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烈士传》——吕大千烈士传略
2020-08-01 11:01:54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吕大千同志，又名吕树俊，1909年(阴历)2月13日生于黑龙江省宾县老营口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1916年，父亲病故。母亲领大千兄弟四人迁往东汤什河居住。全家五口人的生活，靠所剩十多山坡地维持。孤儿寡母，生活实在艰难。

　　1917年，大千九岁时到附近的村子入私塾，开始读书识字。1921年升入宁远高小继续求学。在小学阶段，大千即已显示出了喜人的才华和美好的品德。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写字、绘画更为不凡;他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待人忠厚诚恳;他生活艰苦朴素，博得师友的赞扬。1923年，大千高小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升学。后来，幸得老师于观涛、吕树田及同学周文秀的帮助，于1924年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继续深造。1925年6月转入宾县中学学习，直到1926年为止。在初中阶段，他除勤奋学习功课之外，还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前途。几乎每天都利用课余时间，偷偷地阅读革命书籍，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平日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发表打倒专制，争取自由平等等言论。因此，大千在当时的同学中，享有“爱国人士”的美称。后来，大千在狱中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写这样一首诗：

　　“满日(目)斯民艰，

　　必须解倒悬。

　　打倒封建制，

　　耕者有其田。”

真实地反映出他在这个时期里的思想感情。

　　1927年，大千考入哈尔滨市第二中学读书。这时，他不满足于对救国救民只作理论上的探求，决定走出书斋，亲身投入到人民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1928年，参加了哈尔滨市学生反对东北军阀张作霖将东北三省铁路修筑权出卖给日本人的罢课运动，被公推为学生代表，去道台府请愿。因而遭学校反动当局开除。大千旋即回到宾县，在南门外当小学教员。不久，又调到宾县模范学校当教员。这时，他以博学多才，思想激进，在学生中很有影响，且闻名于全县城。

　　1929年，大千考入北平民国大学(预科)读书。1930年，参加我党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同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我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大千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回到了处于祖国东北边睡的故乡——宾县，担任宾县中学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员。此后，他积极地利用各种条件开展革命工作;同时渴望着找到党的组织。在课堂上，他时常讲授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借以提倡新文化，传播进步思想;还常常借题发挥，讽刺、揭露反动当局，公开提出“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的口号。一些受旧思想影响较深的学生(如李延新)，在大千同志的教育下，思想有很大进步。课余时间，他把一些进步书籍借给学生阅读。当时，全校有百分之五十要求进步的学生，如孙苏民、王哲、郑文亚、白新洁等，都团结在他的周围，阅读进步书刊，蔚然成风。在此基础上，后来，他成立了一个阅读进步作品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对于传播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培养革命后备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读书会的会员，如王哲、孙太仪、季铁中、赵俊臣等，后来都成为宾县地下抗日斗争的骨干。当时有几名读书会成员，还曾被党组织发展为党员。

　　“九一八”事变，更加激发了大千抗日救国的激情。他在宾县中学组织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到哈尔滨去作街头演讲、散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宾县大地。他义愤填膺，在学生中公开喊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并亲自起草传单，组织学生到街头散发和讲演。之后，又动员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回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当时，在宾县中学内，以石云鹏为首的一伙右派教员，竭力主张开除所有进步学生;但以大千为首的左派教员，则坚决主持正义，据理力争，反对开除进步学生。经过激烈的斗争，大千获得胜利，保护了进步学生。

　　1933年2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党组织的大千同志，由李熙山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更勇敢地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肩负起了更多的革命重任。

　　同年夏，大千任中共宾县特支宣委。1934年夏，大千任宾县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率领、团结党内外同志，积极地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为了帮助游击队解决子弹问题，宾县特支曾派进步学生韩谋智到县警察队当兵，从该队买出子弹十来次。有一次半夜，韩谋智背出子弹三、四袋交给大千，大千立即送到交通曹国兴处，很快转送到了游击队。为了解决游击队的医药问题，他在宾县中学以组织化学工艺社为名，吸收学生参加制作防冻甘油、配制碘酒等药品，供游击队使用。他还印制许多抗日宣传材料和党的文件，给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援。大千同志曾积极要求到部队去参加武装斗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军。为此，他精心地收集了一些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书籍和资料，为参军参战作了积极的准备。大千同志组织观念很强，尽管自己家庭困难，还是把自己每月八十多元工资大部分交给组织使用，而很少照顾家庭。

　　1935年，大千任中共宾县代理特支书记。

　　由于叛徒出卖，大千同志于1937年5月13日早晨，在宾县中学遭敌人逮捕。当敌人欲以绳索来捆绑时;大千厉声说：“用不着!”说罢就怒目横眉，镇定自若地拿着《三国演义》向敌人警察署走去。到了警察署，他一边若无其事地阅读《三国演义》，一边内心核计着如何对付眼前疯狂的敌人。当敌人对他进行审讯时，他忽然发现对面墙上挂着敌人的战刀，立即萌发了“与其坐以待感，不如夺刀砍死几个敌人”的想法。于是，他突然起身，猛冲过去，拔出刺刀向敌人砍去。这时，立即被几个敌人拥上拦住。他见势不成，就回手往自己脖颈上一抹，当即鲜血淋漓，昏倒在地。敌人为从大千口中获得重要情报，立即用汽车将他押送到哈尔滨江沿拘留所医治，一直到第三天才苏醒过来。对此，他曾作诗一首：

　　“利用寇刀杀寇仇，

　　一腔义愤不日休。

　　纵然没有脱身计，

　　那肯涕零学楚囚。”

表达了他与敌人誓不两立的鲜明立场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大千苏醒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保护更多的同志，以便继续进行抗日斗争，打击日本侵略军。于是，他决定一方面向叛徒开展政治攻势，令其不再继续作恶出卖更多的同志;一方面对难友进行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他对一位难友说：“敌人不会杀你，出狱后，你要继续干下去!”为此曾作诗一首赠狱中同志：

　　“马列题开共产大，

　　崭新主义有来由。

　　劝君莫发呻吟语，

　　不到十年遍地球。”

坚定了难友们坚持斗争、抗日必胜的信念。大千在转押到监狱之后，曾作过越狱的努力，但没有成功。于是，被关进了一个又暗又湿的监号里，加倍地遭受到酷刑的折磨。尽管他身受敌人的严密监禁和残酷的重刑，但对党、对抗日救国事业，仍然忠贞不渝。他在狱中对此曾有诗写道：

　　“时代转红轮，

　　朝阳日日新。

　　今年春草除，

　　犹有来年春。”

表达了他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斗争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

　　大千同志在狱中，坚贞如一，英勇不屈，真不愧是一位愿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顽强斗争，保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使某些被捕同志得以获释出狱;使未被捕的同志如李光复等得以安全转移;使敌人要从大千口中获取重要情报的企图破产。因此，敌人迫不及待地要杀害大千同志。

　　1937年7月，大千同志高昂着头颅，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押送到哈尔滨市圈河，英勇就义。时年二十八岁。

(赖子良)

责任编辑：徐永帅 最后更新：2020-08-01 16: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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