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仲衣与抗战教育实践社的救亡工作
2026-06-21 08:41:47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尚仲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家。九一八事变后，为探索如何挽救民族危亡，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堂弟尚钺的影响，他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二·九运动期间，他与马叙伦、许德珩同为北京大学的联系人，且因“共党嫌疑”被捕入狱。出狱后，被北大当局解聘。1936年秋，他前往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1937年春，转任广西大学教授兼中山纪念学校校长；同年秋，出任中山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教育研究所代所长。

　　时值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广东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政策，广州成为中国“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和仅次于汉口的国统区救亡运动中心。这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民党中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方实力派提供了有利条件。1937年7月25日，中共广东党组织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余汉谋、谌小岑、钟天心等开展统战工作。尚仲衣着力于推动争取地方实力派积极抗战和开展群众运动。抗战教育实践社是争取广东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华南地区国共合作的典范。

　　主持抗战教育实践社

　　尚仲衣主张对现有学校的教育应持循循善诱的态度，同时强调通过抗战教育训练干部。这一时期他虽仍在中山大学任教，但活动重心已转移到抗战教育实践社。

　　尚仲衣主持抗战教育实践社的目的是培训青年干部，以开展民众运动。他认为，华南抗日救亡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是缺少青年推动，因而中大全体同学的任务是开展民众运动。他强调，只有充分发挥中国的人力优势才能取得抗战胜利，而人力优势的发挥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民众训练；只有民众主动接受抗战教育，才能几何式地传播抗敌意识，建立抗战教育网，从而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他看来，“假若我们的教育只能使民众被动地接受，那教育就已失败了”“青年训练应以抗战为准绳及主要内容”，“如若民族的今日被日寇所灭绝，根本也就斩断了民族的明日。争得今日的胜利，才能有明日的建国”。

　　国民党开明人士钟天心、谌小岑等主张团结抗日，参加并支持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谌小岑甚至一度被攻击为“共产党的书记长”。1937年8月，钟天心发起成立“抗战教育实践社”的会议，钟天心、谌小岑、尚仲衣、孙大光（叶兆南）、李应林、黄元彬、朱伯康、缪培基、刘石心等人当选为理事。会上尚仲衣力主团结抗战，和孙大光在理事会上互相支持。除钟天心、谌小岑外，李应林为岭南大学校长、黄元彬为中山大学法学院长。中共地下党员有叶兆南（孙大光）、石辟澜、梁威林、陈文信等人。该社的宗旨是：“不论过去，不论派别”“实现国内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种力量的伟大团结”“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北伐时期的民众运动的精神”，成为培养抗战教育干部和试验兼实施抗战教育的机关。钟天心任该社常务理事会主席，尚仲衣主持实际工作。该社下设社务部、教务部、训练部、出版部和编译委员会，社员1100多人。

　　1937年11月21日，该社正式成立。次月18日，以该社骨干为核心、以统一战线面目出现的《新战线》周刊在广州创刊，主编钟天心，尚仲衣担任编委。

　　培训救亡骨干

　　抗战教育实践社开办了新启蒙班、高级自修班和特种训练班，先后培训各界救亡骨干2000余人。尚仲衣担任“自修班”主任，孙大光担任“特训班”主任。

　　抗战教育实践社与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关系密切，尚仲衣作为研究所代所长，不仅担任自修班主任，还安排研究所的师生担任自修班的教学工作。因而抗战教育实践社是以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为阵地。自修班和特训班均设在原中大附中校址，教学人员和内容也大致相同，特训班侧重农村工作，自修班侧重游击战。相较于特训班，自修班更为正规，学员集中住宿，尚仲衣也在校内一间空屋打地铺，与学员共同生活。后搬到德政路，与两位研究员同住。

