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对党内制度创新的历史贡献
2026-04-30 10:49:28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3期 作者：任晓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延安时期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进党内制度创新。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认真讨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开创了以重大会议统一对党的历史认识的思想建设制度。西北局在贯彻和推进“三三制”政策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形成了以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方式加强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西北局围绕贯彻中共中央决策和边区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巡视制度比较深入地引入具体的专项工作，创新了以党内专项工作巡视推动重大决策落实的工作方法制度。西北局对党内制度的创新，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重要党内制度的基础。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内制度

　　为了加强对西北工作的领导，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原指导陕、甘、宁、青等省工作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西北工作”。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标志着中共中央西北局（本文下称“西北局”）正式成立。延安时期，西北局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为开创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以及党在西北地区的工作新局面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西北局积极推进一系列党内制度创新，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开创以重大会议统一对党的历史发展认识的思想建设制度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自身历史发展的认识和规律性总结，党的历史上著名的三个历史决议，在推动党内思想统一上起到重要的历史性的制度作用，而这一重要的党内思想建设制度则起源于延安时期西北局的重要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指引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踏上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经过艰苦斗争，开创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工作，并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这次会议“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标志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过程中，一直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由于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会议精神还没有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传达和贯彻，因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仍然对陕甘革命根据地有着严重影响，并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1935年7月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场“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9月又开展了所谓“肃清右派”斗争，这是“遵义会议之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逮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这也成为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讨论西北地区党的历史问题的由来。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又称“边区高干会议”)是一次会期非常长的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开幕到1943年1月14日闭幕，历时88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整风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的演说中强调：“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从会议的内容来看，西北局高干会议并没有停留在“七整”的范围内，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大大向前发展，成为推动整风运动深入发展中的一场重要会议。

　　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在纠正陕甘革命根据地“左”的错误的过程中一直努力推动对相关历史争论问题的解决。1941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这表明，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正确解决边区历史问题的重要性。西北局高干会议则对以陕北肃反为中心的西北党史遗留问题作了集中解决。会议期间，围绕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等方面的问题，徐向前、王震、高岗、习仲勋、马文瑞、朱理治、郭洪涛等70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会议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报告，对西北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从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革命家的品质、思想斗争问题、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五个方面对边区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总结。还在西北局高干会进行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对革命造成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折磨，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至此，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习仲勋后来在总结这次会议的贡献时说，这次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召开重大会议的方式，就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中的历史教训问题，特别是对“左”的错误的形成、危害、表现及其根源，实现了当时条件下的认识统一和思想统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就党的历史问题作出决议进而以会议决议统一认识的制度先河。以这种方式统一认识和思想、形成历史结论的做法，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习仲勋在讲到毛泽东对这一方式的评价时说：“毛泽东肯定这个结论说，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个结论要不要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创造性的制度。

　　二、形成以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方式加强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团结党外人士，推动党和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构成了“三三制”原则的重要内容。

　　西北局在贯彻和推进“三三制”原则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并在制度上作出了重要创新。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以选举和聘请两种方式保障党外人士通过边区参议会发挥政治作用。1941年边区参议会选举中，一些党外候选人落选。1941年10月15日，西北局专门发出《为边区政府聘请非党人士为参议员事》的通知，聘请落选的非党候选人为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实践“三三制”原则的决心。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党内制度来发挥党外人士的政治作用，逐渐形成具有稳定制度形态的党外人士座谈会。1941年之前，党外人士座谈会也召开，但不经常，也不稳定。1942年后，党外人士座谈会逐步开始走向稳定化。1942年边区普遍整风开展后，西北局积极吸收非党人士参加边区的整风工作。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就邀请政府和财政机关的一些党外负责人参加了经济和财经问题的讨论。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后，1月29日由谢觉哉、贾拓夫出面，代表西北局召集边区政府党外人士李鼎铭、柳湜、贺连城等人举行座谈会。贾拓夫在座谈会上报告了西北局高干会所讨论之各项问题”。1月30日，谢觉哉、贾拓夫向毛泽东、任弼时报送了《关于高干会议问题与边区政府非党人士谈话的经过》报告。报告建议：“根据这次谈话的经验，以后这样的座谈会可以多开，把时局或方针问题，经常告诉他们。而政府中一切重大问题，在讨论前应多与他们商谈，思想沟通，酝酿成熟，然后再在会议上讨论决定，这种方式比较要好。”报告引起毛泽东、任弼时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任弼时在报告上也批示：“以后要经政府通过执行的重要政策是可以先与他们交换意见，然后提出。”这次座谈会的召开以及毛泽东、任弼时对这一报告的指示，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史和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逐步成为延安时期的一项重要党内制度。

