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兰州“八办”一把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
2017-09-27 16:12:34  来源：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天，当你走进兰州“八办”，能看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发展历程，感受兰州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是我党我军1937年至1943年设在兰州的一个公开的机构，其设立对甘肃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在“八办”的努力下，促使甘肃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局面形成，有力地推动了甘肃革命斗争的发展，点燃了甘肃抗日救亡的熊熊火炬。斯人已逝，但他们在红色统战时期走过的足迹永远铸在了如今的兰州“八办”……

　　 红色印迹尽藏四合院

　　 当年的彭公馆位于南滩街54号(现甘南路700号)。因当时国共合作尚未正式形成，红军办事处的名称还不便公开使用，对外便称彭公馆。1937年8月，彭公馆正式挂牌成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我们现在看到的“八办”是一个古朴的院落，也是当今兰州难得一见的传统民居，那是1937年5月29日，张文彬、彭加伦一行七人来兰后，凭借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潮和“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很快便通过与当局交涉住进了这里的西院，开始是“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彭公馆”。

　　 很快，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37年5月2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办事处。7月29日，党中央代表谢觉哉来兰主持工作，此时的“八办”也由半公开成为公开的组织。之后，张文彬调回延安，谢觉哉任党代表，彭加伦任处长。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这里正式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牌子。

　　 兰州办事处工作局面刚刚打开，国民党当局就慌恐了。他们加紧了特务的盯梢和监视活动，严峻的形势使办事处急需物色一处新的工作地点。于是，独门独院的孝友街32号便映入了眼帘。

　　 孝友街32号，是一处里进三院、前宅后坊的王姓水烟商居所，院内二楼，在当时兰州属不多见。可就是这位水烟商，在他的阅历中，还真未见过像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这样态度谦虚、工作勤勉、重实际讲信义的出类拔粹之辈，于是，一来二去，他将住所无偿提供给了办事处。

　　 就这样，邓宝珊来了，高金城、杜汉三等来了，更有孙作宾、杨静仁、吴鸿宾、罗云鹏、丛德滋、罗扬实、郑重远、赵子明、秦仪贞等来了，同时，还有乔映淮、万良才、黄鼎等二百多名进步青年通过这里走上了去延安的道路……

　　 营救西路军的峥嵘岁月

　　 西路军从渡河西征到兵败河西160余天的悲壮历程中，以21800余人的兵力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所部和地方民团十余万敌人浴血奋战70余次，毙敌25000余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了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约有7000余人战死疆场，近万人被俘，其中5000余人被残害，4000余人到甘肃、青海各地，4700多人辗转回到延安。

　　 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处境十分关注，对被俘和流散在甘、青两省的西路军人员积极进行了营救。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和各种方法营救了大批被俘红军。

　　 1937年4月底，张文彬代表党中央来兰，同兰州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取得了联系。8月，谢觉哉到兰州后偕同彭加伦、朱良才在五泉山同高金城会面，商定由高金城赴河西重开福音堂医院，以掩护营救工作，并派红军团长蔡光波协助。1937年7月，周恩来派吴鸿宾到青海和河西再次调查被俘、失散人员情况。根据吴鸿宾的报告，兰州“八办”党中央代表谢觉哉立即致信国民党甘肃省代理主席贺耀组加以营救。

　　 高金城和红军团长蔡光波奔赴河西后，在张掖重开福音堂医院，以医院缺少护理人员为由，向驻张掖的韩起功要回了被俘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4人到医院工作。从张掖福音堂医院送走的红军约十余批200余人。为了寻找陈昌浩，收容散失在农村的西路军人员，高金城和医护人员走遍了甘州的民乐、甘浚、龙渠、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地。经过多方了解，得知陈昌浩已在群众的护送下离开原来的隐藏地，高金城随即用密信报告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高金城的行动引起了马家军的怀疑，1938年2月3日，高金城被驻张掖的马家军秘密杀害。

　　 口述 武卫国“八办”: 革命的接待站 战斗的指挥所

　　 抗战期间，甘肃地下党组织的再度恢复也是在“八办”的直接帮助下完成的。自1933年中共甘宁青特委遭到破坏后，党在甘肃的地下工作转入低潮。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领导广大人民抗日救亡工作，党在甘肃领导机构的重建迫在眉睫。

　　 办事处成立后，谢觉哉、彭加伦在与兰州的一些秘密党员建立联系的同时，还电请中央增派一些甘肃籍或家在兰州的党员来兰州。193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大会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召开。中共甘肃工委的成立，标志着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的正式恢复，是甘肃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展革命工作中，兰州办事处对甘肃地下党组织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却又负有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的责任。甘肃工委的组织及其活动都是秘密的，虽然当时已是国共合作，但在白区内的地下党组织依然是非法的，办事处便以其公开合法的地位，给他们种种帮助。

　　 “皖南事变”以后，鉴于当时国共关系突变，1943年11月，伍修权带领“八办”工作人员撤离兰州，从1937年5月成立到被迫撤销。“八办”的牌子挂在兰州6年间，就像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周恩来将它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27 16: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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