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积极选树优抚模范,通过荣誉军人模范和拥军模范的塑造,使荣誉军人和抗属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有效提升了优抚工作实效性。同时,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和拥军参军工作的开展,对推动民众的教育与动员、社会的整合与优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背景与目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地方党组织迅速行动,自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开始,先后组织了近十次抗日武装起义。随着一一五师主力和一二九师一部进入鲁西北地区,在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山东根据地从无到有,逐渐壮大。1940年8月,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至1945年,山东根据地军队数量已达33万人,但也牺牲9万余人,伤残12万人以上,这些人员及其家属构成了山东优抚工作的主要对象。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优抚工作,前期主要由战工会政治组负责,后改为民政处,各级政府设立民政科负责具体的优抚工作。1940年前后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初期,山东根据地优抚工作侧重于法规制定、制度安排等方面,先后出台《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山东省抚恤抗日阵亡将士、荣誉军人暂行条例》等20多项法律法规。1942年,山东优抚工作体系初步建立,主要举措是通过提供100—300元不等的优抚金或“优待粮”,满足荣誉军人、抗属与抗工属的基本生活需求。
受严峻的战争条件等因素影响,山东根据地早期的优抚工作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包括优抚负担重、待遇落实不力、优抚对象政治地位和实际利益提高有限、优抚对象自力更生不够等。为解决上述问题,从1943年起,山东根据地进行了积极的改进与探索,选树“荣誉军人模范”和“拥军模范”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组织评选与宣传表彰优抚模范,积极运用政权和社会组织,建立了上下联动的优抚模范塑造和宣传机制,充分发挥了优抚工作在拥参军和社会动员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二,对象与标准。1944年,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指出,“培养群众的标本与模范”有助于更好地教育干部、群众和优抚对象,形成群众性的拥军优抗热潮,从而巩固与扩大抗日革命力量和根据地。山东根据地明确选树对象,确立选树标准,积极挖掘模范典型,开展了“荣誉军人模范”与“拥军模范”等优抚模范的树立和宣传工作。
首先是选树“荣誉军人模范”。对于荣誉军人的优抚,初期主要由根据地供给、照顾其生活,这造成了优抚开支大、荣誉军人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如1944年,海阳县的优抚对象达7000多户,经济负担较重,且荣誉军人脱离生产,容易引起与普通群众关系紧张等问题。1943年以后,山东根据地优抚工作开始着重帮助他们安家复业,实现自力更生,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群众组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山东根据地提出“荣誉军人在部队是杀敌英雄,在地方应是模范公民、生产模范、民兵英雄”,要求各地区明确标准,积极选树荣誉军人模范。比如栖霞县以生产成绩、帮助村政工作、团结群众、积极学习和帮助民兵为选树条件,开展了“造创三模”(优抗模范村、模范抗属、模范荣誉军人)活动。这一时期,山东根据地涌现出王永禄、杨佩珍、景芝祥等荣誉军人模范,牙前县荣誉军人教养院成为荣誉军人自力更生的典型。该院有40多名荣誉军人,多半是一、二等伤残人员。他们不但开垦土地32亩,种植蔬菜和杂粮,而且开办卷烟厂、席编厂,实现了生产盈利。
其次是选树“拥军模范”。山东根据地明确模范抗属标准为“能积极参加生产,不完全依靠吃优待粮,能执行政府法令,包括参加群众之各种团体,交公粮,纳田赋、劳役等”,并选树了一批“拥军模范”。例如,滨海的孙法起、孟玉吾,鲁中的陈善,鲁南的范玉堂,胶东的郭寿福,乳山县的邢凤英、冯传锡、杨振宽等。通过群众性的选树与教育,抗属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他们在群众互助、社会组织帮扶下实现自力更生,为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根据地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1943年,拥军模范杨振宽将该村抗属土地“轮流代耕”的方式改为“固定代耕”,“别人一组五家代耕三亩地,而他一人就代耕三亩地”,并动员22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通过模范带动与社会动员,抗属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例如,昆嵛县旸里区有抗属247户,其中,129户由贫农上升到中农,2户由中农上升为富农。
第三,宣传与动员。1945年,《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为准备反攻开展拥军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报刊宣传、仪式表彰等方式对优抚模范进行宣传表彰,做到“优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群众,教育抗属和荣誉军人,使前者尊敬后者,后者团结前者”。
首先,通过报刊等媒介进行模范宣传,表彰模范成绩,宣传模范事迹。自1943年始,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加大对各种典型的宣传报道力度,《前卫报》等报刊也注重对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的舆论宣传,《八路军军政杂志》每期均刊载追悼抗日烈士的文章,《胶东画报》出版了首届群雄大会特辑,对拥军模范杨振宽等38位各界英模进行宣传。“这些英雄都是来自田庄、工厂、部队等。他们因为在共产党及民主政府领导下积极劳动,辛勤工作,所以被人民选为英雄……新社会的状元,群众的榜样。”
其次,利用仪式和广场政治等方式,树立模范形象,进行政治宣传。各地大力修建烈士纪念建筑物、烈士陵园、纪念塔和纪念雕塑等,革命先烈和荣誉军人模范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真实写照,对他们进行褒扬,不仅可以团结教育广大民众,弘扬革命精神,也坚定了全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念。如1942年的山东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着力表彰山东战工会副主任陈明、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王立仁等人的模范事迹,并号召“我党政军民誓以百倍努力,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继续发扬我中华民族之正气,步武诸先烈之芳踪,抱自我牺牲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1944年,山东第一次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代表大会表彰了237位民兵英雄和33个拥军优抚模范村。
最后,通过模范带动,实现社会动员。山东根据地充分发挥荣誉军人模范和抗属模范在社会动员和整合中的积极作用,使其“坚决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其一,注重发挥荣誉军人模范与拥军模范的进步性,将其选拔为区村干部候选人,推动基层政权改造,真正实现根据地治理和“组织起来”的目标。如崂山区积极吸收荣誉军人模范参加政权工作,先后有34名荣誉军人参加了基层政权工作。其二,注重以群众和社会组织帮扶等方式塑造与宣传优抚模范,以其先进性带动优抚对象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改善其生活水平。确定阴历正月为“拥政月”“拥军月”,正月十五为“拥军节”“拥政爱民节”,以优抚模范推动拥参军工作与民众的教育动员,使得拥军优抚的氛围逐渐养成,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而实现模范塑造与社会动员的良性循环。如各根据地积极落实帮助抗属建立家务等方针,动员各阶层、团体的力量帮助抗属解决土地问题,以乳山县为最多,先后为抗属解决土地总计10168亩。
通过选树优抚模范,山东群众性优抚体系逐渐完善,不但帮助荣誉军人和抗属群体建立家务,实现自力更生,而且改善了根据地的经济形势,缓解了优抚压力。早期山东“优救公粮”在全部公粮中的占比为15%—20%。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新参军者使得军属人数大幅增加,优救公粮需求也随之增多。优抚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得大量优抚对象实现了自力更生,“发粮数量减少,老地区十分之六可自给”。同时,山东根据地的拥参军工作也成效显著,掀起了参军高潮。1945年拥军月期间,各地的参军任务都超额完成,壮大了抗日力量,推动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作者系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4-30 1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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