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各党派团结抗日的决心
2020-08-03 14:38:31  来源：漯河统战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守当地的29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国各党派在事变不久就敏锐地认识到这已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纷纷以宣言、声明、通电等形式，阐明抗日主张，并以积极的行动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共产党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奋起抗战

　　卢沟桥事变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共产党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号召全国奋起抗战的宣言，通电全国：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日，朱德、彭德怀等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并提议“国共合作”“全国团结”，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重申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四项保证。7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宣言，进一步提出八项抗日方法，其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

　　同时，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显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合作抗日的诚意。

　　国民党由原来的对日妥协开始向对日抵抗的转变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对七七事变的态度，坚持外交“谈判”与军事“应战”两手并重的方针。7月8日，当蒋介石得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随即电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10日，蒋介石又特别提醒宋哲元，在与日方谈判中“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并急电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这表明，蒋介石国民政府由原来的对日妥协开始向对日抵抗的强硬态度转变。

　　中国军队在北平卢沟桥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

　　国民政府于7月8日获悉卢沟桥事变后，即于当日下午6时30分由外交部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日使馆参事日高表示“无意扩大卢事”。

　　10日，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正式抗议：(一)日本方面之正式谢罪与处罚负责人员。(二)对于死伤之军民及轰毁之建筑物赔偿损失。(三)防止不祥事件之再发，并要求日本方面之今后保障。11日，针对日军不断扩大侵略行动，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正式声明：谴责日军扩大事态的行径。鉴于直接谈判无效，国民政府于7月16日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亦被日方拒绝。

　　为了揭露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野蛮行径，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指示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于7月16日谒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面交中国政府之“节略”。“节略”指出：“中国政府认为‘此项侵略行为’实属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同时，将“节略”分别送交美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等九国公约签字国。此外，还送交苏联和德国。

　　蒋介石为防止日本胁迫冀察当局造成“华北特殊化”，指示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于7月16日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政府已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概不加以承认。”并决心用一切方法抵抗日本侵略行为。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他表示：“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实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情势不断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在政治宣传、外交舆论等方面发动了强大攻势，国民政府的高官纷纷发表谈话、演说、文告、通电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示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于8月18日就陕甘宁辖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立办事机构等问题达成协议。

　　8月上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中，第一、第二战区和第五战区一部担任主战场华北防御作战任务，总兵力约70万人。同时，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抽调各省兵力，以全力对日宣战。

　　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再次举行会谈，就发表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其他党派纷纷正式提出对事变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发表了号召全国奋起抗战的宣言后，立刻得到了其他党派的积极响应。

　　7月10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八大政治主张，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的公开响应。10月，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等由香港回到南京宣布拥护国共合作，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并通知全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努力投入到抗战的第一线。

　　曾经领导全国性救亡运动的救国会也在7月10日这一天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指出：宛平事件是日军侵占华北的阴谋的实行，“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图占领平津，驱逐廿九军出冀察之外，使之成为东北第二，造成御用的傀儡组织”。

　　救国会在《宣言》中呼吁“战罢!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在7月31日被释出狱后，立刻表明其抗战立场，沈钧儒说：“我等唯有准备牺牲一切，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尽一分人民之天职。”

　　救国会七君子在狱中。

　　李济深、陈铭枢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反蒋抗日也转向拥蒋抗日的立场，其领导纷纷北上，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一致参加抗战，并于8月发表宣言，号召“国内外盟员及全国同胞，全体动员，各尽其力，拥护政府，抗战到底。”

　　职教社与乡村建设派和致公党的抗战主张大体相同，以职教社最富代表性。职教社主张以“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为最高原则，认为要集中和统一全国力量，“应当拥护三民主义，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同时也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抗战主张。他们要求抗战和民主，这是正确的。但又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期望过高。

　　“七七”事变后，原先既反蒋又反共的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也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合作。青年党、国社党对国民党抗战的态度基本一致。青年党表示“愿以全党的力量，拥护政府抗战”。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也表示愿意拥护和服从国民党领导抗战。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党派合作的局面最终形成。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欢迎。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地方实力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华侨等，均积极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毛泽东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给予高度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作者：叶介甫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8-03 14: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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