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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鹰展翅——东北老航校风云往事
2020-04-21 11:35:04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东北老航校建设场景。

  马拉飞机转场。

  老航校筹备期间,向东北老乡购买马车上的飞机轮胎。

  东北老航校收集到的飞机,机体已经破败不堪。

  排队给飞机轮胎打气。

  抗美援朝时的刘玉堤和他的03号战鹰。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17架各式战机接受检阅,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

  一年之后,这支以缴获的战机等为基本装备的初生空军队伍,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年轻的中国空军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共和国的飞鹰,从此傲视长空。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是这些飞鹰的摇篮。他们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这里,是中国空军梦开始的地方。

  空军梦的种子

  军事领域有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五年陆军,十年空军,百年海军,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

  “十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是奢望。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次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此时,距离中国空军成立仅仅一年多。

  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中国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

  但是,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其实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梦想的种子早已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还要早。

  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后留在苏军服役。比他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后任政委。

  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空军都只是一个梦想。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接触到的都来自敌人空军,来自头顶上落下的炸弹或是扫射。

  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都来自缴获。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

  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其中能飞的那架还被送到了瑞金。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11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师政委。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

  全面抗战的烽火熊熊燃起,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之后,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启程回国。他们到达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此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

  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到迪化,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

  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

  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中,能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因为他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为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盛世才表面上对中国共产党很亲近,甚至还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统战关系下,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

  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也痛快答应。

  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

  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是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盛世才帮中共培养飞行员,是以这些人要为己所用为前提的,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却不是他想要的。

  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两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开开小灶,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终于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再无暇顾及盛世才。紧接着,蒋介石派宋美龄登门拉拢盛世才,双方很快达成一系列协议。盛世才“有奶便是娘”,从此委身蒋介石,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

  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还是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

  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先软禁,后关押。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

  延安工程学校

  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刚到延安,他俩就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

  十几年前,常乾坤和王弼受党组织委派去苏联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空军梦的种子,现在,这两颗种子已经开始萌发。这个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由自己的航空技术专家,为党中央提供的第一份比较全面、系统、详实的空军建设计划,意义深远。

  常乾坤、王弼的“红色空军”计划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同时,他还风趣地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个武将。你这个武的要争取胜过学文的。

  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来,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进而,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航空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他们在陕北的丘陵沟壑中四处奔波勘察,最终把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就是学校了。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

  选调学员也在同时进行着。

  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看上去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三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乃至万里挑一。

  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纪录。

  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数千人的358旅,只有两个飞行学员名额,刘玉堤“有幸中了一彩”。在这之前,刘玉堤也想过自己能“飞”,不过那是发狠赌咒一样的设想。

  参军三年,刘玉堤经历过几次敌机轰炸,两个最要好的战友,在轰炸中牺牲于自己的眼前。在一次电视台采访中,刘玉堤回忆:“敌人飞机来了,就把我的通信员脑袋给打穿了,哎呀,好可怜,很生气,我非常生气的。我们没有空军,陆军就老叫人家欺负,因为束手无策啊,最后只好拿着机关枪对着它打,打半天打不着。那时候觉得,哎呀,敌人飞机忒可恨了,等我要能上去就非打它不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飞行学员,多数都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参加学习。他们在原部队,个个都是“兵尖子”,也是部队首长的“心尖子”。358旅虽然只抽调了两个兵,时任旅长张宗逊也舍不得,但军令如山。他和旅政委李井泉亲自给刘玉堤送行,千叮咛万嘱咐:“好好学,学出个模样来,上天杀敌立功!”

  1941年4月6日,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和他们一样在苏联学习过航空的刘风、王琏等当教员。刘玉堤等一百余名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是学员。

  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修整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

  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比如发动机专业的熊焰,他在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学习,却冲破国民党封锁闯到延安。

  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物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

  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无力兑现援助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以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

  为渡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不久又把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副队长是刘风。而常乾坤,因为“俄文水平与苏联教官没有两样”,被任命为军事学院俄文工程队队长。

  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

  1945年10月,常乾坤受命赴东北创办航校之际,任弼时对他说:“只怪那时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那些学员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

  常乾坤说:“有些学员后来学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人,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

  任弼时笑道:“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社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到那儿办航校去。”

  刘玉堤当时就是所谓的“木匠”。不只是木匠,他还在铁皮加工厂干过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样样学得精熟,随便拿一块铁皮就能敲出个茶杯,搬个树桩就能打成板凳。这倒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飞行学员选人的眼光之准——未来驾驶战鹰搏击长空的英雄,这点儿心灵手巧、一学即会的本事自然不在话下。

