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历史文化的宝库
2026-07-14 17:03:33 来源：重庆市北碚区博物馆 李萱华 点击： 复制链接
北碚地处嘉陵江三峡，自然景观奇特，山川秀丽，风景优美，上有刘宋元年（公元423年）开山建寺的缙云山与北温泉，下有南齐东阳郡、唐置东阳城的东阳古镇。生态文化、历史文化与宗教文化，文脉源远。由于，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清末民初“土匪盘据，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民国初年，东川道尹委地方绅士在北碚组建峡防营，后改建为“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绥靖峡区，治理匪患。1927年3月，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接任峡防团务局局长后，本着“保障三峡，经营三峡”的思路，立志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作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平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他采取“寓兵于工”、“化匪为民”的政策，边剿匪、边建设，充分利用峡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开发各种产业，创办各种事业，匪患很快肃清，建设蒸蒸日上。不几年功夫，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应有尽有。于1936年春，经四川省政府批准，成立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著名平民教育家、政治家、大众诗人陶行知先生赞誉北碚是“建设新中国的缩影”；著名辞典学家称赞北碚“是中国曙光所在之地”。北碚的乡建文化，勘称首屈一指。
今天要讲的是北碚的抗战文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北碚被划为迁建区。从此，大批的中央机关、团体、工矿企业、科学、文化与学校、卫生等单位涌入峡区，1939年达到高潮。据1940年3月，实验区署与迁驻北碚的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合作，对区署所辖地区内的人口普查资料记载，有人口97349人，比1936年增长32056人，增长率为49.11%。平均两个北碚人，就要接待与安置1人。其中1939年至1940年3月的15个月中，就净增了30106人。这还不包括当时不属于实验区署管辖范围的歇马与蔡家等地区。
抗战期间，迁进北碚及其附近乡镇的单位多达200多个，在北碚场中心不到两平方公里地区内，即有50多个，其中还不包括数十家名人旧居。迁来这些单位，有国民政府部级以上单位13个，下属局处级单位30余个。诸如国民政府司法院、立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最高法院检察署、行政院非常时期战地服务团、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等；国民党中央机构有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中央组织部、海外联络部、中央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央革命勋绩审查委员会等；迁驻北碚的科研机构22个，他们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等；教育机构及大专院校20多个，如国立复旦大学、国立江苏医学院、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国立歌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军令部中央测量学校、军令部中央军需学校等；文化新闻机构30余家，其中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国立编译馆、国立礼乐馆、中国辞典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中苏文化杂志社、文史杂志社、中国史地图书编纂社、通俗读物编刊社等等。
北碚这样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时间接纳如此多单位与各界人士，是很难想象的奇迹。各界专家、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多达3000余人，先后落户于此。北碚地方长官与广大民众敞开胸怀，克服万难，腾出住房与办公室，热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特殊的“难民”，不仅让他们能够安居，而且还让他们得以乐业。
在灵秀静谧、祥和开放的气氛中，忧国忧民，向以天下为已任的文化人，迸发出创作的灵感，一部部文学、艺术、文化精品应运而生。整个抗战期间，在北碚编辑出版的刊物有51种，报纸4种，各种书籍、读物近500种。以创作而言，有中长篇小说11部、话剧43个、电影10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集43部、文化专著23部。长篇小说如老舍的《四世同堂》、《火葬》，靳以的《前夕》，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和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等；话剧有洪深的《包得行》、《鸡鸣早看天》，老舍的《张自忠》和同赵清阁等合作的《桃李春风》、《王老虎》，夏衍的《水乡吟》等；电影有阳翰笙的《塞上风云》、《草莽英雄》，夏衍的《复活》，孙瑜的《春到人间》、《火的洗礼》等。肖红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以及端木蕻良、路翎、王冰洋的短篇小说集，越清阁、方令孺、陈子展、陈伯吹等的散文集，均名噪一时。梁实秋一部《雅舍小品》，名噪中外，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流传。胡风在北碚如鱼得水，继续编辑出版《七月》半月刊，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七月”诗派。在文化专著方面，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论》等，均可称之为传世之著。凡此种种，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文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现代文学史和现代艺术史上，都留下了丰硕的遗产。
