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抗战时期徐悲鸿的贵阳足迹
2026-11-06 17:06:34  来源：文史天地 罗应梅/张婷等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烽火中，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不是投笔从戎的战士，而是以画笔为“武器”，以挥墨为“剑锋”，在纸间筑起精神防线，在心中唤醒民族斗志，共同参与战斗，交出了画家们的抗战答卷。徐悲鸿便是其中的典范，他数度赴黔，办画展、开讲座等，与贵阳结下不解之缘，深刻影响了贵阳的文化氛围，激励起抗战斗志、增强了民族自信。

　　一、徐悲鸿数度入黔，缔结筑城情缘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卓越的美术教育家，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核心推动者之一。他融中西画法，创写实新风，有《奔马图》《愚公移山》等名作传世，以画寄家国情怀，奠基现代美术教育，影响深远。

徐悲鸿在20世纪40年代时的留影

　　抗日战争的烽烟，牵起这位艺术巨匠与黔中大地的不解之缘，在山河飘摇之际，他数度踏足贵阳，以三场艺术展览、数次公开演讲以及与贵阳文人的深度交游，为这座沉寂于乱世的后方城池，拂去尘埃，注入鲜活的艺术气息。他第一次到贵阳，不仅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慧眼识珍，发现都匀皮纸，他画的马让都匀皮纸这一藏于深巷、后来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手工技艺产品，借艺术之光走入大众视野，绽放别样的光芒。他第二次到贵阳，两场展览和三场演讲深刻影响了贵阳的文化发展。贵阳对徐悲鸿而言，不仅是艺术传播的驿站，更是情缘缔结的福地。在这里，他与廖静文女士许下相守一世的诺言，并举行了简单却真挚的订婚仪式。在烽火岁月里，艺术的薪火与爱情的暖意交织，让徐悲鸿与贵阳的联结，愈发深沉而动人，成为一段跨越时空的佳话。

　　二、徐悲鸿行迹，筑城纪事

　　关于徐悲鸿赴黔次数，历来存有不同记载：好友陈恒安回忆中有三次，夫人廖静文回忆有五次，《徐悲鸿年谱长编》中记载了五次，经查阅媒体报道、回忆录、年谱等史料，徐悲鸿特意来筑或过筑次数不止于此。但影响深远的有三个时间点，即1937年11月，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1944年1月至2月。这三次驻足，有其独特的收获与印记，为他与这座黔中名城的情缘，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首临筑城，墨香初绽

　　1937年11月，徐悲鸿自桂林启程，经贵阳赴战时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这是他第一次踏足黔地，除了举办画展，为沉寂的山城播撒艺术火种外，也收获了两份意外之喜。一是邂逅了贵州特产都匀皮纸，深刻影响了其后续的创作风格。他在赴贵阳的途中曾在都匀留宿，当地收藏家请徐悲鸿在其藏画上题字，在试写时意外发现都匀皮纸很适合画马，自此成为他创作的心头好。夫人廖静文曾说：“徐悲鸿若画100匹马，有99匹马是从贵州土纸上奔出的。”这里的贵州土纸便是此时结缘的都匀皮纸。二是相会故友并获赠贵州特产双管玉屏箫。徐悲鸿到达贵阳后，住在朋友许耀卿家并筹办了小型个人画展，同时还与故交、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张志韩会面，张志韩将双管玉屏箫赠予徐悲鸿。为回馈这份情谊，徐悲鸿特意创作了一幅《柳枝独鹊图》回赠张志韩，在画上题款“廿六年十月薄游贵阳，志韩先生赠我双管玉屏名箫，写此奉报，悲鸿”，此题款正是徐悲鸿第一次与贵阳结缘的时间印证。

　　2.再入贵阳，筹赈助学

　　1942年末至1943年初，抗战烽火正炽，徐悲鸿再赴贵阳，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筹办两场义卖画展、三次公开演讲，与贵阳文化界名流深度交游，将艺术创作与救国使命紧密联结，为山城贵阳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力量，激荡了贵阳的艺术空气。此次贵阳之行，不仅是徐悲鸿艺术救国理念的具体实践，更是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美育传播与文化交融的重要篇章，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印记。

　　抗战时期的贵阳是川黔滇交通枢纽，汇聚了大批流亡师生与文化人士。此时，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从保山内迁时图书仪器损失殆尽，贵阳力行中学也面临办学资金匮乏的困境。两所学校的艰难处境，成为徐悲鸿赴筑办展的直接动因。早在1942年10月，《中央日报》《革命日报》等多家报刊以《徐悲鸿将来筑举行画展》为题预告了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2月23日，徐悲鸿抵达贵阳，即刻成为全城焦点，《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多家媒体同步播报。《中央日报》于次日（24日）刊载了专访报道《访问国画大师徐悲鸿》，文载：徐悲鸿“一根稀有的羊角长手杖，握在白净的手里，肥大的皮袍，宽边的呢帽，行动起来，总未脱掉画家的气度。虽然年纪四十七岁了，但除了眼角少数皱纹和面孔略显苍白外，精神上充分展示青年的气概。”在请他介绍画展情况时，徐悲鸿说：“展览会名为徐悲鸿画展，展期三四天，收入捐给华侨中学，作为图书馆重建（费用）。”

