政会，在北部重镇达尔罕贝勒旗百灵庙(今包头市达茂旗)举行武装暴动，举起了爱国抗日义旗，打响了内蒙古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表明了蒙古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决心，推迟了日本侵略者向绥西侵犯的日程，是我党历史上意义深远、影响重大的一次武装暴动，史称百灵庙暴动。从百灵庙暴动到新三师的不断发展壮大，是由我党领导的抗日的民族武装“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的力量，它是内蒙地区最大的抗日军队”，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满蒙政策侵占绥察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御侮救亡的斗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中共西蒙工委坚定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当时东蒙封建上层的“自治”活动，最终导致了内蒙古的东部四盟成为伪“满洲国”的兴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随后，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又伸向内蒙古西部及华北地区。

　　这一时期，乌兰夫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在绥远地区从事农运、军运和情报工作。1931年9月，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经蒙古乌兰巴托来绥、包开展革命工作。乌兰夫奉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的指示起草发布了《告土默特蒙民书》，宣传蒙古民族求得解放的唯一出路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王若飞的指示，开辟经由百灵庙前往乌兰巴托的国际秘密通道，在包头建立了红色交通站，乌兰夫兼任站长。1933年5月，乌兰夫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大会，与爱国将领冯玉祥共商绥蒙抗日大计。同年7月，到孙殿英41军开展革命工作。在41军中共地下党员罗念冰支持下，给教导队官兵讲授政治课，开办干部训练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

　　针对内蒙古各族人民面临的严峻形势，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及其假借“大蒙古主义”煽动民族分裂，企图吞并内蒙古，大举进攻绥察的阴谋，揭露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蒙古的反动统治及其实行民族压迫的罪行，指出蒙古民族面临或是民族灭亡或是民族解放的两条道路，阐明了我党帮助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一贯政策。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并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科学论断，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

　　1934年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正式成立，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为蒙政会主席，阎锡山为指导长官，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者为德王。蒙政会从察哈尔、乌兰察布盟各旗和土默特旗招募士兵800多名，组成了保安大队。其时，白海风被何应钦委以华北军分会参议，赴百灵庙蒙政会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共西蒙工委就密切关注，并为阻止德王投日和争取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开始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了方便专做百灵庙蒙政会的工作，乌兰夫请求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接替他在驻包头抗日同盟军41团和铁路工人中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刘仁(化名王崇义，绥远省特委书记)接替乌兰夫在包头的工作。乌兰夫回到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后，以土默特高等小学庶务主任身份为掩护，针对德穆楚克栋鲁普等民族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同学、同乡乃至亲戚关系，向百灵庙蒙政会进行渗透，首先支持云继先(系辛亥革命元老云亨土默特人之子，黄埔军校五期生，是国民党南京军政二校蒙藏班学员，受德王邀请到蒙政会任职)受聘任蒙政会保安处二科科长，之后安排中共西蒙工委骨干成员中共党员朱实夫进入蒙政会乌滂守备队干部学校学生队任教官，重点做学生工作。同时支持中共党员赵诚、云清、赵俊成、云蔚(黄埔军校九期骑兵科毕业)等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相继进入蒙政会保安大队。动员十几名北平蒙藏学校毕业生(中共西蒙工委原计划是要送到蒙古共产主义党务学校学习的)和被国民党遣散的“老一团”官兵及三十多名土默特高等小学毕业生进入蒙政会保安大队学生队。

　　1934年秋，乌兰夫第一次赴百灵庙带奎璧一同前往，原打算会晤德王，但因德王回苏尼特旗德王府去了，未能谋面。乌兰夫采取串门聊天的方式，在部分保安大队教官与学员中做了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讲抗日救亡以及蒙古民族和兄弟民族团结起来争取共同解放的道理。乌兰夫在百灵庙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研究，确定了争取和控制蒙政会保安大队的方针。

　　1935年2月上旬，云继先等回归绥探亲，到土默特高等小学向乌兰夫(时任土默特高等小学庶务主任)介绍德王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实现其“蒙古高度自治”的梦想，而且已经与日本人打得火热。侵华日军在百灵庙、苏尼特旗等地设立了特务机关，日本特务天天围在德王身边，给德王出谋划策，承诺要帮助德王建立“大蒙古帝国”等。乌兰夫对云继先等人讲：不能排除德王投靠日寇当“溥仪式”皇帝的可能性，但是从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前抗日大局考虑，党组织及在蒙政会的革命力量必须全力做好争取德王的工作，阻止其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为此，乌兰夫提出要想方设法控制蒙政会保安大队，以此拖住德王投日的后腿。

　　1935年秋，乌兰夫第二次赴百灵庙带的是李森，当时鉴于德王与侵华日军的勾结已形成紧锣密鼓之势，为做好应变的准备，乌兰夫同共产党员云清、赵诚，进步青年云蔚等同志商讨具体对策。期间，经朱实夫介绍，乌兰夫(化名乌云达赉)和德王见了面。德王不了解乌兰夫的身份背景，只知道他是来自归绥的蒙古族教员。在简短的交谈中，乌兰夫察觉德王投日之意已决，势难回头了，就只讲了些“蒙古民族应该靠自己争取自决自治”与“日本帝国主义绝不可靠”之类的话，没有多谈。

