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始末（上）
2026-08-07 16:35:06 来源：《世纪》 作者：吴景平 点击： 复制链接
胡适早年留美，先后就读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以提倡文学改革和主编《每周评论》而成名，进而创办《努力》周报和主编《国学季刊》，先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在教育和科学界声名鹊起，被聘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兼秘书、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方委员和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胡适先后创办《新月》杂志和《独立评论》，在重大时政问题上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主要代表人物。
01\庐山谈话会前后的对日“低调”主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延揽胡适进入体制内，胡适一直没有出任政府实职，只是在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的提名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的力荐之下，担任了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这一虚职，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层有着重要人脉关系。在朝野均十分关注的中日关系问题上，胡适自诩为“低调”论者，称“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 。但对胡适“低调”主张的内容，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1931年11月胡适曾写长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与日本直接交涉以解决东北问题，这一主张并未被国民政府接受。1932年在英美法意四国驻华使节的介入下，中日之间曾进行谈判，并于5月份达成过淞沪停战协定。当年下半年起，胡适与外长罗文干多次通信和面谈，罗文干主张对日“决不能交涉”，不能对日本屈服，寄望“国际局势”；胡适则再度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解决东北问题，但认为应当“以有希望达到(1)取消满洲国(2)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之目的”。1933年3月初，热河不战而失陷，胡适曾在访问张学良时当面问责热河失陷，并因此叹息中国将“在这种人手中”“亡国”；后又致函张学良，要求其辞职以谢国人。胡适进而对南京当局甚为不满，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亲至前线指挥。蒋介石曾在保定见胡适，在谈话中既表示“不能抵抗”，又认为中日直接交涉“是无效的”，对此胡适非常失望。1933年5月底，中日达成变相承认日本侵占东北的《塘沽停战协定》后，国内舆论激愤不已，胡适却向汪精卫表示对《塘沽停战协定》的肯定，称华北停战“表示中国政治家还有一点政治的勇气”，“此事与上海协定都足以证明汪蒋合作的政策是不错的”。当年底胡适在《独立评论》刊文，指责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是打着“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有危害国家的嫌疑”。1935年“何梅协定”交涉期间，胡适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当局在华北问题上对日方“全是无代价的退让”，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统一的华北自治的企图，胡适还非常担心宋哲元等地方军政要员在日方压力下“弃地而去”，曾致书蒋介石，指出“此间形势仍险恶，一切宵小运动仍在公然进行”，提醒蒋督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驻平坐镇”。