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在河北玉田制造的惨案
2017-08-17 17:15:44  来源：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为了赢得祖国的生存与兴旺，玉田人民和全国广大爱国同胞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无私忘我的牺牲精神，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入侵玉田长达12年零5个月(从1933年4月日军占领玉田城起，到1945年9月玉田解放止)之久，由于日本侵略者在玉田推行一整套法西斯统治，其中包括“治安强化运动”(简称“治强”)和灭绝人性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玉田党政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巨大的牺牲。

　　日本侵略军以及为其效命的伪军纠集在一起，在玉田境内“扫荡”1319次，围攻3462次，“清乡”2753次，杀害县、区、村抗日干部449人、无辜群众1404人，烧毁房屋6193间，抢劫与烧毁粮食1，489，360公斤，奸淫妇女454人次。其他因日本侵略者入侵给玉田人民造成的损失，如青苗被毁坏，树木被砍伐，牲畜、车船、衣物被抢劫，简直无法估算与无法胜数。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玉田制造了数百起惨案，其中被杀害人数在3人以上的流血惨案137起，近580名无辜群众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

　　下面辑录日本侵略者在玉田县制造的几次惨案，从中我们便可以窥见日军暴行之一斑。

　　散水头村三次受劫难。

　　1941年7月8日至11月8日，散水头连续3次遭驻玉田日军的血洗，24名群众惨遭杀害。

　　1941年7月8日拂晓前，约60名日军，在特务的导引之下，突然包围了散水头村，把村里200多名群众赶进村东的大庙里，在周围墙上架起机枪，在群众面前摆上凉水和铡刀，使大庙变成了杀人场。

　　当日军翻译追问村里有无八路军而群众沉默不语时，郭文华的妻子被特务拽出人群，当时正怀孕在身，日军通过翻译向她发问，问她村里有无“八路”，谁给“八路”办事，她不说话，日军便兽性大发，把她绑在梯子上灌凉水，然后连人带梯子一起插进庙外的小河里。她4岁的小女儿跟在她身旁哭叫，日军便一把抓起孩子的小腿，残忍地把孩子的头也插进河的里。事后郭文华的妻子患重病而未丧生，其女儿幼小的生命则丧送在日军的魔掌之中。

　　后来日军又从人群中拉出张雨等3名群众，刚欲审讯与杀害时，突然开来两辆汽车，日军、特务登车出村。原来去大韩庄的一股日军被游击队伏击，他们不得不去增援，张雨等人才幸免于难。

　　8月5日，近120名伪军又于拂晓前包围了散水头村，把未来得及逃走的100余名男女群众，又一次赶到村东头的大庙里。

　　日军围庄时抓住张悦、王世臣、张士宇和王林，首先几次把张悦踢到石桥下，用石块砸他的头借以取乐，直至把张悦的头砸烂为止，然后用枪托把王世臣打倒，用刺刀割他的脚后跟，叫他把枪交出来。王世臣破口大骂，日伪军使用刺刀朝他的前胸后背乱扎，使王世臣被扎得千疮百孔而惨死在野兽们的屠刀下。最后日军又把张士宇、王林打得半死，与张悦、王世臣的尸体放在一起活埋。

　　杀死张悦等4人之后，日伪军又杀气腾腾地闯进庙门，以“有枪不交”、“有八路不报”为借口，杀害了杨秀琨、王盛德等8名群众，然后把尸体垛在一起。当日军发现王盛德还在抽搐时，便又在尸体上用洋刀与刺刀乱砍乱扎，借以发泄兽性。顿时，大庙之内，血肉横飞，肝脑满地。

　　日伪军撤离之前，把女人放出大庙，把男人圈进大殿，封死门窗，燃放“毒瓦斯”，想把人们薰死。李元顺拼命拽开大殿后门钻了出去，被正撤走的日军开枪打死。但因殿门被拽开，毒气外泄，殿里的人才未被薰死。