　　特训班训练时长为3周多，分日夜两班，日班93人，夜班44人。学员中高中生和大学生约各占半数，公务员占五分之一。特训班不收任何费用，供给讲义，每日下午上课2个半小时。新启蒙班的教育对象，是失学的成年工农大众。“注重抗战理论的认识，抗战技术的训练，抗战民众的组织”“定五十班为额，已设立三十三班，教员九十余人，学生千余名”，现有区主任15人负责联络。设立班务委员会，除委员5人外，设1名总干事和1名专任干事处理日常事务。（《抗战教育的前锋》，《救亡日报》，1938年1月18日，第2版）尚仲衣不仅带领自修班组成“抗战教育服务团”赴宝安县开展活动，还协同办理特种训练班。该社积极开展抗战形势的普及宣传，在广州各区设立书报卡，介绍书籍报刊中有关抗战的内容，以便于民众阅读，深受欢迎和好评。此外该社还开展了伤兵服务、难民服务、剧社歌咏、街头壁报、民众访问等活动，并组织流动工作团，深入民间开展工作。

　　自修班的训练目的是培养青年干部，以开展民众运动，从而协助正规军队共同抵御日寇。自修班学生分为两大队，每大队分4分队，每分队15人，共120人。每分队设1名生活指导员，由工作人员担任。采用民主集中的方法选举总队长、大队长、分队长。自修班招收学员的广告在《中山日报》刊出后，青年们踊跃报名，结果原定50名的学额扩充到120名，还添招了30名自备膳宿的“特额”。1937年12月27日在中大附中礼堂举行开学礼，次日正式开课。

　　开始时，该班的生活指导员及工作人员多为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此后还邀请石辟澜、梁威林、叶兆南、岑家梧、冯来仪、姜君辰、张铁生等进步人士。尚仲衣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据汪容之回忆，“在自修班开办不久之后，我心想，尚先生拟定的一套完全冲破旧框框的教学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他自己发明的吗？我想，不可能。有一天，他让我替他拍一个电报给肤施某处姓汪的。我看见肤施这个陌生的地名，不由得问他这是什么地方。他说在延安。不久以后，就从延安寄来了一批批材料。我才恍然大悟，尚先生是向延安取经，为延安播种的”。（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尚仲衣教授》，第62页）

　　该社不发工资，每月只有10多元的交通费。中大校外人员始终为义务工作，校内人员原先有学校工资，中大迁往云南后，由于该社没有迁往，工资随之中断。该社注重对学生进行生活训练，使学生在日常集体生活中，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增强抗战意识。指导员、工作人员和学生相处融洽，同生活、共学习，同在市内及乡村工作。尚仲衣始终以身作则，吃大锅饭，一切生活自理，和学员们打成一片。他还经常鼓励学员说：“古人曾经说过两句话：士子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以为这是不够的；在这里我补充一句，改成：先时代而觉悟，后时代而享受，与时代一齐前进。”

　　自修班意在培训抗日青年干部，学员们不仅学习革命理论，还要培养抗日救亡工作的实践能力。该班以“理论与实践统一，工作与学习并重”为原则，在中大附中的致公堂课室办公。由于绝大多数人员未曾当过指导员，尚仲衣进行耐心教导，并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学习革命理论。自修班的训练包括正式课程、集体研究及抗战救亡工作，每项各占三分之一的时间。正式上课时间，每周5日，每日3小时或4小时。正式课程包括“抗战理论及实践”“战时民众组织与训练”“战时应用技术”，此外还有讲座及军事训练。据学员回忆，训练方式是教、学、做统一，开展工作过程中，“意见民主，行动集中”。

　　训练的中心科目是“抗战理论及实践”，由钟天心等人负责，内容包括“日本侵华简史，中国民族解放史，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国民总动员问题，华南武装动员问题等”。“战时民众组织与训练”是技术方面最主要的科目，由谌小岑负责。具体技能方面，设有“战时应用技术”一科，包括鲁少飞“抗战漫画”，王新元“抗战运输”，俞安斌“抗战歌咏”，曾磊、许培干“防空”，黄琪章、赵美西“防毒与救护”等。