胡适还在其手拟《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中，称当年底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荒废学业”且“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适曾受时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的邀请，出席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并在7月16日开幕日被其他与会代表公推致辞时，呼应汪精卫关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言破坏”，“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加以谅解，加以扶助，将全国心力物力溶成一片”等开幕词，称“今日政府责任重大，无论任何党派、任何个人，在此时期，均应相忍为国，则目前解除国难，将来复兴中国，均可在政府统一力量之下，分工合作”。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政策的谈话后，胡适在发言中表示满意和佩服，认为“日军这次的挑衅是有计划的，想不战而屈我，我如心存侥幸，以为是局部问题，可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定会失败到底，失败的结果，危及北平与华北，故卢沟桥的失与守，乃是整个华北存亡的关键，希望开往河北的中央军增加，用全国的军队力量充实河北国防，使日本无所施其伎俩。”应当指出，无论对蒋汪还是其他与会代表，胡适这些可谓“高调”的公开发言，的确非常得体，无懈可击。
图|1937年3月，王宠惠任外交部长。图为王宠惠与日本记者谈中日关系
然而，就在第一次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不久，7月22日，胡适与一起参加谈话的密友陶希圣联名提出外交意见书四点，分别交汪精卫与陈布雷，请他们转蒋介石：1.中央应负起和平解决之责任；2.可以接受同时撤兵的条件；3.使日方认识到华北问题非与中央交涉不可；4.撤兵交涉中可提出丰台撤兵的问题。然而一周后日军便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局势极为严峻。7月31日，蒋介石在官邸会见张伯苓、梅贻琦、胡适与陶希圣时，宣称“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胡适则向蒋指出:“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而蒋介石确实当日便召见过高宗武。高宗武时为外交部日本司司长，是卢沟桥事件前后已然形成的“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就在前一天胡适还与高“深谈国事”，认为“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此后高宗武直接按蒋的指示，开展了一系列对日秘密接触活动。而在8月3日与王世杰的密谈中，胡适“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胡适与周枚荪、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意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虽然王世杰表示：余谓和之大难，在毫无保证；以日人得步进步为显然事实；今兹求和不只自毁立场，徒给敌人以一、二月或数月时间，在华北布置更强固，以便其进一步之压迫。胡适仍不以为然，于8月6日向蒋介石提交对日和议的长篇书面意见，力陈“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提出三点理由：(1)近卫内阁不放弃和平路线，我们亦不可放弃这个机会；(2)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3)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胡适进而提出如下外交方针：“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一切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图|王世杰在1937年8月3日的日记中提及当日与胡适的密谈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胡适屡屡提出的对日议和主张的态度。如8月6日会面时，蒋对胡适“甚客气，但未表示意见”；在8月7日举行的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参加会议的王世杰特别注意到，“蒋先生在会议时颇讥某学者（指胡适之）之主和。惟政府既决定仍不放弃外交周旋，则胡氏主张实际上并未被蔑视。参谋总长程潜在会议席上指摘胡适为汉奸，语殊可笑”。陈布雷当时曾就胡适与陶希圣的议和主张向蒋指出：“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调中央军北上的措施，蒋介石本人发表和公布庐山谈话，其重要目的是要提醒日方，中方已有充分的战备措施，以达到不战、免战而维持现状。随着日本在军事与外交双重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中的畏战悲观情绪、寄望外来调停的幻想一度颇为严重，对此蒋介石及其核心幕僚是很清楚的，胡适一再坚持应对日交涉的“低调”主张，始终得以较顺畅地为蒋知悉，甚至得以向蒋面陈，充分说明蒋对胡适的容忍理解态度甚至一定程度的默许。