　　这次日军围庄，整整杀害了散水头群众13人。

　　11月8日，150多日伪军，第三次到散水头村血洗。把村里120多名群众赶到村南的空场里，并在场边的一眼废井中燃起熊熊大火，张牙舞爪地逼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八路军的枪支藏在哪里。从人群中拉出9名群众，逼他们跪在火井边接受审问。日伪军逼问郭坤，郭坤不说，日军凶相毕露。一刀把郭坤砍得身首异处，将人头与身躯踢进火井里。然后用枪用刀将其余7名群众杀害，并将尸体踢进火井里焚烧。王宝树虽然当时未被杀害，但因惊吓、烟熏、火烤，回家后便一病身亡。

　　张长祥、张长福被拉出人群推进火井后，诈称有枪，趁回村找枪之机逃跑，虽然浑身烧伤，但是幸免身亡。

　　在张家两兄弟进村“找枪”后，日军又逼郭全“找枪”，郭全不从，日军便把他装进麻袋投进河里，并用大杈将郭全扎死。

　　日伪军从散水头村撤出时，把张金、芦井芳、张文奎等10多名群众带走。张金、芦井芳被带到丰润县沙流河镇后便被杀害，张文奎至今杳无音讯，其余的人后经保释回村。

　　散水头村3次遭日伪军血洗以后，群众并未被侵略者的穷凶极恶所吓倒，他们仍积极地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为八路军筹集粮款，缝制军鞋，争当抗日模范;很多青壮年参军入伍，奔向杀敌战场，以报血海深仇，以求民族解放。

　　玉田城下血流成河。

　　1942年3月20日，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出动大批日伪军“扫荡”抗日根据地，并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伪县长隋明福认贼作父，与汉奸王秉孝相勾结，在玉田境内疯狂推行法西斯统治，与日本侵略者紧密配合，他们成立“反共自卫团”、“棍儿团”(散在团)，建立伪大乡，发放“良民证”，炮制所谓“八大杀禁律”，妄图摧毁抗日政权，捕杀抗日军政人员，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在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清剿”之前，在日本宪兵队长米谷、讨伐队长铃木启久和伪县长隋明福、汉奸王秉孝等人主持下，3月28日曾在玉田县城召开全县158名绅士参加的所谓“座谈会”。汇集抗日党政军干部战士和各村抗日积极分子的情况，共同策划破坏抗日组织、抓捕抗日人员的办法。日伪军“扫荡”开始之后，配合日伪军行动，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在全县范围内抓捕抗日干部、共产党和抗日积极分子3000余名，全部关押在县城里。

　　4月15日，在县城东门外二郎庙后设立“会场”，召开了有3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并将被捕的3000余名抗日爱国者用红、兰、白三色布条加以区分，然后押进会场。会上，伪县长隋明福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径“歌功颂德”。胡说“日军的‘治安肃正’是为玉田建立‘王道乐土’”。“对危害日军的行为应当惩处”。

　　伪县长隋明福“讲话”结束后，日军宪兵队长米谷便带刽子手闯入“会场”，挥动着“洋刀”。见佩戴红布条者就杀，几分钟之内，人头满地、血流成河，近百名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便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当这些模范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杀害以后，隋明福和一些投靠日本侵略者的社会“上层人物”，便假惺惺地去夺刽子手的屠刀，叫喊什么“日中亲善”，并保证以后绝不叫百姓去接近八路军。其实，这是伪县公署与日军合演的一出丑剧。因为佩戴白布条的多是一般村干部，所以事后将他们押送到东北去充当劳动工;而佩戴兰布条的有的是爱国的地富子弟，有的是抗日人员家属，所以事后被送进“感化所”。这些人本来就不在被杀之列。

　　此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把48名群众屠杀于城北彭桥村的观水桥下，把39名无辜群众杀害于蒙各庄南便桥近旁，把30名群众在田水园南的英家坟集体枪杀。

　　在整个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当中，玉田城内外血雨腥风，日本侵略者对玉田人民犯下了饶恕的罪行。