　　蒙政会保安处的帮办宝道新(墨尔根巴图尔)，早年也就读于蒙藏学校，是认识乌兰夫的校友，知道乌兰夫毕业后去了苏联，断定他是“赤党分子”，在百灵庙见到乌兰夫后，就到处说：“云泽(乌兰夫)来了，百灵庙怕要赤化了”。乌兰夫感觉到不宜久留，在百灵庙住了五六天就离开了。

　　二、阻止德王投日和策动百灵庙暴动

　　1935年1月中旬，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全中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威胁。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进行抗战。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中共西蒙工委密切注意德王的动向，加强了对蒙政会保安大队中的宣传工作。一方面，针对日寇的反动宣传，揭露他们在所谓“德政”幌子下，在东三省犯下的奸淫烧杀的罪行。一方面，1935年8月1日红军北上抗日期间发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乌兰夫和奎璧、克力更在土默特高等小学编印传单，派李森、孟纯多次到蒙政会保安大队送传单和传递情报。云清、赵诚、云蔚等同志在蒙政会保安大队学生中秘密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揭露德王及其把持蒙政会的亲日派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乌兰夫还派高凤英等在归绥多地散发传单，使广大蒙古族人民进一步认清自称“成吉思汗第二”的德王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与蒙古族人民为敌的真面目，为百灵庙暴动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1935年9月，中共西蒙工委乌兰夫派李森再赴百灵庙，李森在百灵庙云蔚住处召集云清、赵诚、赵俊成、云蔚，传达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并向他们提出：“你们(保安大队进步官兵)怎么办”的问题。之后，云清、赵诚、赵俊成、云蔚、纪寿山5人两次在百灵庙的东山坡秘密召开会议，讨论能否迅即发起暴动，组建“红军响应队”，能否把德王及其党羽排除出蒙政会，使蒙政会成为抗日的机构。乌兰夫全面分析当时局面，认为：一是我党在蒙政会保安大队中还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二是准备工作不足，仓促举事会出问题。三是当时我党尚不主张公开反对德王。李森把乌兰夫的这个主张及时传达给云清、云蔚等，经充分酝酿大家一致赞成：暂不举行暴动。

　　德王和日本人加快了建立像“满洲国”似的“蒙古国”的进程。1935年12月，德王应伪满洲国邀请访问长春。对于德王的卖国行径，蒙政会保安大队的爱国进步青年非常愤慨坚决反对。此时，中共中央为加强内蒙古的工作，联合傅作义一致抗日，应傅作义邀请，先后派潘基文、王一然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到傅作义的部队做政治工作。经潘基文的介绍，乌兰夫给傅作义当俄文秘书，负责翻译塔斯社播发的重要新闻和苏联出版的图书报刊。

　　1936年1月，国民党中央采纳了傅作义将蒙政会分设的建议，将百灵庙蒙政会分割为二，成立“绥远省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和“察哈尔省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察境蒙政会)两个蒙政会。

　　1月下旬，云继先和朱实夫、赵诚等回土默特旗过春节，云清也回土默特旗家里治病，他们向乌兰夫报告百灵庙蒙政会的情况并商量对策。乌兰夫对他们讲：“德王投靠日本，是民族的败类，是祖国的叛徒。一旦德王公然在日本的操纵下搞起独立运动来，我们暴动的时机就成熟了。暴动发起之后，能占住百灵庙就在那里扎下来，不能占住百灵庙就从那里拉出来”。同时决定李森任联络员，来往于百灵庙和归绥之间传递情报。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蒙古军司令部，公然“改元易帜”，即公开投日。德王的不耻行径，更加激发了广大蒙古族群众特别是蒙政会保安大队蒙古族青年教官、学生强烈不满和反对情绪。

　　1936年2月初，傅作义加快筹建绥境蒙政会步伐，为削弱德王的势力，拉拢百灵庙蒙政会保安大队的绥籍军官转投到绥境蒙政会任职，甚至策动保安大队脱离百灵庙蒙政会。傅作义委托国民政府要员巴文峻(土默特籍蒙古人，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其时也回到了归绥)暗中召集游说拉拢云继先、朱实夫、任秉钧、苏鲁岱等，还通过云继先、朱实夫动员云蔚等青年教官，脱离百灵庙蒙政会，参加正在筹建中的绥境蒙政会。云继先、朱实夫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乌兰夫同意云、朱二人把如果德王公开投日就准备暴动的想法报告傅作义，以求一旦暴动成功，能得到国民政府绥远当局的支持。