　　开设讲座，如“战时经济问题”“战时农村经济”“战时经济”“战时政训工作精神”“抗战工作的技术问题”“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抗战胜利的关键”“战时民众组织的方式问题”“中国抗战与苏联”“和平战线与侵略战线”“战时外交问题”。原计划使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即正式军训、武器的认识及游击战术，后游击战术课程因故没有开设。

　　集体研究，即每日晚间学生进行分组讨论。由一位指导员或专家负责草拟该问题的大纲，并列举参考材料，事前印发。讨论时按大纲顺序进行，由学生发表意见，再将各方面的意见归纳总结。研究过的问题包括：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抗战以来的教训及今后的对策；中日两国力量的对比；战时民众运动问题；民众武装问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及下乡工作的准备问题。尚仲衣十分乐于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每次都加以详细解释。尚仲衣曾表示，“以后不论在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的一切问题，都愿意交付同学们去共同讨论……以讨论的结果作为实施的依据”。在他看来，集体研究有利于相互启发，可以事半功倍。

　　尚仲衣认为，抗战救亡作为一种实际工作，实践就是最好的教育。因此，抗战救亡工作是学生训练的重心。为适应形势需要，他带领自修班到农村、工厂去验证他所提倡的教育宗旨。这些工作主要在广州附近的乡村进行，时间为每周六、日，“宣传与组织并重”，意在唤醒民众。曾先后前往龙眼洞、大沥、雅瑶、大沥表、大范、大沥圩、沥滘等处。此外，自修班学生还在“市中心区办壁报，联络本市各救亡团体，把抗战教育供给上门”。

　　尚仲衣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下乡工作。为指导青年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还专门撰写《致下乡做救亡工作的青年》一文，认为青年下乡的任务就是动员、组织、武装民众。1938年元旦第一次下乡，自修班学员前往龙眼洞做抗战救亡工作。下乡的组织名为“乡村救亡工作团”，分别成立了戏剧队、歌咏队、演讲队、访问组，工作中心是宣传民众武装自卫运动。访问组得知该村武装已略具规模，但未经训练。戏剧队收获最大，激发了抗敌自卫的热情。前后演出3出剧，分别表现了日寇的暴行、汉奸的丑行，引导群众走向抗日。南海县大沥乡是自修班下乡工作的主要对象，该乡地面辽阔，人口稠密。经过数次广泛宣传后，掀起了爱国的浪潮。

　　推动华南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自修班、特训班结业。在中大附中礼堂的典礼上，尚仲衣告诫学员们说：“联合就是生，分裂就是死！要先于时代而觉悟，后于时代而享受！要把自己与时代联合起来，并推动时代！”自修班培养了大批的青年干部，结业后分赴各地开展工作，推动了华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们多为20岁左右的青年，结业后大多成为广东救亡运动的骨干，后又成为华南各区游击队的中坚分子，“有的做游击队长，正和敌人作血肉的搏斗；有的正在军中服务，鼓励抗战将士的热情及努力于难区的军民合作的事业”。

　　尚仲衣将抗战与教育紧密结合，积极参加抗战教育实践。强调抗战教育理论是为抗战教育实践而服务的，“有教育必须有实践”。抗战教育实践社是他贯彻自身教育理念的试验场。在开展抗战教育过程中，他强调青年的战时自我教育，抗战教育实践社不论是名字还是内容，都体现了他战时自我教育这一主张。通过主持抗战教育实践社，他积极探索如何进行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的教育训练，从而推动华南抗战教育的发展。

　　尚仲衣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点与缺陷，认为“我方的优点是人力，敌方的优点是物力与武器。问题就在于如何运用教育来发展我们的优点以辅助我方武装的缺陷”；作战方式上，广泛的游击战是取得胜利的关键，“除坚强而灵活的阵地战之外，在我方并必须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以辅助阵地战，用以切断敌方的交通”。广泛游击战争，“需要民众行动之自发性与自动性”，而人力优势的发挥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民众训练。

　　（作者：王艺钦 林辉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6-21 08: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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