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爱国亦不后人也”——天津上池馆大药房经理钟桓芳全力支援抗战的故事
2026-08-21 10:18:05  来源：《中国档案报》总第4479期 撰稿人于淼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拥有丰富的商品门类和便利的交通优势。尤其自晚清开埠后，中西医药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为彻底切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日军实施了严密的物资封锁措施。留守天津市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根据地输送物资，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持久斗争。当时，涌现出一大批不畏牺牲、毁家纾难的爱国商人，主营西药的上池馆大药房经理钟桓芳就是其中之一。他屡遭查抄、痛失亲人，仍坚守大义、支援抗战的故事被人们传颂至今。

　　接手药房  悉心经营

　　日军占领天津后，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在天津实行了严酷的物资管控和交通管制措施，特别是对军火弹药、电器材料、医疗用品、粮食油盐等物资控制更为严格。而西药、医疗器械等物资因在抗日根据地无法生产，短缺更为严重。

　　为克服这一困难，按照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冀中区党委第九地委天津工作委员会在药材行业集中的大红桥一带，建立了5个党支部和4个进步群众小组，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员负责向根据地采购和运送医药物资。在这场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输送药品的战斗中，中西大药房、中央大药房、上池馆大药房等药店的职工也都参与其中，协助运送了大量用于外伤及治疟、治痢、止痛、消炎的药品。其中，上池馆大药房在抗战期间历经三次查抄，仍矢志不渝为根据地输送医药用品，展现出天津人民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民族大义。

　　上池馆大药房开设于1905年，由北洋医学校毕业的清代御医徐翼周及几位广东同乡在天津共同创建，为天津首家以经营西药为特色的药店，其坐落于老城东北角（今东北角艺术公寓）。1922年，徐翼周将药房盘兑给表弟钟桓芳。接手药房后，钟桓芳便将原来全部依靠进口西药，改为部分国产药、中药兼而有之，有些常用药品如碘酒、洗眼水、止咳哮喘药等则自己配制。此外，钟桓芳还通过雇佣名医、薄利多销、增加店员奖金等措施改善运营和管理模式。在他的悉心经营下，上池馆大药房的药品种类不断增多，事业也蒸蒸日上。

　　抗日报国  “暗度陈仓”

　　正当钟桓芳踌躇满志之时，1937年7月底天津沦陷，日军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他满腔的愤懑和抗日报国热情。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进步人士，并主动联系上中共地下党组织，让上池馆大药房成为一处隐秘的地下供药站点。从此，钟桓芳带领药店员工及家人，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当时，上池馆大药房不仅竭尽所能地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来买药的同志提供药品，有时为他们提供住所，进行掩护，就连十几岁还在上学的儿子也经常被钟桓芳派去送药、送信。一般情况下，地下党组织的“老客”来买药，伙计们都很客气，但是如果遇到有特务在店内监视时，小伙计则会赶紧迎上去不客气地说：“你买嘛？”并递上眼神，“老客”一看不对劲就及时离开。

　　据药房学徒杨恩普回忆说，药房平日生意繁忙，常有三四名固定顾客每隔10天至15天就来批量购药，单次采购量很大。他们所购的药品大部分是用于消炎止痛的，有汞药水、碘酒、纱布、橡皮膏及一些口服药，有时还要麻醉药。“在当时，我们有了耳闻，购药的人是‘八路军’地下联络人员，此药是给受伤人员买的，但是谁也不能说，大家心知肚明”。钟桓芳还特别交代店员，即使来者购药量大，也要千方百计把药配齐，药品不全的及时外购，不能耽误。有时候，药房伙计也会被派往指定地点送药，如西于庄、大铜门外，最远的送到韩家树等地区。运送药品时，为了掩人耳目，伙计们会将药片碾成粉，或把药藏在鸡笼里、铺在渔船舱底等沿河运走。就这样，大量药品及医疗器械经过各种巧妙的伪装，不断被及时运送到根据地。后来，上池馆的“暗度陈仓”引起了日方的警觉，并对其进行了多次查抄。

　　毁家纾难  矢志不渝

　　1944年4月5日，日寇第三次查抄上池馆大药房时，将柜上所有医药用品装了7辆卡车全部运走。当天夜里，日本宪兵队又派人前来抓捕钟桓芳。提前得知消息后，钟桓芳立即外出避祸。于是，日本宪兵遂将其长子钟振复和六子钟振仪抓走。当时，钟振仪还不满14岁，他后来回忆当天的遭遇时说：“日寇由于未抓到父亲，就把我抓入牢房，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还用烟头烧我的后背，至今还有伤疤。”被日军关押18天后，钟振仪被释放。但担任药房药剂师及副经理的钟振复则没有这么幸运，由于日军担心串供，将其单独关押起来，并对其用尽酷刑。半年后，年仅29岁的钟振复在保定石门南兵营日本监狱中被残害致死。牺牲前，钟振复托人捎给其父一封信，他写道：“上池馆药房在官银号，地点适合经营，请父亲以后还要在那里干，别放弃！”意为鼓励父亲继续用心经营，坚持支援抗日。这次查抄给上池馆大药房造成巨大损失，但在钟桓芳的坚持和安排下，四子钟振国放弃学业，到柜上顶替大哥的岗位，继续为抗日根据地输送药品。

　　抗战胜利后，上池馆大药房仍然坚定地支持革命，持续为解放区提供药品。1948年4月3日，上池馆大药房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供给解放区药品的罪名将药店查封，并将副经理钟振国及妻子、店员共11人全部抓走，钟桓芳也被押送至北平，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才获释。在此期间，上池馆大药房的货物、资产已被敌人瓜分殆尽，钟桓芳一家人的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钟桓芳从未向人民政府伸过手，全家仅靠借钱勉强度日，而对于抗战期间上池馆大药房在秘密战线上的殊死奋战则缄口未提。

　　20世纪50年代，钟桓芳曾在给儿子钟振威的信中简单提及往事时写道：“你们已离开家庭多年，对家庭近几年来之情况亦很难了解，现在将我之简史和家庭状况对你们述说一下……我之一生波折特多，处在忧患之时多（暂不详叙），真正快乐之时少，即如我三次进日寇宪兵队，有一次被日寇将店中全部货物抢去，事后得友人援助才得恢复营业，最后一次被匪帮中统局捕去羁押将及一年，逢解放才得回来，经此四次被捕，都系九死一生的。”他在最后写道：“我之一生对国家虽无贡献，但我从来亦未做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事，而我之爱国亦不后人也。”真实地表达出他积极支持抗日和不甘人后的爱国之情。

20世纪50年代，钟桓芳写给其子钟振威的信（部分）。

　　上池馆大药房全力支援抗战的故事，是抗战时期天津人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缩影。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岁月里，除上池馆大药房之外，天津还有很多商家不顾个人安危，舍生忘死，通过秘密交通线将药品、无线电器材等亟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根据地，冲破了日本侵略者的物资封锁，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作者单位：天津市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8月14日    总第4479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8-21 10: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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