教育方面，以号称“渝北学府”的复旦大学为代表的15所大专院校，聚集了大批著名教授，诸如陈望道、周谷城、马寅初、潘序伦、张志让、陈子展、马宗融等等，因而“夏坝”被称之为大后方文化标志的三坝之一。各种学科的泰斗都与北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离乡背井的艰苦岁月里，安贫守道，教书育人，在这里培养出了娄以千计的各类人才，上前线、留后方、奔赴延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如果能以此撰写一部北碚抗战教育史，我想是完全可以与西南联大媲美的。
至于科学技术就更不待说，1944年，驻碚科研单位发起组建的中国西部博物馆，其中所展出的10万多件陈列品，有7、80%以上的展品，是这些科研单位与大专院校，在北碚研制、创造出的硕果。这座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一座抗战博物馆，不过它只展示了科技这个单项，代表不了北碚抗战文化的全面。
北碚是一个煤矿区，抗战时期担负着陪都80%的燃料供应。抗战伊始，卢作孚请来著名的煤油大王、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与天府煤矿合作，使天府煤矿的煤产量由年产不到10万吨，猛增至50万吨。煤产量增加，运输跟不上，天府煤矿机电厂职工，帅全国之先自制成功火车头3部，使煤矿运量由日运量200多吨，猛增至1000多吨。有效地保证了陪都燃料供应的50%以上。加之，北碚三峡实验区以文化基金会开办的和平煤矿与宝源煤矿、复兴隆煤矿、全济煤矿、遂川煤矿、大祥煤矿等等，是名符其实的煤炭基地。卢作孚当年创办的三峡染织工厂，迎来常州大成纺织公司与其合作，组成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大后方最大的纺织染企业，产量猛增，为解决战时军需民用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北碚昔日的风采，其规模之大、成就之巨，创二战之最，也可说是人类文明史之最！
当时北碚的地方长官卢子英，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于1925年，由恽代英介绍加入国民党左派，随后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共高层人士交往密切。抗战爆发时，在区内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在“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口号下，不管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只要他是抗日的，他就欢迎、就支持，对于抗战不利的事，不管他是什么党派，他就坚决反对。所以到北碚活动的不仅有国民党的领袖、高官蒋介石、林森、戴季陶、孙科、孔祥熙、居正、于右任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曾常住北碚。共产党从重庆去延安、或由延安来重庆的，往往都由北碚中转，北碚真正能算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模范区。卢子英不仅在区内重用了许多中共党员，还保护了一批中共高级干部。特别是在1940年5月16日，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殉国，卢作孚派专轮由湖北宜昌将张将军遗体运来北碚，落墓梅花山后，每到张将军忌日这一天，国府军政首脑、要员，中共高级干部与社会各界人士，北碚广大民众，均要亲临将军墓前祭奠，寄托哀思，缅怀抗日英雄，奋起抗日，决心抗战到底。
1939年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来北碚，创办晓庄研究所研究兵役，同卢子英联手，在北碚开展“志愿兵运动”，霎时间，“妻子送郞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场面，在北碚城乡比比皆是。不到半年，即有470名志愿兵出征。5月13日，实验区署在民众体育场举办150桌，在碚机关、团体各单位，宴请出征志愿兵及其家属的盛大公宴，1200人入席站立而食。体育场四周挂满各方馈赠的锦旗、横幅，上面书有：国民表率、蜀民前驱、忠勇可风、精忠报国、歼灭敌寇、还我河山、收复山河等标语口号。抗战时期，北碚出征3000余人，没有一人是抓壮丁去的，都是志愿从军，这在当时国统区是全国独有的。
北碚的抗日气氛，深深地吸引着各阶层的抗日壮士，凡是到达重庆的人，都要来到北碚，凡是到了北碚的人，都要千方百计定居下来。所以，重庆被定为“陪都”时，人们就称北碚为“陪都的陪都”，即小陪都。
小陪都有一个独特的创举，即我国每沦陷一个省、市，北碚就以这个省、市的名字，替换一条原有的街名。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东三省沦陷，卢作孚为了让人们牢记日寇侵华罪行，不忘国耻，立马将清合路改为辽宁路，把西山路改为吉林路，歇马路改为黑龙江路。“七·七”事变的消息一传来，卢子英就将东山路改为卢沟桥路，接着天津路、北平路、南京路……等等。整个19条街巷有15条是用沦陷区之名命的名，人们一走到街上，就知道日寇侵占了我国那些地方，逃难来此的人们看到这些街名，就想到自己的家乡，激发其收复失地的决心与意志。
用街名这个特殊形式，铭记日寇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此举举世无双，他警示人们世世代代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坚持抗战。即使在战后，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时刻记住振兴中华。所以，北碚古镇就是抗战文化的标志，举世皆无。
抗战时期的北碚，同全国各地一样，遭受日寇侵略，受苦受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仅1940年，即遭到日寇4次轰炸，除机关、学校单位外，有582户遭炸，炸死175人，炸伤244人。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复旦大学教育长兼法学院长孙寒冰，即在日寇第一次轰炸北碚时，遇难身亡。但北碚人民并不害怕，例如日寇第二次轰炸北碚时，27架敌机又是机枪扫射，又是投弹轰炸。嘉陵江边河街蓬房成片，敌机投下燃烧弹，冲出火头27股，卢子英领着居民群众奋不顾身地抢救……诗人海戈目睹这残酷而奋勇的场面，写道：