　　1942年12月31日至1943年1月2日，徐悲鸿画展正式举办，这场跨年展览堪称战时贵阳的文化盛事。展期三天，参展作品涵盖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多个品类，共计200余件，包括《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愚公移山》《巴人汲水》《泰戈尔翁》等经典力作。“因徐氏作品甚多，青年团四画室不敷悬挂，故特每日更换，期能全部展出以供观众欣赏。”据报载，开展首日便有两千余名观众到场，首日门票及售画收入便达十万元。观众对展品赞誉有加，“展览室内、大门出口赞赏之声不绝于耳”。更有市民盛赞《巴人汲水》“殊不下于《伏尔加船夫曲》的伟大情景”，足见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与引发的精神共鸣。

　　个人画展落幕不久，为助力贵阳力行中学筹募办学资金，徐悲鸿马不停蹄地筹备第二场展览，1943年1月9日至11日，“中国近代名家画展”开展，相较于个人画展，此次展览视野更为开阔。展品不仅包括徐悲鸿本人的作品及父亲徐达章的杰作，还涵盖了他珍藏的诸多名家精品，如任伯年的山水花鸟画、张大千和齐白石的力作、张书旂、胡公寿的代表力作，另有于右任题诗及姚茫父、王云、陈树人、高剑父等名家作品，堪称近代中国画坛精华的集中呈现。两场展览共计募集资金三十余万元，1943年1月17日，徐悲鸿将款项悉数捐赠给华侨中学与力行中学，用艺术之力为战时教育纾困解难，践行了以艺术服务社会的初心。

1943年1月1日《中央日报》徐悲鸿画展专页

　　在举办画展的同时，徐悲鸿还以公开演讲的形式深耕美育传播，为贵阳民众带来了几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启迪的文化盛宴。1942年12月28日，受贵阳市新闻记者公会邀请，徐悲鸿在三民主义青年团贵州支团部礼堂作题为《中国艺术对世界的贡献》的演讲，吸引了社会各界三百余人到场，场面热烈，掌声雷动。他讲道：“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中国艺术实在是很伟大，对于世界的贡献非常之大。”（《革命日报》1942年12月30日）演讲中他鲜明地指出，“中国艺术发展早于欧洲一千余年，当中国艺术达到成熟圆满之时，欧洲艺术还在襁褓萌芽之际”，阐释了中国艺术的悠久历史与世界价值，极大提振了战时民众的民族文化自信。1943年1月11日，徐悲鸿在大夏大学纪念周上以《中外艺术》为题演讲，他说：“画表现一切个性，自动的精神，是一切艺术上最重要的动机……这种自动精神，就代表一个复兴的民族精神。”1月21日，徐悲鸿应邀在贵阳师范学院以《关于画与画题》为题演讲，此次演讲从讲述在莫斯科、罗马、米兰等地画展时的趣事开始，进而聚焦绘画创作本身，他提出“画要有雅意，能逼真”“要画中有物”，并鼓励大家“抗战以后，中国的写实画派，必将能大放光芒”。他将这次演讲称作“炉边谈话”，但是又“不是像罗斯福炉边谈话那些的高谈阔论”。这既是他对艺术创作规律的简要阐释，也为黔地艺术学子与爱好者提供了专业指导，更鼓舞了抗战艰难时期的人民，坚定了大众信心。几次演讲的内容均刊于报刊上，使更多学画者受益。

1942年，徐悲鸿赠陈恒安的《奔马》

　　徐悲鸿此次贵阳之行，不仅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实践成果，更促成了与黔地文化界的深度交融，书写了一段艺坛佳话。抵达贵阳后，他先后参与多场文化交流活动：1942年12月26日，出席贵阳市新闻界在远东餐厅举办的欢迎茶会，与中央日报社总编辑、中央通讯社主任等三十余位媒体人士畅谈南洋办展经历与此次来筑办展缘由；12月27日，赴马济云等十余位黔地艺坛名士举办的欢迎宴会，席间就艺术发展前途展开深入探讨，搭建起了与地方艺术界的沟通桥梁。1943年1月11日，出席了社会部贵阳社会服务处艺文社茶会，与该社社长及理事等20余人交流，并提出提倡本国原生艺术及成立美术馆的具体办法，为贵州文化艺术发展建言献策。同年10月，贵州省立艺术馆正式成立，其首任馆长便是与徐悲鸿交集深厚、颇受其影响的陈恒安，进而深刻影响了贵州艺术的发展。此外，江苏旅筑同乡会还于1月15日在冠生园为徐悲鸿举办公宴，几多乡贤齐聚，共话乡情与家国担当，进一步深化了徐悲鸿与黔地社会各界的联结。