　　前独树村的悲剧。

　　前独树村的悲剧也是在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发生的。

　　1942年4月12日，少有的春寒扼制着大地上的生机，虽已接近天亮，但大多数穷苦百姓依然伏处在自己的茅屋里。突然，从玉田城出发的几十名日军，在少数特务的带领下冲进前独树村。敌人进村后，砸户破门，逐户搜寻，特务力竭声嘶地叫喊着，逼迫群众到村东的大庙前集合，把全村800多名男女老少圈在一起。日军、特务并不逼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军，而是逐个检查人们的“良民证”。把有“良民证”和没有“良民证”的分开。结果，只有马玉才、李绪铎、张文清、张普清、张彦清、张悦清、张希中、黄兆吉等人有“良民证”。这是因为，在这以前抗日政府曾经把伪大乡搞的“户口册”和“良民证”全部收缴焚烧，而马玉才等8人因为是抗日村干部或村报国队负责人，为了活动方便，他们的“良民证”才没有交也没有烧。大概是日伪获得了这一情报，所以便把马玉才等人带进大庙，逐人审讯。

　　马玉才第一个被审问，但这位村武装班长对日军、特务的嚎叫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住敌人。敌人恼羞成怒，便用皮鞭对他野蛮地抽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仍是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当刑讯到村报国队长张文清的时候，敌人对他灌凉水、轧杠子，在敌人的淫威之下，张文清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丧失民族气节而屈服，向敌人交出了村报国队员“花名册”。

　　敌人得到“花名册”后，狞笑着窜出庙门，来到被围困的人群面前，按“花名册”点名，把村里青壮年报国队员叫出人群，站在人群的前面由特务看管。

　　庙内的日军特务继续对马玉才等人刑讯，从清早一直折腾到下午3点多钟。随后便把前独树与后独树村的群众，全部集中在两村中间的一个三角形坑边，叫嚷不准给八路军办事，并从庙里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马玉才拉出来，由日军用“洋刀”把马玉才杀害，“警告”群众说，“这就是给八路军办事的下场”。

　　在日军、特务离村时，被捕的张文清等7人和后独树村的5名村干部，以及两村70余名青壮年，全部被带到玉田城里，几天以后，两村12名干部被集体枪杀，其中张文清虽然向日军供出村报国队员的名单，但敌人只是利用他一时，他并没有逃脱死亡的下场。两村70余名青壮年后来被押到东北北票煤矿充当“苦力”，其中4人惨死在煤矿里，而其他人先后逃离煤矿，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些人逃回后仍然参加报国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有的参军入伍，走上抗日杀敌第一线。

　　王铁铺村惨遭蹂躏

　　1942年4月，正是日本侵略者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疯狂时期，一方面对抗日武装实行所谓“梳篦清剿”，反复“扫荡围攻”，一方面对抗日群众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对无辜群众肆意蹂躏与残害。

　　5月24日中午，王铁铺村大部分群众正在吃午饭，从丰润县新军屯据点出发的三十几名日军，伙同伪军、特务10多名，经窝洛沽、孟四庄，直扑王铁铺村。日伪军进村后，特务挨门逐户地把男女老少全部赶到大街上，并逼迫群众到村中的大庙里“集合”，由日军“训话”。“训话”结束后，翻译便问群众“听清楚没有”。群众一片沉默，翻译十分恼火，继续凶暴地向群众发问。马景全怕翻译由恼火而兽性发作，便大着胆子对翻译说，“没听清楚”，还没等他继续往下说，两个特务便凶神恶煞地闯入人群，把马景全拉出来，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说他私通“八路”，逼着他说出八路军的下落。马景全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特务们更加恼火，就用凉水灌，直至把马景全灌得昏死过去，等他苏醒过来后，继续拷问。

　　在拷打马景全的同时，有些特务走进人群，用狡诈的目光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捅捅男人，摸摸女人，又是小声嘀咕，又是大声奸笑，弄得群众提心吊胆缩成一团。特务们走出人群之后嘀咕了一会儿，又通过翻译向日军说了些什么，然后便有4名特务，手持藤棍，第二次走进人群，见了青壮年便乱敲乱打，把57名青壮年男子从人群里赶出来，由日军和特务押出庙门，圈在庙西边的两间车棚里。