图|1937年8月6日，陈布雷向蒋介石报告陶希圣、胡适和平建议
02、受命赴北美宣介中国抗日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增强国际宣传效率，考虑派遣若干知名人士以非官方的身份赴欧美从事“国民外交”，宣介中国抗日。8月19日，经陈布雷安排，胡适得以面见蒋介石，陈述对日关系的意见，该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四点半我们去见蒋先生。谈话不很有结果。我们太生疏，有很多话不便谈。……他要我即日去美国，我能做什么？” 9月初，胡适赴美之行得以确定，9月4日汪精卫密电驻英大使郭泰祺：“胡适之赴美，日内成行，未到以前，乞守秘密。”9月7日，胡适在陈布雷陪同下见蒋介石，胡适当日日记：“去看蒋先生，布雷在座。谈半点钟。他说，他要电告王儒堂大使（驻美大使王正廷——引注）。今天谈的话很中肯，也得体。” 这也是胡适起程赴美之前最后一次见蒋。蒋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派胡适赴美，蒋百里赴德意，命其说明日本侵华之经过及毁坏我文化机关之事实。”可见，当时蒋汪均对胡适赴美宣介中国抗日，颇为重视。
图|1937年8月6日，胡适致蒋介石函（部分）
9月13日，胡适自武汉飞抵香港，9月20日自香港开始赴美之旅，中途先后经停菲律宾马尼拉（20日）、关岛（21日）、中途岛（22日），檀香山（23-25日），于9月26日到达旧金山。此后，一直到1938年7月13日离美赴欧，胡适在北美呆了267天。
胡适此次美国之行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向美国社会各界宣介中国抗战，尤其是通过在各地多次的演讲。
1937年9月23日，胡适应邀在檀香山太平洋学会作了一个小时的演讲，可谓拉开了在美演讲之旅的序幕。
9月26日上午10时胡适到旧金山，当日午餐后即赴旧金山中华大戏院，对当地华侨发表演讲，是为在美国本土的第一次演讲。10月1日晚上，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用英文发表题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演说，一方面表示“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目前为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寄予很大的同情的，这种同情是不会而且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日战争之中”，另一方面，胡适以美国被迫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强调指出：“仅靠爱和平，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一种使和平可借以实现的建设性和明智的政策，绝对不足以安全保障一个国家使其免于卷入战争之中。”在演讲之前，广播电台方面嫌胡适的演讲词“太厉害”，要求修改，胡适表示宁可取消广播也不愿修改，结果电台方面作了让步。胡适这次电台广播演讲在美国多地可以收听到，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大使王正廷还连夜发来了贺电。
10月上旬胡适抵达美国东部后，即开始就中国问题尤其抗战情况发表演讲：11月13日，即上海失陷第二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讲演《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12月9日，在华盛顿“女记者俱乐部”演讲，称“南京如果失守，中国将继续抗战。虽战事延长到二三十年亦所不惜”；1938年1月10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对外关系学会发表题为《中国为自由而斗争》的演讲，听众达200多人，胡适演讲20多分钟后，与听众有答问。1月11日中午，胡适来到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先作了15分钟的演说；接着下午4点半，又作了50多分钟演说《中国的战争及其问题》，并有问答。演讲后，胡适应邀与30多位学生一起晚餐，“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很可表现他们的留心国际问题”；1月11日在华盛顿特区的进步教育联合会的年会上，发表题为《面向和平还是战争》的演讲。