　　徐悲鸿画展结束后，经过了几天忙碌的创作，交付完画展期间的订画后，于1月21日离开贵阳赴桂林。在桂林，时年19岁的廖静文成功应聘为徐悲鸿的资料员，他们一起整理完徐悲鸿于战前藏在七星岩岩洞中的书籍字画后，由桂林经贵阳返重庆，这是廖静文第一次踏足贵阳，也为徐悲鸿再次赴筑埋下了伏笔。

　　3.三驻贵阳，情定花溪

　　徐悲鸿再一次赴筑，是为赶赴与廖静文的新春之约，《中央日报》特登报说明“名画家徐悲鸿日前抵筑，料理私事”。廖静文于1943年冬赴贵阳，目的是说服在贵阳师范学院读书的姐姐同意他和徐悲鸿的婚事，并得徐悲鸿放假后会到贵阳陪她过除夕的承诺。徐悲鸿放假后赶赴贵阳，可谓是一路艰辛。廖静文回忆：“（徐悲鸿）乘的是一辆开往贵阳的邮车，半路上在深山里抛了锚。我（徐悲鸿）只好换乘长途公共汽车，没有想到公共汽车又坏了。我便又换乘一辆敞篷货车，不料，那辆货车在离贵阳四十华里的地方又抛锚了。怎么办呢？可是今晚是除夕呀！我必须赶到你面前，所以，就步行来了。”（廖静文《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徐悲鸿就是这样“在黑夜、雨水、泥浆中步行了四十华里”赶到廖静文面前的。

　　徐悲鸿抵筑的消息不胫而走，初一清晨，学生、友人、记者纷至沓来，所住招待所的小屋内，年味裹挟着墨香，他挥毫泼墨，骏马奔腾、翠竹挺拔、幽兰吐芳，一幅幅佳作应手而成。求画者络绎不绝，徐悲鸿不仅有求必应，还常就势为本地画家与爱好者讲授技法，将素描功力与国画笔墨的融合之妙倾囊相授。

　　1944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九日，徐悲鸿在《中央日报》刊登订婚启事：“徐悲鸿、廖静文在筑订婚，敬告亲友。”当天，徐悲鸿和廖静文同游花溪，并在花溪举办了订婚仪式。徐悲鸿盛赞花溪是一个“十分入画”的地方，两人都非常喜欢。时隔63年后的2007年，夫人廖静文再次携画来到贵阳时还说：“我非常遗憾没有成为贵阳市民，我和悲鸿都那么热爱和喜欢贵阳，我们曾经请许耀卿的贵阳朋友在花溪给我们买地，打算用它建房结婚，并在那儿居住。”世事流转，徐悲鸿与廖静文的这段往事终成传奇。数十年后，廖静文依然认为“贵阳——是我终身难忘的城市”。而徐悲鸿笔下的骏马，也早已踏着贵州土纸的纹理，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文脉深处。

　　三、徐悲鸿烽火赴筑，艺泽千秋

　　徐悲鸿能够与贵阳结缘，是当时的时代背景、贵阳的战略区位，以及艺术家个人使命与社会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全面抗战时期，西南成为大后方，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迫切，为徐悲鸿艺术救国实践提供了沃土。贵阳是西南交通枢纽，汇聚了大批军政人员、流亡学生、爱国华侨及工商界人士，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与募捐潜力。同时，贵阳画展也是徐悲鸿“国内巡回募捐”画展的重要一环。抗战爆发后，徐悲鸿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回画展，赴新加坡、印度等地举办筹赈画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放弃赴美举办画展计划，回国后先后在保山、桂林、昆明等地举办多场画展，贵阳衔接桂林、重庆，是其募捐闭环中的一个节点。另外，此时的贵阳，随着大批外来人口涌入，爱国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各界民众抗战意愿强烈，愿意为支援前线、救济难民、支持教育发展贡献力量，形成了捐资赈济的良好氛围。

　　徐悲鸿数度赴黔，兼具现实价值与长远影响。徐悲鸿首度赴黔，为黔地播撒了艺术火种；两场义卖画展募集三十余万元，解华侨中学、力行中学办学困境，以艺术之力践行艺术救国使命，助力战时教育之发展；而所展两百余件精品画作、数场公开演讲和与当地名士的深度交游，让黔地民众近距离领略大师魅力、接受系统艺术熏陶，极大提升了贵阳战时文化氛围，影响和推动了西南美育普及和发展。陈恒安曾说：“在寂寞山城里，一旦能够瞻仰这位中外同钦的艺术大宗师，我的幸慰可知！”当时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筑市艺术空气已达最高峰。”徐悲鸿与黔地文化名流的深度交游与对艺术学子与爱好者的指导，搭建起西南与全国主流艺术界的沟通桥梁，促进艺术理念碰撞融合，为黔地艺术注入新活力，给贵州书画学习者带来积极影响，对贵州书画艺术带来了宝贵的提升机遇。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7期，罗应梅，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副研究馆员；张婷，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副研究馆员；赵财霞，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1-06 17: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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