　　1936年2月18日，云继先、朱实夫在归绥过完春节回到百灵庙，获悉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设日本顾问部，而且改元易帜，其叛国降日的心迹已化为行动。得知德王准备把蒙政会保安大队调到察哈尔嘉仆寺去，并入“蒙古军”建制，派日本军官做顾问。拟调云继先、朱实夫到苏尼特右旗的蒙古军司令部任职，还撤了思想进步、学生大队中威信较高的副大队长云蔚的职务，并下了云蔚的枪。当时，曾经参与策划暴动的几名青年骨干中，只有云蔚一人在百灵庙过春节未回家留在部队。共产党员云清、赵诚、赵俊成等仍未回到百灵庙。云继先、朱实夫感到时间紧迫，事不宜迟，与云蔚商议对策。云继先、朱实夫认为时间紧迫，恐怕暴动组织不起来，打算说服少数军官脱离德王蒙政会，到归绥参加绥境蒙政会。云蔚则坚决主张按乌兰夫的指示和原定计划举行暴动，并讲了组织暴动的具体行动计划，说服了云继先、朱实夫。最后他们三个人约定：2月22日23时30分为暴动开始时间。

　　与此同时，乌兰夫在归绥收到蒙政会驻北平办事处人员毕力格巴图尔(共产党员)关于德王投日和建立伪“蒙古国”步子加快及百灵庙蒙政会保安大队随时可能被东调并入伪蒙古军的情报。遂派李森赴百灵庙，提出尽快举行暴动的建议。2月21日，云蔚发现蒙政会稽查处的人员不断在他居住的“祯德昌”商号所在大街上巡察，还有两军车日本兵从百灵庙中心街开过等异常情况，为了抢在敌人行动之前动手，与云继先、朱实夫议定，将暴动时间提前到当晚23点30分。

　　云蔚是学生队副大队长兼教官，原配手枪已被收走了，因而云蔚和新兵一样在行动中是徒手的。在暴动中，云蔚表现卓异。第一步，他带人到德王亲信稽查处主任李凤诚住处夺得一支步枪,击毙了顽抗的李凤诚。之后，只有棍棒和少量步枪的暴动人员，砸开禁闭室放出韩五、武占云等5名愿意听命于云蔚的暴动骨干分子，打开了军械库取出枪支弹药等，武装了徒手的暴动官兵，砸毁蒙政会对外联络的电台，打开会计科的钱柜，将两万多银元全部抛掷于地，包围蒙政会驻会官员，说服云秉钧、苏鲁岱、康济民等文职人员一起参与暴动，暴动过程中，数次击溃德王“袍子队”。云继先和朱实夫则按原计划预先赶到百灵庙的南营盘等候，并说服驻守在南营盘的保安大队二中队中队长云秉章同意率部脱离蒙政会。

　　暴动队伍在南营盘集合后，匆匆吃了点饭，就撤离了百灵庙，时为22日凌晨四点半左右。八百多个官兵和几十个文职人员，踏着积雪，徒步向归绥方向行进。

　　德王亲信宝道新在暴动发生时闻风逃匿，待暴动队伍撤离后便纠集“袍子队”等全部武装力量，出动骑兵和汽车，追击暴动队伍。在黑沙图与暴动队伍交火，被云蔚率领的暴动骨干击退。

　　暴动队伍带了很多武器，几乎把蒙政会的军械库搬空了。为了多带枪支，有些官兵把身上的皮衣扔掉了。为了多带子弹，有些学生脱下外裤当褡裢(口袋)用了。可是，对蒙政会存留的两万多银元却弃置不要。蒙政会保安大队的二中队，原驻乌拉特中旗，经暴动队伍电召，在中队长陈应权率领下急行军赶到二分子村，与暴动队伍会合。这样，暴动队伍就达到近1100多人了。尽管队伍里面也有一些同床异梦的人，但从主流来看，这是一支正气凛然的队伍，一支忠于民族和祖国的队伍。他们在冰天雪地中长驱行军约十五小时，行程近一百二十里，粒米未进，滴水未沾，直到武川县的岔岔村才吃上了饭。

　　尽管暴动的组织者事先决定把队伍拉出百灵庙，转移到河套，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百灵庙武装暴动这一壮举，粉碎了蒙古族上层卖国图谋，打乱了日寇利用伪蒙古军向西侵略扩张的部署，增强了蒙古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德王卖国投降的信心，坚定了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决心，激发了内蒙古人民坚决抗日的热忱。毛主席在百灵庙暴动发生后五十多天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85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百灵庙暴动的胜利，以及百灵庙暴动队伍后来的发展壮大，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个判断和预测是正确的。