  一天,一个文工团员找刘玉堤做二胡。刘“木匠”和他玩笑,故意“拿大”,说这可要等些日子。文工团员就说,我用一个好消息跟你换。你还想不想学飞行啦?航空组都已经成立了。结果,刘玉堤丢下手中的活计就往校部飞跑,哪还管什么二胡。

  放出去的鹰

  这是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的1944年,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了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任组员,原来的学员们也有不少像刘玉堤一样回归了本队。

  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乘坐的飞机第一次降落这里时,一个轮子陷进了墓穴,机身侧斜,发动机的螺旋桨都撞地折断了。

  延安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这在延安可是件大事,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参加了劳动。

  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黏土掺拌成“三合土”铺筑。虽然简陋,但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945年8月20日下午,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极为紧张,开着吉普车疾驰机场。

  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那是一架由6名汪伪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这些汪伪起义人员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九九”式双发运输机、汪伪政府的“建国号”开到了延安。

  这架飞机到延安后马上改了名字,按起义日期命名为“820号”。换上了八路军土布军装的6名起义人员,也抛弃了原来的名字,以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的新名字是蔡云翔、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明秋,他们开创了驾机起义、率领敌伪航空人员投奔革命的先例,很快成为党的航空事业的开拓骨干。

  “820号”刚到延安就出了彩。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隘的山谷低飞,把传单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

  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冷静地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

  8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校。

  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它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单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

  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

  延安炮校校长朱瑞,留学苏联多年,炮兵专业出身,是八路军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兵种将领。他本已被任命为军委副总参谋长,却主动申请辞职降级,要“干炮兵,专一门”,带着炮校1000多人一头扎向东北。

  朱瑞带着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两手空空地来到东北,两年时间,一支手握700余门火炮、15万余发炮弹的强大炮兵部队横空出世。朱瑞因此被称为“中国炮兵之父”。

  朱瑞同样对创建人民空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到东北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务,负责指挥民主联军后方机关、部队和炮兵、工兵、装甲兵、航空兵、总部同苏军之间的交涉联络等工作。

  在朱瑞的直接领导下,东北民主联军先是成立了航空总队,后建立东北老航校,朱瑞分别兼任过总队长和校长。

  当时担任东北老航校副教育长的蒋天然说:“航校的筹备工作是朱司令员一手操办的,他亲自到各地去为我们挑选飞行员和地勘人员……如果不是朱司令的魄力与耐心,航校一时也办不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司令员是我军第一个航空学校的创始人,也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创建人。”

  这是后话。先说王弼等人,接到了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

  “820号”派上了用场。航空组近水楼台,王弼带着蔡云翔、刘风、陈明秋等人,9月2日就乘着“820号”第一批直飞东北。可惜,“820号”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正好晋察冀军区在张家口组建航空站,把王弼留下来临时当了一段时间站长。蔡云翔等人则改由陆路继续赶赴东北。

  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在魏坚带领下启程了。魏坚过去在湖北搞地下工作,又曾受党派遣到国民党航校学飞行。他原本是王若飞的秘书,准备随行去参加重庆谈判,因为筹建航校而被换了下来。没想到,王若飞和叶挺乘飞机回延安时遇难。魏坚后来说,建航校让他捡了一条命。

  眼见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却只能干着急。因为俄语好,他正担任着外事联络和翻译的工作,一时脱不开身。其实,中央领导早看出了这位中共最早的飞行员的心思。

  叶剑英和任弼时两位中央领导约见常乾坤,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赴东北。任弼时说:“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

  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地就是一句:“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提笔给组织部门打报告要人。后来的中国空军传奇飞行员,这才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

  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叮嘱:“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

  不只是周恩来,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会很多,也有这个准备,但是,他和十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日本人的遗产

  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最先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已经发回了消息:“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国民党开足马力抢占东北自不待言。他们有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并进,比共产党部队的两条腿要快得多。

  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态度上几经反复。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最先出关的冀热辽军分区部队确实得到了关照。冀热辽军分区部队进驻沈阳,迅速扩军,苏军还支持了一批缴获自日军的武器弹药。

  但是很快,苏军的态度因为苏联的国家利益发生了转变。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要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不能再以八路军、新四军的面目出现,而且要撤出沈阳等东北城市。至于原本说好支援的武器装备,苏军则彻底变了卦。

  当年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的伍修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过记述:“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明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10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谁知那时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

  枪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飞机、坦克、大炮。

  埋怨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向来不缺自力更生的方法。

  朱瑞直接找到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再三交涉,没有结果。他转回头给部队下令:“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园”。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动大家去“捡洋落”。

