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过去称旅大)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共扼渤海湾,素有京津门户之称。1905年1月2日,日俄战争中俄军失败后,大连市从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下转手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强化,大连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经济上遭到野蛮掠夺与剥削,所受剥削压迫之深重,生活境遇之悲惨,实属罕见。不仅如此,日本统治当局更是把大连作为侵华战争的基地,大批制造并积累军用物资。
为磨灭大连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日本统治当局严密封锁一切消息,妄图使人们淡忘祖国。大连人民被囚禁于殖民主义的牢狱之中。
然而,同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大连人民终究是不可侮的。他们不甘受奴役和被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抗日斗争。其中,抗日放火团就是同日本殖民统治进行英勇斗争的典型事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以破获放火团事件为由,实行一系列恐怖政策,残酷镇压和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惨无人道的大搜捕、大迫害案。
据不完全的材料证实,从1937年底到1940年5月,关东州厅警察部因放火团事件捕捉了两千多名工人和居民,许多人被施以酷刑,并被迫害致死,至于被毒打丧失健康或致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放火团成员12人被处以极刑。像这样大规模地逮捕、拷打、监禁与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一)
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派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由哈尔滨去苏联莫斯科郊外秘密训练所,进行了6个月的电台联络法、燃烧爆破术、秘密联络等技术训练。1935年由苏联回国,分别被派往上海、天津、大连等地建立地下抗日组织——抗日“放火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热潮风起云涌。为了配合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放火团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数次烧毁日军军用工厂、仓库及破坏铁路。仅在大连就放火50余次,先后烧毁大连码头仓库、大连满洲石油会社工厂、130、131、132三仓库、伪大连日清、三泰油坊、大连关东军被服仓库等。复仇的火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激发了许多仁人志士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使日军侵华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统治当局的嚣张气焰。
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地下放火团,1938年4月,选拔了134名特工人员,组成了特殊的警察队。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大和田队长,高等课刑事课长潮海辰亥任副队长;下设7个班,各警察署署长分任班长。特警队像恶狼一样扑向抗日放火团。
尽管如此,抗日放火团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侵华基地放火事件时有发生。日本侵略者更加惊恐万状,又增设了外事警察课,建立了各级“防谍委员会”,收买了一些汉奸、特务以十倍的疯狂来破坏放火团。关东州厅警察部除每次在火警现场实行非常警备外,还对工人进行严格的盘问,如被看作“不顺眼”者,即成了“嫌疑分子”,加以逮捕。