　　为了得到绥远国民政府绥远当局对暴动队伍的支持，在暴动前夕，云继先、朱实夫未征求暴动直接组织者云蔚的意见，就派云继先的叔父云继珍赴归绥通过巴文峻给傅作义报了信。暴动队伍到武川途中，云继先、朱实夫又给国民党绥远当局发电报说明情况。以至暴动队伍很快落入了国民党绥远当局布设的圈套。绥远当局傅作义一面派兵守住通往河套的道路，防止暴动队伍赴河套地区成为独立的抗日武装，一面派35军421团两个加强营赶到武川二分子村拦截暴动队伍，借“慰问”之名包围了暴动队伍，巴文峻也带着傅作义给反正(暴动)官兵的委任状来到现场，用封官许愿欺骗和威胁利诱手段，要收缴暴动队伍武器。云蔚、陈应权和多数官兵坚决抵制缴出武器，主张武力突围把队伍带到河套去与其他抗日队伍回合，但云继先、朱实夫认为暴动部队已进退失据，即使突围成功也会腹背受敌，继而说服大家“忍痛”缴出了全部机枪和多数步枪，但留下了枪栓和手枪，仅枪栓就装了几大麻袋带着。云继先、朱实夫、任秉钧、苏鲁岱、康济民等文职人员被傅作义派来的汽车接到归绥，云蔚、陈应权等带着部队从武川二分子出发继续徒步南行。

　　受乌兰夫派遣，李森前往百灵庙送情报途中，在武川二分子与暴动队伍相遇，经与云蔚商量，也临时“打入”了这支队伍。同时云蔚又介绍可靠的革命同志恒英、王之平进入部队，都安置在云蔚任副队长的二中队任职。

　　当时傅作义尚未公开主张抗日，国民党绥远当局对蒙古族历来实行压制政策，同时他也惧怕驻在绥远省政府旁边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兴师问罪”，因而对这支敢于揭竿而起的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暴动队伍是既排斥又打压。他要这支队伍脱离德王蒙政会的目的已达到，但决不允许这支部队举着抗日大旗独立存在。“2月25日，经绥远当局示意定调，先期到达归绥的云继先领衔(未参加暴动行动的几名文职人员任秉钧、苏鲁岱、贾鸿珠、康济民署名)发出‘径电’，通告全国。电文措词含混，只说是‘出走’，‘情非得已’，‘谓之避祸可，谓之爱国反正亦无不可’，‘无所谓斗争，更无所谓叛变’。这个通电曲解了暴动的宗旨，体现了国民党官方的意图”(乌兰夫专题文章：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

　　之后，按照国民党绥远当局的命令，暴动队伍拉到大青山南麓，暂编为“防共蒙旗保安总队”，分设“萨县防共保安大队”和“归绥县防共保安大队”，驻在萨拉齐县的水涧沟村和归绥县的三两村。云继先任少将总队长，朱实夫任上校副总队长，把暴动第一功臣云蔚任为第二大队副大队长，而把思想不纯、目的不纯的荣从仁任命为总队少校参谋，德王的亲信章文锦任命为总队特务队长。绥远当局对暴动队伍严加防范，而且用少发以至停发军饷军装的手段卡他们，以求达到迫使暴动队伍自行离散的目的。设在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羽山公馆，在掌握暴动的实情之后，对领先发难的云蔚有切齿之恨，国民党官方也视云蔚为祸首，多次出动军警搜捕云蔚在归绥史家巷七号居住的妻子和儿子试图报复。

　　中共西蒙工委掌握这些情况后，当即采取紧急措施，向社会各界宣传百灵庙暴动的宗旨、实情和意义，介绍暴动队伍所受的歧视和迫害，呼吁并动员各界爱国民众给予支援。还为暴动队伍开办了短期的训练班，以提高骨干分子的政治觉悟。

　　是年9月，绥远省政府参议赵锦标到蒙旗保安总队训话，无端指责部队官兵不安分、不老实，进行露骨的威胁，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混杂在暴动队伍中的德王走狗章文锦和参加暴动只想升官发财的荣从仁乘机造谣并煽动队伍哗变，章文锦枪杀了云继先。被绑架软禁的朱实夫、孟纯、云蔚、陈应全等人在晚间乘乱逃离。多数有志于抗日的土默特籍青年官兵愤然离队回家，大家相互联系着，等待抗日的有利时机再次到来。只有章文锦率领少数官兵摆脱国民党傅作义部军队的追剿逃回百灵庙蒙政会。

　　193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全面分析了日伪军进攻绥远的企图和严峻形势，指出了蒙古民族面临民族存亡的两条道路，重申了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主张和政策。

　　1937年2月，国共合作已成定局，迫于社会舆论等压力，傅作义决定重组蒙旗保安总队，中共西蒙工委借机承担起收拾残局、收拢人员、重建队伍的责任，以实现党组织事实上控制这支革命武装的目的。乌兰夫利用他是傅作义俄文翻译的有利身份积极开展工作，推荐共产党员云清、赵诚、赵俊成和爱国进步青年云蔚、云飞扬等回归部队。还推荐纪松龄、孟纯、克力更、寒峰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蒙旗保安总队(纪松龄还推荐了几名察哈尔青年进入队伍)，动员大部分参加过百灵庙暴动的土默特籍蒙古族进步青年进入蒙旗保安总队。乌兰夫也借此机会进入蒙旗保安总队，并在蒙旗保安总队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党务委员会)，乌兰夫任书记。国民政府军政部任命白海风为总队长，一大队长纪松龄，二大队长朱实夫，政训处主任纪贞甫，乌兰夫任政训处二科科长、代理副主任。