　　1944年1月，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上“党内党外人士欢聚一堂，互相磋商研讨，会议自始至终，充满民主和睦气氛，党外人士皆深感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下三三制政权内，享有着充分的权利和尊敬，也体会到自己对边区人民的责任和义务。”高崇珊在会议上说：“我寻找了几十年，才找到共产党领导的这条光明大道，我们党外人士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受到共产党的尊重，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进行自己的工作。”1944年2月，西北局召集党外民主人士座谈讨论对1944年工作的意见，这次会议决定“以后每两个月由西北局办公厅组织座谈会一次，以便交换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许多重要问题的意见”。8月17日，西北局延属分区专署召开各县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在会议上检讨了过去某些党外人士在初参加政权工作时所表现的自居“客位”，只赞扬成绩，不批评缺点的态度，“成绩是要赞扬的，但也须批评缺点，否则便不能使工作进步”。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以诚恳的态度批评了边区某些干部的“私情观念”、个别干部在公粮分配中的报复行为、一些乡村干部的官僚主义倾向、政府检查工作不够、政权工作中某些民主不足以及“上面的指示或决定，一到下面就有‘走样子’和不能正确执行的，有些干部作风不正派，对干部赏罚不严明、纪律不严格等”。

　　与此同时，在西北局推动和示范下，边区各地也普遍地定期召开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1944年8月9日，延安县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提出许多建议，比如，提出“留守处材料厂经常给群众治病，不收分文药费，保安处农场，帮群众锄草耕地，在文化教育问题上“批评过去有些干部只顾完成学生数、命令动员的毛病，并着重说明自愿入学，以及教育工作必须与实际联系的方针”。在造林的问题上“认为政府、军队、人民应共同订出护林公约，共同遵守，经广泛解释后，乱砍一棵要罚栽十棵;要奖励人民务劳树木，没地农民在别人地上或公地上栽树，树长大后，出卖与砍伐权属植树人，以资奖励”。8月10日、11日，鄜县(今延安富县)召开县政府及县参议会中党外人士座谈会，讨论了改进鄜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军事等各方面之意见和办法。9月，子洲县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主要讨论减租、生产及旅外人士回乡等问题。同月，安塞县也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提出许多改进农村工作的建议。在推动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发展的同时，西北局也高度重视保守党的秘密的问题。此外，西北局一方面虚心听取和吸收党外人士的意见，另一方面，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也并非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而是强调要“放手发扬民主，启发党外人士踊跃发言，共产党员均应虚心倾听与仔细考虑党外人士意见，对其正确意见应当诚恳接受，不正确意见亦应慎重研究，然后加以适当解释”。

　　随着党外人士座谈会稳定开展，中共中央对这一形式的普遍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认识也不断提高。1944年7月，中共中央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发了《西北局对各地委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分区立即邀请边区参议员、县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有声望的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每县至少邀请二人出席，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听取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批评与建议，座谈会记录抄送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各一份。同时，对党外人士座谈会这一形式的理论意义的认识也不断得到提升。1944年8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指出：“党外人士座谈会，是三三制政权的补充的一种”“毫无疑义的又供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经验”。

　　三、创新以党内专项工作巡视推动重大决策落实的工作方法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非常重视党内巡视工作。1922年7月，党的二大党章明确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大革命时期，以特派员为代表的党内巡视机制逐步形成。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进一步在制度上完善。1928年10月，党内第一部《巡视条例》出台。193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至此，形成了以专门巡视员为代表的党内巡视新体制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新方式。

　　延安时期，党内巡视工作不断延续和加强。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内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自己工作加以严格的检查，派员下乡分途巡视各地实行的程度，加以周密的调查研究，全般的总结各地经验，发扬正确实行的例子，批评官僚主义的例子”。整风运动开始后，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的分工”。这一决定把党内巡视引入到对整风学习的检查和推动中。西北局在贯彻中央决策过程中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不断创新专项巡视工作。