  苏军接受了驻中国东北日军的投降,控制了他们的武器装备,但还有大量的日军武器被丢弃在战场和溃退的途中。这些武器苏军根本顾不上,取用自便。这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部队最主要的“武器库”。

  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就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

  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曾克林部,给他们送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得多的大礼——人,准确的说,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

  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

  在沈阳,日本第2航空军第4教练飞行大队也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

  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中,曾留下了太多有关“战俘”的悲惨故事。林弥一郎率领部下逃亡,也是出于对成为俘虏的恐惧。但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

  40多年后,林弥一郎写道:“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

  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马上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朱瑞等“东总”高层领导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了林弥一郎,晓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后来林弥一郎逢人便说:“收编我们的领导是朱瑞司令。”

  其实,就在那次会面时,林弥一郎还对共产党人做了一次试探。他指着伍修权腰间的手枪说,能不能把这个送给我?

  一个刚刚缴械投降的日本战俘,却索要胜利一方高级将领的配枪,这本身就是个非分要求,更何况在这样的场合,他拿到枪会不会威胁“东总”高层的安全?

  但是伍修权有胆有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胸襟,马上解下配枪递到林弥一郎手里,说,这支枪从长征到现在,我一直带在身边,今天就送给你做纪念吧。后来,伍修权还回忆过这支手枪,那是他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的战利品,随身十余年,感情很深。但是用它来换林弥一郎之心,伍修权舍得。

  林弥一郎后来也回忆过这个场景,深为折服:“我看着他的眼睛,让我感觉他相信我。”

  林弥一郎从此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林保毅”。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待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

  家底

  1946年3月1日,吉林通化,通化二中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我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

  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

  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

  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

  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

  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甚至都不算夸张。

  从1945年10月,王弼带着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落”。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

  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捡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连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

  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

  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九九”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光。

  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

  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种种土办法,千方百计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取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由许多人轮流打气;东北气温低,发动机起飞前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起动发动机,没有起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起动……

  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

  与此同时,东北老航校招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展开。

  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院并无二致,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

  恰在这时,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这简直是航校学员最合适的“苗圃”。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东北老航校计划招生120人,从这些学生中“十里挑一”还挑不出来吗?结果还真没挑出来。

  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等就出自这批学员。

  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比如林虎,因为以前战斗负伤造成严重脱肛,还患有慢性肠炎。因为当时没有这类体检,他“幸运过关”。

  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几年后的抗美援朝中威震长空的英雄,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

  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相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官职也不会低。但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

  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盘桓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

  等他赶到牡丹江,常乾坤看他有机械师毕业证,想安排他干机务。刘玉堤不答应,一门心思要学飞行。常乾坤拗不过他,最终答应了。只是,那时候航校的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五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

  入秋,被盛世才关押了数年的新疆航空队归来了,他们从西到东跨越祖国疆土,万里迢迢来到了东北老航校。

  在延安,刘善本加入远征的队伍,与他们同行。这位抱着“航空救国”之志留学美国学习驾驶轰炸机的原国民党王牌飞行员,看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毅然驾机起义,飞赴延安。

  一批又一批从全国各地涌向东北战场的青年学生、优秀战士也来了。东北老航校的教员和学员不断充实、壮大。

  雏鹰的羽翼

  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这首航校学员写的打油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也就越艰苦。

  航校搬到东安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房里还是有许多冰霜。

  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零下40℃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诗里所说的“团长”,是说团紧了身子取暖。

  飞行员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学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是粗粮。这待遇也是有实飞之后才有。后来经“东总”特批,每人每天能发两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

  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学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闹钟代替,有的同志在飞行时为了掌握时间,在胸前挂着一个闹钟……

  但是,东北老航校还是遭遇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困难”:学员学不懂理论、没有航空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后来有人评价,这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岁月的三大“死穴”。

  共产党人哪有“死穴”!

  飞行学员们虽然要求有文化基础,但平均学历也只是高小毕业。深奥的飞行理论,对他们无异于“天书”。比如流体力学中的“柏努利定律”,教员讲得满头大汗,学员听得满头大汗,课后一问学了啥,学员脸一红:“白努力。”

  常乾坤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一定能学会!”

  航校给学员们补文化课,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这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死记硬背!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硬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学员们“生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物教学,学员们听不明白也能看明白。

  没有航空汽油,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95%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后黑烟茂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

  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东北老航校也没有中级教练机,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

  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是拿生命冒险。

  怕冒险就不飞了?东北老航校等不起。蔡云翔第一个驾机试飞,给学员们做示范。

  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零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和四百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

  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一二十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

  初生的中国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

  共和国飞鹰展翅,傲视长空。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21 11: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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