　　1937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将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混成旅(简称蒙旗独立旅)，下辖两个团，部队移防包头固阳。白海风任旅长，一团团长纪松龄，二团团长朱实夫，乌兰夫任代理政训处主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937年秋，德王又派杀害过云继先的特务章文锦等带着德王写给朱实夫的策反信，潜入保安总队所在地固阳，企图对保安总队二次策反，被云蔚发现，并机智的抓捕，经电报请示当时在归绥的白海风、乌兰夫同意后就地处决。处决章文锦即惩治了蒙奸，又给云继先报了仇，大涨了抗日队伍广大官兵的士气。

　　1937年10月12日午夜，日军黑石旅团及伪蒙古军三个师，总共约九个师的兵力夹击归绥，对归绥形成了包围之势。其时，傅作义部正奉阎锡山之命移防山西驻守雁门关，绥远驻军主力是东北挺进军。蒙旗混成旅奉国民政府驻绥远最高长官马占山的命令从包头乘火车赶到绥南大黑河沿岸桃花板、南茶坊一带布阵防御。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决心以实际行动保卫家乡，保卫国土。蒙旗混成旅装备虽然简陋，但战斗打响后，官兵个个奋勇向前顽强战斗。坚持近20小时，在国民党友邻部队撤出战斗后，为了保持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13日傍晚，乌兰夫与白海风商量决定，蒙旗独立旅也撤出了阵地，乘火车转移包头。

　　日本侵略军侵占归绥后，矶谷师团和岩山、小岛两个机械化联队，在德王、李守信的伪蒙古军配合下，继续向西推进，直逼包头。国民党门炳岳的部队已经撤往河套，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也决定向河套方向撤退。蒙旗独立混成旅向哪里去?直接关系到这支部队以后能否生存发展与坚持抗战。白海风意图依靠马占山，主张随马占山部队一起撤退到河套地区。乌兰夫认为，如果部队去了河套，必然为国民党马占山部所控制，就难以保证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的独立自主，最后还有可能被分化瓦解撤销建制。如果南渡黄河去与陕北毗邻的伊克昭盟。就可以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在党中央和八路军的领导和支持下，根据形势发展，做到就地守土抗战。

　　关键时刻，乌兰夫主持召开地下党委紧急会议，向同志们讲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乌兰夫的分析和主张。会后，乌兰夫按照地下党委的一致意见，继续做白海风的工作。但白海风和参谋长常荫生仍坚持去河套。乌兰夫以老朋友的一片赤诚，开诚布公地对白海风讲：现在形势紧迫，但把部队开向哪里有两种主张，一是你和常荫生的意见，去河套，我和多数官兵认为这是一条死路。二是过黄河去伊克昭盟。究竟去哪个方向，需要马上作出决断。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去河套地区，愿意跟的人你带走，同意去伊克昭盟的我们一块走，这事由你看着办。白海风知道自己的主张没有几个人赞成，硬把部队往河套拉是行不通的。他只好同意乌兰夫的意见，下达了部队过黄河命令。这是关系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前途命运的重要决择，为蒙旗独立混成旅以后的发展壮大和在伊克昭盟坚持抗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遵照毛主席指示驻守伊克昭盟，党组织领导下“穿国民军军装的蒙古族抗日队伍”

　　1937年冬，蒙旗独立旅从包头过黄河，上岸后在达拉特旗展旦召，遭到达拉特旗康王伪军(旗保安司令森盖部)两个骑兵团的突袭，敌人借蒙旗独立旅官兵正在休息之机疯狂射击，打死打伤多人，蒙旗独立旅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打退了康王伪军的包围，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之后部队继续向陕甘宁边区前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控制，辗转到离山西岢岚县八路军120师驻防地较近的陕西神木县哈喇寨休整，随后又驻防河曲县。在河曲县驻防期间，政训处组织来自清水河县的十多名学生与数名当地青年参加的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入冬后部队给养没有来源，官兵没有冬衣，一日保证不了三餐，遇到很大困难，乌兰夫建议白海风去南京国民政府要军饷和装备，自己赴邻近的山西省岢岚县八路军120师求助，向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琪(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教学翻译)汇报了蒙旗独立旅的发展情况、存在的困难，并请他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听完汇报后，甘泗琪赞扬了乌兰夫1929年回国后所做的工作，说蒙旗独立旅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拖不跨、打不散，是执行“古田会议”决议，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甘泗琪向党中央报告后，中央非常重视这支蒙古族部队，回电表示：了解到这支部队的情况很高兴，有了这支蒙古族抗日军队很可贵，要继续扩大这支队伍，要巩固党对蒙旗独立旅的领导，使之成为蒙古民族抗日的基本武装。乌兰夫离开120师时，甘泗琪从120师拨给蒙旗独立旅1000套棉军装，1000双军鞋，支援1000块银元的菜金，以应部队之急需。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对蒙古混成旅工作的意见》指出：“部队中我党组织仍需秘密存在，党在该部队中的领导应该更加巩固，但工作方法需要彻底的转变，以适合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巩固与扩大全蒙抗日的团结及蒙汉抗日的团结……”。