1938年1月24日，胡适离开纽约开始了长达50余天的“西行演讲”，包括从美东到西雅图的一个月，共演讲38次，如1月26日在密歇根大学演讲《中国：民主还是法西斯》；1月27日在芝加哥美中友好联谊会演讲《中国能幸存吗》。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多个使他难以忘怀的场景，如1月31日，胡适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对外政策学会演讲《陷入战争的冲突》，在明确指出日本为“头号公敌”后，向200多名听众提问“二号公敌是谁呢？”随即胡适给出了结论：就是美国，因为“不履行责任的罪责恰好与犯罪一样大”。又如2月4日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连续作了三场演讲：上午在东华盛顿教育学院讲演《中国形势》，午后在当地一所中学演说，“学生二千二百人皆出席，是我的最大听众(广播的听众不计)”；晚上在该市西维克大厅再度演讲《陷入战争的冲突》，“听众足足有一千人，多年老者，听了一点钟，无一人散去，是一个最使我感动的听众”。2月5日，胡适在斯波坎市一家餐厅与当地商学宗教界人士餐叙，“散后我走到楼梯边，有一个白衣的雇役招我说话，他拿着三块银元给我，说要捐给中国救济。我接了他的银元，热泪盈眼眶，谢谢他的好意”。胡适把这三块银元转红十字会，并一并捐出前一天的演讲费35元。另从加拿大西部城市维多利亚到魁北克省蒙特利尔行程20天里，胡适作了18次演讲，主要由加拿大国际问题研究所安排，包括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和一些部长和议员聆听了胡适在渥太华的演讲。
3月18日胡适回到美东后，继续开展了多场演讲。4月1日在费城出席美国政治社会科学研究院年会并演讲。4月下旬，胡适到费城出席美国哲学学会年会并发表演讲。胡适是1936年被该会推举为外籍会员的，根据该会章程，胡适此次亲自参会后成为正式会员，且是唯一来自远东的会员。5月3日在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学院演讲《中国的民族团结》， 5月10日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政治学研究生和教员谈中日问题，5月13日在里士满外交学院演讲《抗日战争的文化背景》。7月上旬即离美前夕，胡适赴密歇根大学远东研究所就中国政治和政治思想的发展连续作了四次演讲，并于7月6日为该校中国学生会作抗战一周年演讲，“我对中国学生会说，一年抗战的结果有三事可说：我们自己抗战的能力，超过预算；国际的援助，超过预算；日本的弱点暴露之速，超过预算”。10个月的宣介充分说明，胡适已经彻底抛弃了对于抗日战争的“低调”观点。
胡适是以民间人士身份在美开展宣介活动的，对象多为美学校和文化学术机构，以及中国旅美学人、留美学生和侨界人士等。但胡适密切关注美国当局和舆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1937年10月7日，他致电陈布雷，指出罗斯福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的 “隔绝瘟疫”演讲表明对国联大会的支持和对日决心，得到美国舆论的赞同，美英很可能发动国际调停，中方宜有应对预案。10月12日胡适致电陈布雷，报告当日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同去觐见罗斯福总统的情况，称罗斯福对中日战局甚为关心，询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撑过当年冬季以及在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中国可能采取的策略。胡适通常把类似的重要资讯和他的意见电告陈布雷并转蒋介石。蒋介石对胡适在美期间的活动甚为满意，曾在1938年3月6日的日记中把胡适与王世杰、朱家骅、张群、张季鸾、蒋廷黻等人列入“智囊团人选”。同年6月7日，胡适致长电陈布雷，就政府外交方略发表见解，陈布雷回电希望胡适“九月后仍请留欧美”，显示对胡适在美宣介的充分肯定。当月，胡适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在美期间，有数家大学表示希望聘请胡适前去讲学，但均被胡适婉拒。3月上旬和4月上旬，哈佛大学埃利赛夫教授两度致函胡适，称该校有意聘胡适为客座教授，为期一年，讲授中国文学史或思想史，年俸8000美元。4月8日胡适回信谢绝，表示经过思考，“我得出了这样的决定：由于战争形势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非常优厚，同样在道义上要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的职位，我凭良心不能接受。我有理由肯定，我将无法拥有足够‘平静的心灵’作出与您即将在协议中建议的慷慨俸禄相称的贡献”。5月份，胡适还谢绝了加州大学客座教授的聘邀。
1938年7月13日，胡适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当月，《美国政治社会科学会年报》第198卷刊登了胡适在美期间撰写的《没有殖民地的国家要殖民地》一文；《美亚杂志》二卷五期上发表了胡适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和日本的西化》。
03、姗姗来迟的大使任命