逮捕这些“嫌疑分子”后,日军以及汉奸大施淫威,施以灭绝人性的刑罚,如灌凉水、压杠子、吊打、过电、皮鞭抽打、竹签等,迫使其“招供”。其中惯用的毒刑是灌凉水,尤为残酷。日伪大广场警察署特高刑事巡捕长刘会川这样供述灌凉水、吊打的残酷情形:
“各警察署都设有灌凉水的小屋子和胶皮管子、皮鞭子、板子等刑具。每次在审讯时,先用胶皮管子、皮鞭子等拷打,再把人拖到小屋子里施行灌凉水,把衣服剥去(哪怕是严寒的冬天也是如此),令其躺在离地半尺高的板凳上,将四肢绑住,用一个木盒套在头上,用水笼管子往嘴里灌,小肚子即涨起,再将肚内的水压出,凡遭受灌凉水的人两三天吃不下饭,大部被灌得了胃肠病或肺病。除了灌凉水刑罚外,还有一种刑法是吊刑,就是把受刑人反背用绳子吊在空中,双脚不得着地,用棒子打,受刑人脸部即出现黄豆粒大的汗珠,将其放下时,脸无颜色,像死过去一样,然后用凉水喷其头部,待苏醒过来继续审讯。”
1938年4月,大连满洲石油会社起火,日伪大广场警署及宪兵队派人前往捕人。据当时受害者王毅、杨忠海、王殿臣揭发日军罪行时说:
“日寇把山九窝铺工人全部集中在石油工厂排成一行,然后命令工人从工厂的一个小门出去,朝对面的小汽车里看,两面站满了鬼子和汉奸,一个一个地验工人脸色,如有‘面目改色’者,即视为可疑分子加以逮捕,这一次共逮捕了百余人,其中李境等工人被屈打后判处徒刑,工友卢某被打死了。”
1938年6月,码头4个军用仓库起了大火,日伪宪警特把住整个码头不准工人出入,还把前几天在4个仓库附近干活的工人全部逮捕,大约有300多人。
1940年正月十五日夜里,大连日清、三泰两个油坊起火,日伪宪警立即前往捕人,前后共捕捉了70多名油坊工人,两个月间不许工人出院,一律遭到非刑拷打,工人孙吉尧及马车店的一个老工人,抓捕后被活活打死。
日伪关东州厅警察部采用这些高压手段并不产生效力,于是,又想收买一些人,混在工人中间,充当其耳目。大广场警察刑事小林清一就曾把名片发给日清、三泰油坊中的工人,企图进行收买,但工人并未按他们的意图办,后来他不得不将名片收回去。
关东州厅警察部除了在起火现场逮捕工人外,还不分昼夜地到旅馆、茶社、市场和工人居住区进行搜查、逮捕。从大广场警察署特高刑事刘会川供述中,便可见一斑:
“1938年大广场警察署特高系副主任桥本保之,带领高等系全体人员和警务系10余名警察,到转山屯、石道街进行大规模的搜索,搜查方法是在晚间半夜,首先在村头放上岗哨,然后挨户进行搜查,把门踢开,吓得老婆孩子叫,有的警察特意揭开妇女的被子,用手电照其裸体,任意打骂老百姓。”
由于捕捉过多的放火“嫌疑分子”,市内拘留所已经人满为患,各拘留所传染了斑疹伤寒,据特警队副队长潮海辰亥1954年8月11日口供:
“对这些非法逮捕的中国人民不但进行了刑讯,并且由于拘留所过于拥挤,设备极差,再加上百般虐待,引起了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当时患者约60余名,得不到医药治疗而死亡的约10余名。”
(二)
1940年5月,福昌华工公司工头牛嗣义,从工人许元丁口中听到黄振先、王有佐是抗日放火团人员之后,即通过福昌华工公司大工头宋洪泰报告给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汉奸巡捕长隋云葑又命牛嗣义进一步地了解抗日放火志士黄振先、王有佐的住址及每日活动情况,并捕捉了许元丁,强逼讲出黄、王情况(许元丁被押在大广场警察署,放出后数日即死去)。汉奸隋云葑遂带领牛嗣义等人去荣町抓捕黄振先、王有佐。当时,抗日放火组织领导人赵国文在东关街大桥洞子与黄、王约会,分手后,赵被逮捕。
日军加藤广治、滨本清道、小林恒雄与汉奸隋云葑用酷刑强迫赵国文供出了放火组织情况,于是,日伪关东州厅警察部部署了有60多人组成的逮捕队伍,不分昼夜到沈阳、山东、天津、上海等地开展了空前的搜捕。至此,抗日放火组织人员13人及其外围帮助工作的人员以及并未参与放火只是与放火人员相识的又有100多人被逮捕。
日军逮捕这些人后,经过近一年的审讯,有四五十人被警察部外事课移送关东高等法院检察局,检察官长池内真清充任总指挥,次席检察官西海枝信隆、检察官田中魁口、后藤范之、安藤国次担负审讯工作。1941年10月,关东高等法院以检察官长的名义,将放火团案起诉到关东地方法院,请求公判。经过关东地方法院数月的审理后,于1942年3月进行了宣判。判处纪守先等12人死刑,判处李泽民等4人10年徒刑;判处邹包氏等13人7年徒刑。
被捕人员在日伪警察署关押期间,受尽了灭绝人性的酷刑虐待,被他们活活折磨而死的,经查明的就有王芝盛、赵锦江、孙中桂、王进臣、李顺滨、徐高氏、张守仁、邵世仁、王世安、刘文禄、唐中选、于守安、陆炳义、黄老太太等14人。其中除了于守安是放火团成员,唐中选、刘文禄是知情不报者外,其余全是毫不知情的人!
