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拯救３万犹太人到庇护３０万中国人——上海见证二战难民救援的国际合作
2016-02-24 11:00:35  来源：新华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曾是约３万犹太难民的避风港，他们得到中国人的帮助，或驻留上海、或中转他乡，最终躲过欧洲纳粹的迫害，这是上海创造的生命奇迹。

　　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几乎就在中国百姓帮助犹太难民的同时，上海南市老城内由法国神父饶家驹等慈善人士倡导的“安全区”，也保护了约３０万中国难民。

　　近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外学者提出，上海见证了二战时期难民救援的多种国际合作模式，这些历史印迹应当获得更好保护，建议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３０万”和“３万”

　　１９３７年８月，淞沪会战爆发后，大量中国难民涌向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随着日军侵袭不断、生灵涂炭，在上海这个中西交融的城市各方救援力量活跃，红十字会、慈善团体云集赈济，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积极开展难民救助工作。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法国神父饶家驹带头斡旋下，一个旨在保障中国难民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秩序的“安全区”在与租界毗邻的上海南市老城北部建立起来，这个地方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或“南市难民区”。

　　中国改革开放后不久，青年历史学者潘光听父亲潘大成（曾用名：潘达）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抗战经历。潘达是当年饶家驹的助手之一，亲历了安全区的组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出生于１９１１年的潘达是越南归国华侨，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上世纪３０年代，他在震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来校授课的饶家驹。后来，潘达应聘为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身）以及《大晚报》的记者，活跃在法租界。

　　淞沪会战爆发后，潘达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事难民救济方面的工作，具体负责联系的正是包括饶家驹在内的国际红十字会人士。他协助饶家驹在安全区开展救济工作，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

　　如今，中外学者根据潘大成等人早前的回忆，对这个安全区的概貌重新还原。这个区域约占上海南市老城的三分之一面积，呈半月形。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６月间，在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国国际人士帮助下，安全区设立临时行政机构、警察局、学校、医院、手工工场等，难民的餐食定时发放，并自食其力开展一些劳动，区域内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以维持。

　　亲历安全区内生活的王晓梅回忆说：“难民区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救济粥，喝水基本不成问题，后来还有了临时的小医院、小学校。”

　　“饶家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没有阻止过我父亲等中共地下工作者在难民聚居地开展工作，包括向新四军秘密输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获释党员等。”潘光说，父亲是这个安全区使３０万中国难民获得救济的直接见证者，也是救济工作国际合作的推动者之一。

　　生于１９４７年的潘光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他多年来主要研究的是二战期间上海的另一部分难民——犹太难民，一直推动相关统计数据不断走向精确。

　　潘光介绍说，最新研究表明，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４１年上海为约３万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及中转，使之免被欧洲纳粹杀戮。

　　“３万和３０万，两个数字都很重要，其中包括了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包括了父辈们的亲身经历。”他说，二战期间，中国人坚决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暴行，为３万犹太难民创造了“生命奇迹”。同时，中国人也不会忘记，是各国友好人士倾力帮助，才使上海南市的３０万中国难民躲过侵华日军暴行。

　　中美研究的“巧合”

　　２００１年，当美国学者阮玛霞的著作《最后的容身之港：上海的侨民社团》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她不曾想到，从当时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研究，会牵出对中国难民开展深度研究的新项目。

　　“起初我们就是在一起研究犹太人问题，饶家驹的名字在一些史料中反复出现，这也引发了阮玛霞的兴趣。”潘光说。

　　２００４年，在一次上海之行中，原本主要研究犹太难民的阮玛霞和潘光碰面，同时还有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学者苏智良。他们几乎是不谋而合，有关饶家驹研究的“中美合作”开始了。阮玛霞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深入上海社区，挖掘与饶家驹相关的亲历者口述实录。

　　２００８年，阮玛霞的新书《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在美问世。可以说，她通过前后两部著述，向西方社会揭开了一座东方城市在二战期间两大难民群体得以幸存的传奇故事。

　　阮玛霞在美国找到了当年饶家驹面见罗斯福总统，为中国难民争取救济的系列史料。她在研究中还发现，“饶家驹安全区”的概念对二战后制定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针对公约中有关“中立区”概念“一般背景”的注释中，专门提到了“饶家驹安全区”在上海设立的案例，以体现在战争中弘扬红十字精神，为平民提供避难所的具体做法。

　　“这是历史的一个动人侧面，能让人们认识到中国抗战的世界性。”苏智良也强烈感受到中美学者研究的“巧合”将释放更多正能量。他认为，犹太难民聚居区和“饶家驹安全区”这两种战时救济的国际合作模式，应当让更多世人知晓。

　　“申遗”的远见

　　２０１４年夏，苏智良团队奔波在上海南市老城中踩点，这里是二战时期“安全区”的旧址，从饶家驹的办公地——方浜中路上的“北区救火会”原址，到阜春街上的南市残老院旧址，历史印迹往往隐没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苏智良提出，与上海虹口复建犹太人聚居区的地标白马咖啡馆同样重要，南市老城内的建筑遗存也应得到更好保护。他呼吁，推动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和位于南市的“饶家驹安全区”联合申报加入世界遗产。

　　这一呼吁，在近日上海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响应。外国学者认为，两个难民区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

　　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虹口区已宣布启动虹口提篮桥犹太难民历史街区“申遗”的相关论证，其中“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等资料已整理完成，计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加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潘光表示，尽管“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的历史遗存整理和保护相对晚于犹太难民聚居区，但两个难民区联合“申遗”是完全可行的。随着有关史料整理的日趋完备，未来若能确立一个统一的研究平台，则申请记忆遗产的可能性较大。

　　“‘申遗’的过程本身也将大大提高二战时期难民救济国际合作模式的知晓度，其所保护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记忆。”苏智良说。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2-24 1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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