1938年7月19日，胡适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开始了70来天的欧洲之行。按照原先规划的行程，胡适先去英国住了一个多月，先后访问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在伦敦向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拜访了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和外交部副大臣、前驻华大使贾德干等官员，8月下旬胡适赴瑞士苏黎世出席为期一周的国际史学大会，发表论文《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见证了国际史学会理事会接受中国为新会员。胡适原计划9月下旬在瑞士参加国际教育年会，10月中旬自英国返美，但因被任命为驻美大使须尽快赴任，未能参加这次教育年会。而自抵达欧洲起，关于他即将接替王正廷任驻美大使的讯息，困扰了胡适近两个月。
7月20日上午，胡适与在巴黎的中国特使孙科谈论苏联对日作战的可能性，下午便收到由纽约转来以蒋介石名义所发的电报，这份电报要求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最初的反应是“此电使我很为难”。蒋介石在该电中提到“已由孔院长专电敦劝”，胡适觉得应收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确认“专电”之后再回复蒋介石。
在等待孔祥熙来电的日子里，胡适征询多位知己密友的意见，如收到蒋电的当日即向时在巴黎的钱端升谈，钱无法为胡适拿定主意。次日，胡适向驻法大使顾维钧告以蒋介石来电一事，顾“力劝我就此事”。7月24日，胡适应驻英大使郭泰祺邀请抵达伦敦，25日终于收到了由巴黎转来的孔祥熙落款为23日的电文，内称：“儒堂（王正廷）因母老多病，极思归国，政府因拟加以调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务乞体念国难严重，俯允电复为幸。”胡适当即征求在伦敦的挚友、原北京大学法科学长林行规大律师的意见，林力劝胡适莫辞；胡适也从顾维钧处得悉来自国内的消息，因“政府领袖对儒堂（王正廷）甚不满意，故有此更动”。事实上，当月胡适离美前夕，已从其密友、国民政府在美购料代理人李国钦处知晓，王正廷陷于对美大借款纠纷案，因此对王正廷将被调离并不觉得意外，但对自己是否同意接任这一重要外交职位，却犹豫再三。胡适一方面在日记中称“我总想辞却大使事”，也相应草拟了几份自己也不满意的电文，其中7月26日一份草稿称“廿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推荐王正廷的前任——资深外交家施肇基，许以“以私人助其疏导舆论”。胡适再次征求林行规的意见，林见此电稿大不以为然，不赞成胡适此时推却此事。当夜胡适与驻英大使郭泰祺长谈，他反对胡适推却。经反复考量，胡适认为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故最后决定接受此事。7月27日，胡适回电孔祥熙称：“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胡适随即致函顾维钧：“经过实际上一整个星期的犹豫，今晨我致电同意。……如我对您所讲，此事完全打乱了我二十年的自由学术生涯。”7月30日又致函傅斯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你们当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在胡适看来，孔祥熙的来电和自己复电“受命”，意味着使美任命的发布只是时间问题了。
8月2日，胡适收到了陈布雷的来电，建议胡“先准备一切”。在胡适看来，陈的来电不啻于使美任命的提前发布，于是，当日起胡适即开始赴任前的准备。在人事方面，胡适先是与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秘夏晋麟长谈，试图说服夏与他一起赴美，但接连几天下来，夏仍予以婉却。胡适先后邀约驻加拿大总领事陈长乐为驻美使馆参事，驻英大使馆一秘刘锴为驻美一等秘书并加参事衔，他们都接受了，对此胡适很高兴。胡适还对日后使馆常设机构调整有所规划，如当时驻英美使馆都不设商务参赞，认为均宜添设；至于驻英美使馆都设有的武官处直辖于军事委员会，胡适认为其经费与大使馆略相等，而一无事做，可以裁去。
然而，自7月27日胡适去电孔祥熙之后，一直没有来自政府当局的后续讯息。8月12日胡适接到顾维钧来信，得知王正廷是向外交部请假而非卸职，颇感意外。8月13日，胡适从其密友香港中国银行经理郑铁如的来电中，得知胡使美一事“已暂时停顿”。胡适即于次日致电陈布雷，称知悉使美事已因故搁置，“此最合鄙怀，倘政府有困难，须取消前议，正是私心所盼祷”。8月17日陈布雷接到胡适该电后，经请示蒋介石，复电胡适“仍以驻美使节相属”。8月18日胡适收到陈布雷的来电，尚未确定如何回复，而20日接到钱端升来自香港的电文称：“儒堂给假两月，应代办。尊事未公开，似有鬼。请勿有所举动，俟到□后，再告。”胡适当即回电“Greatly amused”（正合吾意）。当日收到孔祥熙来电，是对胡适7月27日接受驻美大使电的首次回复，但只字不提是否发布。事实上，1938年8月22日蒋介石曾明确电令孔祥熙：“胡适之任大使事，务请即日发表，究有征美同意否，盼复。”23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一方面称“适之使美事，已告外部速办”，另一方面则转告蒋：前一天与美国财政部代表卜凯洽商对华借款事，曾谈及胡适将使美，“据伊（卜凯）新自美返，所得印象，似以适之使美不甚相宜。惟既已征得适之同意，自不能以此而改变也” 。