李泽民在1951年12月3日的控诉书中写道:
“有一天,鬼子梅崎孝和汉奸张子久把我提到楼上过堂,我见到秋世显(放火团成员)在那里被审问,就推翻了以前的口供(日警和汉奸多次对其毒打,迫使其承认给放火团成员卖过硫酸等物),凶狠的梅崎孝拿起胶皮管子又要打我,可是我已被打得皮裂肉烂,无处可再打,就叫我伸出手来,按在桌子上用方棍子和胶皮管子打,手被打后肿得像玻璃瓶子一样亮。我所穿的衣服得时常的掀动,否则即被血粘住,往下脱时疼痛难忍,这种痛苦实在无法形容。后来我被转押到洲厅新修的监房里,被梅崎孝和张子久继续审讯了数日,后又被更残暴的下松兼雄和特号汉奸隋云葑、张庆和过了六七次堂。”
李泽民还证实:于守安的手脚都被打残废,耳朵也被打聋了,小便不能自主,站着也尿、坐着也尿,最后惨死在监所。
关东州厅警察部,因破案有“功”,被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授予奖状,同时还设宴慰劳参加逮捕与审讯抗日放火团的人员,并颁发奖金,论功提级。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用中国人民的血肉换取功名利禄,罪该万死。
(三)
1942年3月以后,被判刑人员先后被押往岭前监狱和旅顺监狱,在这人间地狱,他们又受尽了残酷的虐待。秋世显、吴成江、马永佐因受刑过重,惨死在岭前狱中。
当年在旅顺监狱当过伪职员的马本源1952年11月7日写的见证书就可看到:
“在这里被押的人没有一点身心自由和人身保障。被押的人进去先换上红色罪衣,然后押在三楼“被告室”里,面向墙,背靠背坐着,不准说一句话,不准动一动,大小便撒在监房便桶里。吃的饭分为七等,按犯罪的轻重和劳动的情况分给一定的数量,最少的七等只有二三两。每天一顿菜汤,连油都没有,是用盐水煮的。
“作苦工的工厂有15处,一天得干12小时的苦工。为防止“犯人”逃跑,监狱看守要犯人每天早晚脱下全身衣服,从走廊到检查室(相距百米远)接受一遍检查,检查时每一个都要用日本话向看守报号,再张嘴、摇头、抬腿、伸胳膊,全身验完后,跨过一根木杠,才许换上衣服,赤着脚随穿随走。不管是春夏秋冬和风雨冰雪,每天要做两次。许多人在冬天因赤身裸体冻得说不出话,叫人不忍看下去。
“这还不算,凡是在窑厂和菜园子干活的人,每人带一副脚镣和铁锁。不但活累,而且身上还带着20多斤重的刑具,用一丈五尺多长的铁链子把两个人连锁在一起,带着脚镣干活慢了还要挨打。菜园子的“犯人”在看守高野熊人的严管下,得不到一点休息时间,成天锄地,抬大粪水。一个粪桶能装100公斤的大粪水,两个人用大木杠子抬着紧走,身上还带着铁链,若走得慢些,就得遭受看守一顿毒打。
“1942年秋,用囚车送来二十几个抗日放火的人,初来时被押在三楼‘被告室’里,后来有十几个人,大概是被判徒刑的,被分配到各工厂干苦工......”
被判刑人员张玉江在1952年写的控诉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狱中见闻:
“1942年3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把我们捆绑在一块,用车拉到关东地方法院判罪。在这里我看见了邹立升,他的脸面和以前大不一样,被日本鬼子折磨得光剩骨头架子了,面如土色。......邹立升对我说:‘我被判了死刑,你要好好保住身体,用不到10年你就出去了,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我听了这个话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回到岭前监狱不几天就被转到旅顺监狱。第二天押我们出来干苦工,累得全身酸软无力。吃饭的时候,小鬼子强迫我们面对面跪在一起‘默祷’、念标语,用日本话报数。谁要不用日本话报数,就遭到鬼子的毒打和不给饭吃,天天有挨打的。
“每天上下班,不分春夏秋冬,都得把全身衣服剥去,光着屁股张着嘴,摇着头,举起双手,抬起腿,经日本鬼子看守检查完了,再过一道木杠,才准穿衣服。就这样苦苦的过了三年,受尽了日本鬼子的虐待。”
放火团成员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他们明知行将死难,但是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自编抗日歌曲及诗词相互鼓励。这些歌曲在“八·一五”光复后,流传到社会,至今许多人还会唱:
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起来反抗,掀起革命狂澜。武装工农几百万,抵住强敌五六年。要生存,不怕斗争久,决战死,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看敌人进退两难。铁血冲开自由路,奋勇打破胜利关,建设起中华苏维埃,死无憾......
1942年12月9日、10日,纪守先等9名抗日爱国志士被处以绞刑(有3人已死在狱中)。临刑前,他们视死如归,高唱着抗日歌曲走上刑场,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那些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刘一力)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1-20 16: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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