　　1938年4月中共绥蒙工委成立，白如冰任书记，云时雨(乌兰夫)、白海风任委员。1938年11月中共绥蒙工委改组为中共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云时雨(乌兰夫)任委员。

　　是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神木边区党委电告乌兰夫到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从团结争取抗日的愿望出发，在会见乌兰夫时也请来了旅长白海风(时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特派员、三青团绥远支部总干事)。毛主席听过汇报，非常高兴，亲切地说：“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并指示：“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争取国民党的供给，设法扩大队伍。你们是蒙古族部队，要回到伊克昭盟去开展斗争，以抗日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蒙汉群众，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1938年9月，蒙旗独立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陕西回到伊克昭盟驻防。七团驻防鄂托克旗桃力民，八团和师部驻防郡王旗伊金霍洛旗赤老图沟，九团驻防杭锦旗脑高代村，沿黄河北岸进行军事防御。

　　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对于蒙旗独立旅，“应该看到他是蒙古民族中最先进的力量，最大的抗日军队。应该帮助这个部队日愈巩固和扩大，帮助这个部队去团结内蒙前进青年，帮助这个部队去联系王公和青年关系，帮助这个部队在内蒙民族解放中起着极大的进步作用”。

　　1939年夏，部队划归兰州第八战区指挥时，国民政府军政部把蒙旗独立旅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师(简称：新三师)，师长是白海风，乌兰夫同志代理政训处主任。到1939年底，新三师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改编后的新三师，完全按八路军的模式，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师部设政治部，团设政治处，连队设政治指导员，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师长是白海风，政治部主任由乌兰夫代理，参谋长包清华(国民党中统人员，何应钦派来的)，七团团长纪松龄，政治主任克力更，八团团长朱实夫，政治主任王允文，九团(骑兵团)团长云蔚，政治主任寒峰。

　　部队扩建过程中，在乌兰夫同志领导下，相应地对党的组织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党委委员由原来的五名增加到七名，即：云时雨(乌兰夫)、孟纯、奇稀古、云飞杨、克力更、王允文、云蔚，乌兰夫同志任党委书记。各连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全师的共产党员发展到一百多名，团营连的指挥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党的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党组织接受绥蒙工委(后改组为伊盟工委)的领导。师部政训处派出七团的政治指导员奇希古等政工人员，参加了桃力民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政训处还在郡王旗(伊金霍洛旗)师部所在地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由政训代理主任乌兰夫和参谋主任汪韬分别兼管政治、军事教育训练，培养了几十名下级军政干部，为部队充实了基层政工力量。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曾多次派人到新三师，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以乌兰夫为书记的新三师党委，在部队扩建过程中，对广大官兵，特别是共产党员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这支军队官兵的成份比较复杂，虽然多数是来自农村牧区的农牧民，但也有一些是在大招兵中混进来的土匪、地痞、流氓以及无业游民，军官中的军阀主义相当严重，不讲政策，贪污腐化，侵犯士兵利益，打骂部下，破坏群众纪律等问题时有发生。党员军官中也有个别人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人，私自在桃力民设卡，向过路客商收税，侵犯群众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党组织的威信和部队的战斗力。乌兰夫等同志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八路军120师党委。120师政治部派组织部长罗贵波和农运部长徐文烈来部队帮助做整顿教育工作。师党委召开了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党员军官提高思想认识。多数同志经过教育改正了缺点错误，但也有个别人坚持错误，自甘堕落，脱离了队伍。通过整顿和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使新三师的党组织更加团结、思想作风更加纯洁，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在整顿党内思想作风基础上，新三师地下党委积极宣传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重要文献，举办长征报告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官兵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增强官兵的群众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按照中央书记处关于“注意多培养蒙古干部”的指示，1939年春在驻地察克图创办了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乌兰夫任教育长，克力更等任教员，学员中的绝大多数是从伊克昭盟各旗招收来的进步青年。学校设有马列主义理论、军事和文化课程。该校为党和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有的充实到新三师，有的输送到伊盟工委和延安，像奇景山、杜干、巴图等。

　　新三师驻防伊克昭盟期间，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党组织选送的蒙古族进步青年赴延安途径伊克昭盟时，新三师地下党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保证。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历历在目，体现出一种战友情深的奉献精神，革命事业高于一切的高尚品德。李振华、云丽文、云茂、陈介平、浩帆等过黄河后，有的在新三师和伊克昭盟地方党组织掩护下直接赴延安，有的在新三师工作一段后再转赴延安。当年，奎壁去延安路经新三师驻地，由于日夜兼程，骑的小毛驴累倒在地下扶不起来了，云蔚便和几名共产党员凑钱又为他买了头毛驴，使奎壁顺利奔向延安，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年代，买头毛驴真如现在买辆汽车，有的同志因此而举债，但为了战友，为了革命还是感到很欣慰，感到付出非常值得。贾力更(土默特蒙古工委负责人)几次送进步青年去延安路经新三师，云蔚(1938年经乌兰夫、孟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竭尽全力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贾力更牺牲的消息，让大家难过了好一阵，尤其是贾力更同志当年送给云蔚孩子一件皮袄，成为云蔚家人永久的纪念。陕北青年郝登红，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青年大会，路过新三师时已是5月份了还穿着皮袄，克力更便把自己还算齐整的棉袄脱下来给他穿上，然而郝登红开会回来不久就光荣牺牲了。