8月20日李国钦从纽约打来电话，称王正廷仍在美运作借款，“行踪极密”，一点不像是已经提出辞呈等候卸任的架势。胡适遂决定直接向重庆方面澄清。22日，胡适致长电给王世杰并转翁文灏、陈布雷，希望他们设法了解实情，电文称：
弟上月廿在法得介公皓电，劝弟担任使美，云已由孔电敦劝，廿五日在英始得孔漾电。弟前后踌躇七日，始发沁电允任。迄今近一月，颇疑此事甚使当局为难。行政院与外部至今均无只字寄我。儒堂给二月假回国报告，弟仅从驻欧各使馆知之。然昨得纽约电，彼仍在美，未有行期。弟离美时曾允八月尾赴瑞出席史学会，九月十八在法讲演，十月十一在伦敦讲演。原购十月十三船回美，十月廿五、十一月六日在美有讲演。凡此诸宿约是否能践，均视政府要我何时去美或先回国。弟非急欲发表，但欲知内幕实情，以便计划行止去就。故恳兄与詠霓密商，将实情电复初译转，并请转电布雷。弟廿四赴瑞。
同日，胡适另致电外交部长王宠惠、政务次长徐谟和常务次长曾镕甫：
适七月抵欧后，迭奉介、庸二公电，敦劝任驻美大使事，想事先曾蒙诸公推许。适因国难严重，未敢辞避。本月东日，奉庸公世电，嘱先为准备。鄙意拟约驻坎拿大总领事陈长乐为驻美大使馆参事，又约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刘锴为美馆一等秘书加参事衔，此二君己允相助。此二君皆富于学识经验，倘蒙三公准予即调用，于发表适使美时并予提请任命发表，并将现任二人调回，不胜感激。适素无外交经验，深虞陨越，贻误国家，务恳诸兄时赐指导。又此事似多周折，致适甚难计划行程。倘蒙于确定后早日电英馆转示，以便准备，尤感。
王世杰很清楚，胡适使美本已确定，但因王正廷向孔祥熙提出候其返国报告后，再发布胡适的任命，孔遂考虑令王正廷在美继续奔走借款事，胡适任命遂致搁置。既然胡适本人来电询问了，王世杰即于8月25日请陈布雷转陈蒋介石，尽早确定发布日期。8月31日，王世杰再度请孔祥熙电促王正廷迅速了结对美借款纠纷案善后事宜，并建议预定10月1日为胡适之赴美递国书日期。9月1日胡适收到王世杰长电，称王正廷在美借款纠纷，“现孔已令其速结，免累吾兄，并赶办同意手续。孔盼兄至迟能于10月1日前抵美递国书”。但当时胡适对来自王世杰的“乐观”讯息已无法全信。他当日日记记载：“得蒋先生一电，说一两周内即可发表。可怜他还在鼓里！” 胡适认为驻外使节任命发布的迟缓属于行政部门执掌范围，即使蒋本人也难以具体有效地干预。9月4日他已起草了致蒋的复电，最终未发，只在日记中写下：“在此生死肉搏的苦战中，何必以此种琐事去麻烦他！”
至于对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真实态度，胡适颇为疑虑，他在9月2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得庸之一长电，实说儒堂为借款合同纠纷，不能即结束。”随即在括号中加注：“他见事不能久瞒，故实说此中内情之一部，以求我谅解。实则他还有把戏也。”直到一年之后，胡适在日记本该段文字下补注：“一年后，看见使馆档案，始知庸之态度不错。我责备他多不对的。适之记。”
图|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致电外交部长王宠惠
当王正廷在美借款纠纷案发，国民政府高层担忧对争取美援外交前景之际，迅速调整驻美大使是必然之举。在王世杰和陈布雷的一再陈言之下，蒋介石向行政部门发出了明确指令，9月4日致电孔祥熙：“儒堂应毅然撤回，勿使再误国事。胡适之使美事应于一星期内发表。”9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外交部长王宠惠——引注）有电来贺。”“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9月17日，蒋介石直接致电外交部长王宠惠：“关于胡适之使美事，究有通知美政府否，美政府已否同意，并就近促美大使代催为荷。”同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 同日颁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至此，经历了两个月之后，关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发布终于尘埃落定
图|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
（原文刊于《世纪》2025年第四期，作者：吴景平，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8-07 16: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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