　　这些青壮年进了车棚之后，特务便将棚门从外面顶死。日军便通过车棚前面唯一的一个小窗口，向棚内施放毒气，薰得人们流眼泪、打喷嚏，有人因中毒而昏迷。在些生死关头，有人大喊一声：“不能等死，往外冲!”，尚未昏迷的人顿时猛醒，拼命打门、拉门，门被冲开后，不顾一切四散逃跑，除少数中毒严重者昏死在棚内与门外，大部分逃跑。

　　原来日伪军向棚内施放一段时间毒气后便又都回到大庙里，用污言秽语侮辱青年妇女，并说他们都成了“寡妇”。有些妇女一听，便不顾死活地向庙门冲去，日军用明晃晃的刹刀坚守庙门，特务手持棍棒向骚动的妇女追逐打击，群众一直被困在庙里。

　　当日伪军发现青壮年大部分逃跑时，再想去追已来不及，便在被围困的群众中发泄。由几个特务把王宗练、王宗会等10多名群众拉出人群，进行毒打审问，把这些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傍晚，日伪军带着抢掠的财物出村，并把范宝、王树练带到窝洛沽据点，使他们再次遭受折磨。

　　经过日伪军的凶残蹂躏，杨占庭、刘玉璞、马景全、刘彦致残终生，有的神志不清，语言障碍，有的吐血气短，无法劳动。

　　黄土坎、八间房被付之一炬

　　1944年1月19日，从蓟县、玉田、宝坻等出发的日伪军1500人，伪军约200人，奔袭合击抗日部队4区队和地方游击队，并出动了坦克助攻。4区队与游击队奋力反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于傍晚时分，在冀东军分区侦察和13团的策应之下胜利突围。

　　遭受重创的日伪军，像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在4区队与游击队突围之后，便向附近村庄的无辜群众疯狂报复，实行“三光”。

　　1月20日凌晨，日伪军将其罪恶魔爪伸向黄土坎村，此时，村内大部分群众早已跑的跑藏的藏，大街小巷沉静而空荡。敌人的兽性因为一时无法发泄，于是变得更加残暴，他们舞着“洋刀”抡着大枪，见了性命就砍就杀，连鸡鸭猪狗都不放过。当他们搜到钟金亮等15名病残弱的群众之后，便把他们非常残忍地杀死在屋里、柴堆后和街道上。日伪军在撤离之前，又点起蘸着汽油的火把，逐家逐户地烧房。当日军要烧胡广春家的房子时，胡广春跌跌撞撞地爬出来，跪倒在特务的脚下，苦苦求他们把房子给留下。见此情景，日军发出狰狞的狂笑，不但从几处把房子点着，而且把胡广春扔进烈火里活活烧死。

　　经过日伪军的抢掠烧杀，黄土坎村变成一片瓦砾，360间房屋化为灰烬，各家的粮食、衣物和各种生产生活器具几乎全部烧光，造成数百名群众衣食无着，流离失所。

　　1月22日，近百名日伪军又从林南仓据点出发，将其罪恶的魔爪伸向八间房村。

　　此时已是腊月27日，再有两天便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了。然而，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善良的群众却无法安宁地辞旧迎新。发现敌情之后，村里男女老幼除个别不能动弹者外，全部逃匿一空，不是惊慌失措地到亲友家避难，就是到洼地苇泊里藏身，忍受饥寒的折磨。

　　日伪军进村之后，发现村内不见人影，便凶神恶煞地敲窗打门横加抢掠，在他们把值钱的东西抢光之后，便放大火将64户人家的368间房屋全部烧光。在纵火过程中，日伪军发现两名病残的群众，便惨无人道地将其杀害。