　　新三师党委还帮助伊克昭盟当地政府建立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协助地方政府训练民兵，建立武工队。师部成立了宣传队，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为动员伊克昭盟人民抗日起到了很好的启发教育作用。此外，还专门开展对沙王(沙克都尔扎布、伊克昭盟盟长)等当地王公贵族的团结争取工作，促使一些上层人物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持抗日。随着伊克昭盟地区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乌兰夫还适时抽调部队里的政工人员参加桃力民地区的抗日救援会工作。

　　1939年，延安党中央和新三师地下党组织联系，要以百灵庙军事暴动为素材，拍摄一部抗日影片《塞上风云》，请求百灵庙暴动的组织策划者率部队协助拍摄。新三师地下党组织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云蔚负责，由他们骑兵团协助、选址、接送、生活安排并保证摄制人员的安全等等。摄制组负责人黎丽丽(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钱壮飞之女)、舒秀文都是地下党，所到之处都表现出对群众的热爱情感，群众演员演出没有整齐的衣服，舒秀文把自己的衣服给群众穿上。他们走到哪里都宣传党的立场，抗日思想，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深受官兵和百姓欢迎。官兵们主动配合拍摄，给他们讲云蔚团长智勇双全，打了不少胜仗的故事，演员们亲见其人，对他佩服的不得了。在艰苦环境下拍摄的那些日子里，云蔚虽然面如菜色，穿着破旧，但他都激情澎湃满怀热情地工作，更使摄制组的演职人员赞叹不已。在部队的配合下，演职人员们出色的完成了电影《塞上风云》拍摄。为感谢云蔚和他的部队，该影片片头字幕专门标有“根据云蔚提供材料编排”字幕，黎丽丽还特意为云蔚拍了一张神采奕奕的单人照片，成为他和后人最珍贵的历史纪念。

　　由于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新三师地下党委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部队深受伊克昭盟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广大蒙汉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新三师，土默特旗青年寒峰去延安途径新三师，在乌兰夫的建议下留在了新三师。扎萨克旗(准格尔旗)一个活佛也弃教从军，参加了新三师。这支蒙古族抗日队伍迅速扩大，到1939年冬已发展到二千多人，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1939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决定中赞誉新三师是：“内蒙古民族中最大、最先进的部队”。

　　从1940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盘踞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一带的日寇，进行多次大扫荡，妄图冲破黄河天险，侵占伊克昭盟，继而进攻陕甘宁边区。根据敌人的动向，新三师将七、八、九三个团的主要兵力，部署在达旗沿滩的黄河畔上，并成立了新三师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坚守黄河南岸的我方阵地。1940年夏天，在达旗由八团团长朱实夫率领，在攻打达旗新民堡、张来顺营子盘踞的日、伪军战役中，俘获了军驮骡十数头，给予伪军18团以沉重打击，将耀武扬威的日本指挥官击毙，取得了黄河守卫战的胜利。1941年初，新三师前防部队配合傅作义部101师攻打盘踞在东胜县柴磴寨子的日伪军，拔掉了日寇作为进犯伊克昭盟的桥头堡而盘踞了三年的柴登据点。

　　新三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八路军的建军宗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部队在伊克昭盟驻防期间，与国民党马鸿兵的部队配合，和驻桃力民的八路军骑兵团一道，多次击退了日伪军对伊克昭盟的疯狂进犯，英勇地保卫了伊克昭盟七旗一县和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全。

　　四、乌兰夫奉党中央指示离开新三师赴延安

　　新三师在伊盟工委的领导和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的带动下，坚决执行了团结抗日的方针，开展了对王公贵族、地主绅士的争取和团结工作，使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拥护、支持抗日。同时对国民党傅作义、马占山部队挑起摩擦，则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22军86师妄图吃掉这支民族抗日武装的阴谋。这支部队在伊克昭盟的影响越来越大，更加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他们以其控制的河套、榆林、宁夏等地区为基地，从伊克昭盟的西北、东南及西南三个方向挤入伊克昭盟，逐步逼近新三师。同时，采取种种手段妄图控制、分化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国民党不断向新三师安插心腹，前后派来几个中校和上校，企图取代乌兰夫的代理政治部主任，因为这支部队党的工作基础好，他们插进人占不住脚，分化瓦解新三师的阴谋没有得逞。

　　1940年3月，国民党炮制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民党当局担心新三师赤化或倒戈，下令调新三师离开伊克昭盟，去甘肃靖远县整训。乌兰夫识破了国民党的用心，立即给党中央发电汇报请示对策。中共中央电示乌兰夫以新三师的名义给国民党当局复电，申明，因在黄河边上抗日，部队不能调动，以此顶回了国民党当局的命令。