　　边区普遍整风开始后，边区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并在总委员会下另组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及保安司令部、西北局及民众团体三个分委。1942年4月11日，西北局宣传部按党和群众团体、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边区政府系统组织三个检查委员会，检查委员会不仅领导检查还领导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整风学习的巡视。为了解各单位的学习情况，吸取学习经验和发现学习中的问题，西北局决定组织巡视团，由7名同志组成，分别到各单位开展巡视，主要的巡视方法是“除谈话询问外，并拟参加讨论会”。1942年5月1日，巡视团第一次对边区一级各单位的整风学习进行巡视，先后巡视了边区政府秘书处、审计处、建设厅、教育厅、边区师范学校、边区党校、民族学院和边区青年救国会等，积极推动了这些单位的整风学习。比如，在巡视边区审计处时发现，“有的人发生偏向，对文件重视不够，读的不精，而急着大读其哲学”;巡视边区建设厅时发现，“有的党员对于学习文件了解得太差，一个新党员说：新干部没有三风不正的现象，一个参加商店工作的党员说：整顿三风与他的工作无关，都不愿学习，经过党的解释，他们的认识改变了些”。6月5日，边区总学习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边区整风学习的领导，决定加强边区巡视团的力量，增加巡视员4人，并确定了巡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即对6月2日召开的边区各单位学习委员和学习小组长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情况，其他关于墙报、学习中的批评争辩精神、自己反省情况、思想转变实例等。

　　除了整风学习中的巡视工作，在边区其他工作中巡视也得到高度重视并被经常性地运用。1941年9月，西北局常委会听取了张邦英巡视靖边的报告，“一致认为对于靖边工作值得严重注意和应采取一切有效办法迅速纠正”。西北局常委会分析了靖边工作的缺点并提出了相应的纠正措施，从而加强了党对靖边工作的领导。12月，林伯渠赴边区直属各县巡视，就督促各县励行参议会决议、考核各地工作成绩、指导各地精兵简政以及经济建设事宜、纠正部分干部过去的狭隘观念、发挥民主作风、严格执行“三三制”的原则等问题进行巡视工作。1942年3月，边区财政厅粮食局特派巡视员巡视延安、安塞、延川、延长、鄜县，检查新粮草之征收入仓情形和新粮草之分拨，检查清算新粮草分拨账项及单据支付等，清算各县粮务费、买粮费、仓库修理建筑费及群众运输费等。5月，新宁县建立了学校巡视检查制度，决定“加强行政领导，按期巡视检查，建立工作报告制度”。7月，陇东分区专署派各科长分赴各县，就总结春耕工作、动员夏收夏耘、结束旧账、检查自卫军整训工作以及推动整风学习开展巡视工作。1943年2月，延安县对本县的乡村教育进行了系统巡视，通过巡视发现“延县教育年来大有改进，质量日渐提高”。这些经常性开展的专项巡视工作，对于推动边区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使得党内巡视工作的制度形态更加稳定和鲜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西北局更加自觉地运用专项巡视方法来进行检查和推进工作。比如，在土改与整党这些重大问题上，西北局要求“县级以上领导机关应派出坚强干部或组织巡视小组，环绕某一重点，经常巡视，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具体指导各地工作，并借以推动和结束土改与整党工作”。西北局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边区建设工作开展的专项巡视工作实践，是延安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任何有生命力的制度，总是扎根在制度赖以形成的具体环境之中，有着清晰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西北局围绕正确解决党的历史上的争论、团结党外人士共同抗战和建设边区以及发挥党内专项巡视在贯彻落实重要决策部署中的作用这三个方面推动的制度创新，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制度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创新的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分别通过了两个历史决议，不断延续、发展和完善通过重大会议统一对党的历史发展中重要问题认识的思想建设制度。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推进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历史基础，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对党外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的机制建设。以党内专项巡视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工作方法制度，既延续了延安时期之前党内巡视的经验，总结了其中的教训，又创新了党内巡视的内容和方法，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巡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探索和创新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

　　（注释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4-30 10: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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