抵碚才二日，便遇大轰炸；
抬头数敌机，炸弹嘘嘘下。
洋房倒几间，可怜鹅石坝！
但问北碚人，都云并不怕。
……
抗战时期，是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北碚并不例外。然而，这时对北碚来说，又是一个辉煌时期。北碚人民发扬高度的爱国精神，宁肯自己历尽艰辛，缺吃少穿，也要热情安置流亡到此的难友们，让他们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外来的客人，受到主人无微不至的照料、关怀，感动至极，把北碚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忘我劳作抗日救亡的同时，积极参与北碚的建设，使北碚的乡村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撰写了一部描述北碚战时风光的小说，就命题为《北碚的春天》，长达20万言，在网上颇受欢迎。
战时到此寓居的客人，说他们热爱北碚，把北碚当成他们的第二故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著名语言学家、作家林语堂，1940年带着3个最大才14岁的女儿，从美国归来，购买房屋在北碚定居，在此居住不到3个月，又奉命赴美。可他再到美国后，即以3个女儿回国的日记，编辑成《战时重庆风光》，全书10万字，其中有8万多字是记叙、赞美可爱的北碚。一代文学大师梁实秋，在北碚7年，寓居雅舍，写作有举世闻名的《雅舍小品》。但他去到台湾后，念念不忘北碚，继续写作出版了《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四集，还长期以“雅舍”命名，写作出版了《雅舍谈吃》《雅舍杂文》和两集《雅舍散文》。怀念北碚，专门写作了回忆录《北碚旧游》等。他是离开北碚后，撰写北碚最多的作家之一。至于这些人离开北碚后，陆续再来探望者，更是络绎不绝，至今60年已过去，老人不能来了，其子孙后代前来探望者，仍不泛其人。只可惜，他们再来看到的并不是他们所向往的北碚，一个个高兴到来，扫兴而归。正如老舍之子——舒乙看到现在的北碚，感叹地吼道：“北碚呀，你在哪里？”
北碚，的的确确是一座抗战文化的宝库，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当然忘记不了。早在30年前，我们编纂北碚地方志时，对抗战历史文化进行过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与整理，对抗战遗址进行了录相，制成了录相带。对重点遗址进行了修整，定成文物保护单位，专管了起来。对一些著名人物均搜集编写了专题资料，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正式出版了《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一书，很快畅销海内外，不到半年就再版第二次印制发行。之后，区文广局成立了《北碚抗战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又创作出版了一部《小陪都传奇——抗战北碚的文化大气象》。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赏与好评，并有不少人写出了许多记述当时的文章，又编辑出版了《小陪都 大气象》一书。
抗战时期，北碚的指挥中心在实验警署——文昌宫。
文昌宫，俗称庙嘴，创建于明末清初，公元1739年即清乾隆四年，进行过修整。早年是比较高级的私塾，峡区成立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后，文昌宫便成了峡防局的司令部，1927年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于此边剿匪边建设，建成了著名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此为区署的所在地，后改实验区为北碚管理局，局机关仍设立于文昌宫。1949年北碚和平解放，北碚划为重庆市管辖，行政建制改为北碚管理处，其机关仍设立于此。
庙嘴不仅是北碚名符其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地理位置上也是北碚的中心。文昌古刹，背靠马鞍山，面临白鱼石，悬崖绝壁，雄峙江岸。地形奇异，素为北碚标志，人们一看到庙嘴就知道是北碚。
文昌宫现在修建成作孚纪念馆。修复文昌宫是对北碚人民的一件大好事，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曾多次呼吁，保护和维修文昌宫，保持北碚的历史面目。如今，文昌宫维修恢复了，进作孚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可见，北碚人民对抗战这段历史是铭记在心，心心相印的。我想，我们这些文化人，决不能辜负我们的衣食父母，应该很好地传承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把举世闻名的北碚抗战文化发扬开来，发掘深，挖掘透，让我们子孙们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北碚是抗战文化的一座金矿，现在只不过算是打开了矿门，但是，要真正把矿存的宝藏采出来，还得花很大的力气，必须深入到矿井中，用风镐钻、铁啄挖，一啄一啄地挖掘，方能拨出宝藏，打造成精品，留传后世……这就要大力宣传与发动群众，众人拾柴火烟高，如果人人动手，大家参与，不愁挖不尽，采不完，理不清。
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挖掘北碚抗战文化的宝藏，是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与发扬我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神圣使命，这不仅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责无旁贷，生命不息，掏宝不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7-14 1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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