　　7月，国民党当局再次下令调新三师到甘肃靖远县去整训。乌兰夫仍以日寇向黄河南进攻，企图侵占伊克昭盟，新三师不能离开为理由，予以抵制。

　　12月，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白海风屈从于国民党的压力，提出将新三师拉到甘肃靖远县去整训，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军令。乌兰夫当即向白海风表示：你要决定把新三师拉到甘肃靖远去，咱们就分家，采取山西新军、旧军的办法，愿意跟你走的由你带走，不愿意跟你走的就留在黄河岸上抗日。白海风思忖，如果分家，他只能带走一个特务连，其余人马一个也带不走，因此只好暂时作罢。同月，将国民党当局调新三师去甘肃靖远整训的阴谋和白海风的主张，发电报告了党中央，报告中提出了将新三师拉到陕甘宁边区或者与白海风分家的意见，请中央指示。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发生。不久，高岗代表中央指示乌兰夫：新三师现在不宜宣布起义，也不要来延安，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并指示，不要采取分家的办法，要巩固抗日统一战线，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捣乱。

　　1941年夏，胡宗南数次电示白海风，督催新三师立即开赴甘肃省靖远县。未达到目的的胡宗南恼羞成怒，秘密来电命令白海风就地处死云时雨(乌兰夫)，迅速将部队拉到靖远县。白海风一是出于同学、同族、同僚的情面，二是担心处决乌兰夫会引起部队骚乱，酿成严重后果，对他本人也不利，所以把胡宗南的电报给乌兰夫看了，同时也想以此胁迫乌兰夫同意部队远调靖远县。乌兰夫看过电报后说：“既然胡宗南要你处死我，你就执行吧!”白海风说：“我要处死你，还给你看电令做什么，我看咱们马上把部队拉到甘肃靖远县就没事了，你认真考虑一下。”乌兰夫没有正面回应，当即主持召开紧急党委会，把当前的严重形势向党委成员做了通报，并研究了对策。党委会的意见是：既然党中央不同意将部队拉到延安去，也不同意分家，那就仍然坚持留在伊克昭盟，因为这里是蒙古族地区，新三师是蒙古族部队，在伊克昭盟坚持抗日斗争，是正确的方向。

　　4月下旬，接到中共中央复示，要求新三师党委保证部队西调靖远，再次强调不能把部队拉到延安去，更不能分家，以防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此事制造事端，破坏抗日。同时要求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已经暴露身份的迅速离开新三师回延安，尚未暴露身份的继续留在新三师随军西调，“长期潜伏，保存实力，伺机行动”。针对形势变化，乌兰夫又紧急主持召开党委会，根据中央指示，分析了每个党员的情况，确定了去留的党员名单。会议决定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影响较大的同志离开新三师去延安。并同留在部队的党员孟纯、云蔚、奇希古等逐一谈话，要求他们今后在新三师不再搞有组织的活动，党员之间也不要互相联系，要长期潜伏，待条件成熟时再开展工作，争取率部队起义。

　　新三师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是乌兰夫亲手帮助创建起来的。在黄河南岸近四年时间里，乌兰夫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这里生活战斗，整顿发展壮大了新三师地下党组织，他们与这里的山山水水、蒙汉各族人民结下了无比深厚感情，此刻要离开新三师，离开伊克昭，乌兰夫心里真是难受极了。为了顺利离去，乌兰夫提出了妻子刚生过孩子不久，需要送回家乡为借口。就在那天早晨，乌兰夫骑马，妻子云亭与次子乌斌、三子乌杰坐马车，一家4口人走出营房的时候，迎面走来了师长白海风和参谋长包清华(国民党中统人员身份)，拦住乌兰夫的马头要他必须找个保人才能放行。乌兰夫找来孟纯给白海风立了军令状以性命担保，乌兰夫一家才成行。乌兰夫虽然离开了新三师的战友和同志，但他领导的部队党组织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新三师，浸透到进步官兵的血脉。

　　新三师奉令被迫调防甘肃，失去了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部队赴甘肃靖远之后，许多连以上军官被撤换或调离，同时从甘肃补充了许多新兵，蒙古族官兵的比重大大减少，党领导的蒙古族抗日武装就这样被瓦解了。但是，还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孟纯、王允文、云飞扬、赵俊成、云蔚、云德权等继续留在部队，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不懈斗争。(后来，中共党员军需主任孟纯、骑兵团团长云蔚也被迫相继离开了部队，中共党员副师长朱实夫1941年11月被国民党特务下毒杀害，中共党员副师长纪松龄1942年3月在河套地区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后记：1948年8月，长期潜伏在这支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云德权同志，策反并率领一个骑兵团约两千人马，在陕西秦岭地区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第十八军团，后来南下西康，投入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乌兰夫革命史料研究》编辑组

　　2020年9月18日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06-27 08: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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