　　经过日伪军的烧杀抢掠，八间房村变成了目不忍睹的焦土和瓦砾，整个春节期间人们失去昔日的欢乐，只能在痛苦与悲愤中生活。

　　马家庄村的血海深仇

　　1945年3月31日，从丰润县新军屯出发到玉田的300多名日本宪兵、伪军和特务，在曹家庄、马家庄一带遭到地方抗日部队4区队的伏击，死伤近百人。

　　伏击战后的第二天，从鸦鸿桥出发的日伪军和特务100多人，便在天亮之前把马家庄村包围。天亮之后，日伪军进村搜捕，把全村老少300多口人驱赶到村头，并在人群前面点起一堆大火。经过日军“训话”之后，特务便分头闯进人群，先后把王省然、张士兰、刘希川、刘希华、张连仲、郑太宽、李百顺、张士宽等拉出来审问，叫他们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和谁跟“八路军”在一起伏击过宪兵队。又是毒打又是灌凉水，但不管敌人怎样折磨，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被审讯的人不是说“不知道”，就是紧咬牙关一个字不说。日军再也无法忍耐其凶残的本性，便用刺刀戳进他们的肚子用力往上一豁，王省然、张士兰等6人肚子和前胸被挑开，血淋淋的五脏顿时坠落出来，殷红的血溅到人们的脸上，流到人们的脚下。人们马上把头低下去紧缩在一起，有人咬牙切齿，有人小声哭泣。见此情景，张士宽一阵昏迷，栽倒在血泊中永远停止了呼吸。日军有的在尸体上试“洋刀”，有的发出一阵阵狂笑。当日军端着刺刀走到李百顺面前时，只是作了一个杀人的动作，却没有刺进他的胸膛，谄媚的特务深解其意，便对李百顺做最后的审问，逼着他看血肉模糊的尸体，好像对他发出最后的警告。但是，李百顺只是紧紧地咬住牙关，两眼喷射着愤怒的光，死死盯在特务的脸上，吓得特务哆嗦着往后退缩。受过法西斯训练的日本侵略者本来就以杀人为乐，见状便把刺刀一扔，狞笑着把李百顺扔进烈火里，一股被焚烧的人肉腥臭味，立刻随风弥散到人群里。

　　此时群众实在忍无可忍，有的骚动，有人唾骂，有人求情，日军特务马上围了上来，有的用枪托打，有的用皮鞋踢，并通过翻译恫吓群众，如再乱动，“统统枪毙”，并在群众四周布上岗哨，架起机枪。

　　此后，一部分伪军、特务和日军又窜进村庄，在疯狂的抢掠之后，便用苇子蘸煤油做成火把，把各家的房子全部点着，300多间房子马上变成一片火海。日军走后，当时就人编了这样一段歌谣：

　　小马庄真可夸，打埋伏把敌杀。

　　百姓帮助县支队，抓特务来打警察。

　　敌人恼羞成了怒，进村打骂又烧杀。

　　烧光房子三百间，七名乡亲被挑杀。

　　活活烧死李百顺，棍子打坏张士发。

　　当场吓死张士宽，村人哭爹又叫妈。

　　从此人死房子无，各奔他乡去安家。

　　这首歌谣不但是马家庄惨案的真实写照，而且成为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的历史证明。

　　前文已经提到，日本侵略者在其对玉田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年代里，制造杀害无辜群众3人以上流血惨案就有137起之多，限于资料与篇幅，这里不一一评述。

　　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敌人活动及残害情况调查表》(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受害情况调查表》(六);《与崔振、韩凤斋、王有金等人的座谈记录》，1984年;崔振：《回忆散水头惨案》，1959年手抄稿;《李兴回忆材料》，1959年;《杨思华回忆材料》，1959年;《前独树村惨案调查记录》，1984年;江永兴：《前独树马玉才等8人被杀》，1959年手抄稿;赵贺：《王铁铺惨案情况》，1959年手抄稿;《王兴国等回忆材料》，1959年;王瑞臣：《黄土坎及八间房战斗经过》，1959手抄稿;巴占芳：《曹马庄子歼灭新军屯宪兵情况》，1959年手抄稿;《张士云等回忆材料》，1959年5月。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8-17 17: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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