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新闻界的民主战士
2026-04-17 10:19:23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邹韬奋

　　邹韬奋是中国近代著名记者、出版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为宣传进步思想、唤起民众觉醒、推动全民抗战，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邹韬奋，这个名字与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长江韬奋奖”紧密相连。回望这位民国“顶流”主编的传奇一生，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他用生命刻写了新闻人的“风骨”二字。

　　邹韬奋，本名恩润，1895年生，出生于福建永安，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这个名字，正是他一生低调务实、却又为理想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周恩来曾亲笔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从“算盘”到“笔杆”

　　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始终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

　　邹韬奋反而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通读国学典籍，阅读新兴报刊，尤其是当时《时报》远生（黄远庸笔名）撰写的“短小精悍、充满朝气”的特约通讯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激昂慷慨、淋漓痛快”的评论，更是使他“看入了迷”，他由此开始关注政治，关注时事，并逐渐意识到“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

　　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没有过多的利益思考、没有复杂的顾虑想法，邹韬奋在信仰的指引下弃理从文。

　　1921年7月，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最想进入新闻界。那时他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可是一时没有机会正式从业。不久，邹韬奋听说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物色编辑，要求中英文俱佳，于是便毛遂自荐，写信给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黄炎培对他很感兴趣，便请他担任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译《职业教育丛书》等工作。

　　闻名国内外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开始踏上新闻之路。他曾这样说道：“《生活》周刊是能使我干得兴奋之至，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

　　而此时的《生活》周刊，发行量仅两千多份，内容乏味，读者寥寥。邹韬奋的到来，为沉闷的“媒体圈”带来了一场思维革命。

　　邹韬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刊物从高高在上的说教，拉回到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他开设了著名的《读者信箱》专栏。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摆设，他投入了巨大的心血。

　　邹韬奋主张文字要“畅快淋漓”，反对“佶屈聱牙”。即使是严肃的社会话题，他也力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表达，让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市民也能看懂、爱看。他革新版式，增加图片，让刊物“颜值”飙升。邹韬奋接办两年后，《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4万份，到1931年突破了10万份，1933年达到15.5万份，“韬奋”之名亦闻名国内外。

　　邹韬奋有一句名言：“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汗汁，灌溉这朵《生活》的鲜花。”在他心中，服务读者是唯一宗旨，而非讨好权贵或广告主。这种坚定的民众立场，奠定了现代报刊的公共性基础。

　　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当时“青记”的会刊《新闻记者》就是通过生活书店代售代邮的。

　　“知心大哥”

　　《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每日的来信量巨大，邹韬奋接手两年后，每日来信100多封，一直到后来每日200多封。在1932年，最多的时候每天有来信1000多封，每年的读者来信量可想而知。但邹韬奋却说，他做编辑最大的快乐，就是回复读者来信。

　　邹韬奋仿佛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知心大哥”，在字里行间为读者排忧解难。而读者真的和他们做成了好朋友，哪怕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写信来与他们商量。另外，他们还帮很多读者代买东西、帮忙介绍工作，但是却没有抱怨，因为邹韬奋觉得这是读者对他们的信任。

　　信任也意味着责任。1931年夏天，这份责任感将邹韬奋推向了风口浪尖。

　　当时，《生活》周刊大胆刊发系列报道，揭露国民党高官王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兼大夏大学校长）的丑闻——他利用职权，与一名女大学生结婚，并在上海愚园路兴建豪华新房。报道不仅文字犀利，还配上了记者冒险实地拍摄的五张新房照片，证据确凿，一时哗然。

　　很快，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邹韬奋在回信中，用他特有的绵里藏针的笔法，写下了这样一段至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的话：“当此民穷财尽的中国，应以救国为己任的党员而复身处高等地位，个人的穷奢纵欲，实为国家罪人。”

　　这句话，看似是回应读者，实则是一记抽向权贵的响亮耳光。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这无疑是一次冒着风险的公开指控。但邹韬奋没有退缩。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个真正的媒体人，其勇气就在于：永远站在读者这一边，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

　　一次，一位青年读者因失恋而痛苦万分，写信求助。邹韬奋没有空讲大道理，而是用真诚和智慧的文字化身“心理医生”，一点点开导，帮助他走出阴霾。这种远超媒体本职的“极致服务”，让《读者信箱》成了刊物的灵魂。读者们不是在阅读一本冰冷的杂志，而是在与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交谈。

　　时任《中央日报》著名记者赵浩生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便如饥似渴地抢购；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

　　“幸福密码”

　　邹韬奋不仅在事业上颇有成就，同时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夫人——沈粹缜。

　　在那个接手《生活》周刊的忙碌岁月里，邹韬奋与沈粹缜结为连理。从此，这位贤惠的夫人把家庭打理得温暖又和睦，让先生能心无旁骛地挥洒笔墨。

　　当时的邹韬奋全身心扑在《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上，沈粹缜在家庭生活中完美补位。小到每日餐食，大到家庭财政，全由她一手包办。最细致周到的是，她甚至将邹韬奋每天出门的电车费都提前数好、分装妥当。邹韬奋只需伸手往外套口袋一摸，车钱立马到位，把精力留给更重要的事。

　　当然，再精密的系统也有出小岔子的时候。有一天，邹韬奋的外衣口袋破了，沈粹缜来不及缝补，便将车费挪到了内兜，并特意叮嘱了他。不巧的是，当时邹韬奋正沉浸在文章构思中，压根没听进去这话。

　　结果可想而知：忙完工作，邹韬奋照例跳上电车，熟练地外兜一摸——空空如也！他顿时慌了神，赶紧下车，狼狈地找地方给太太打电话求救。听到妻子在电话那头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连连笑着认错：“不错不错！我全忘记了！”

　　邹韬奋曾深情地写道：“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们……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的友丛中工作着。”家庭的安适给了他现实的乐园，而读者的心心相印则给了他精神上的万丈光芒，这份双向的滋养，激励他奋斗了一生。

　　沈粹缜默默守护着小小家园，为邹韬奋营造出可以安心思考、放松身心的港湾。在邹韬奋病中乃至生命最后时刻，沈粹缜都守在身旁，不离不弃。他们一生共育有二子一女。这些看似平凡却无比珍贵的情感联结，默默支撑了邹韬奋不平凡的一生。

　　如果说民国文化界也有“顶流”，那邹韬奋必须拥有姓名。他风趣、真挚，但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他的学识与人格所倾倒。

　　邹韬奋的“朋友圈”，更是星光熠熠。与鲁迅的友谊，始于“民权保障同盟”共事之时。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里曾记下一幕生动的画面：“开会最有意思的，是看鲁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抽烟。他俩完全不需要火柴，一根刚完，另一根就已接上。”而邹韬奋自己，却是个不抽烟不喝酒的“老实人”。

　　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时，鲁迅的热心让他备受感动——鲁迅常常用日式的绿色包袱皮包着资料，亲自送到生活周刊社。那匆匆而来的身影，是文人相重最温暖的注脚。

　　不得不提的是，邹韬奋还有另一位挚友胡愈之。

　　邹韬奋办《生活》周刊，胸怀开阔，没有门户之见，唯才是举。正因如此，笔名“伏生”的胡愈之成了国际时评的主笔。他文章一流，为人真诚，与韬奋脾气相投，他敏锐的政治见识更是深深影响了邹韬奋，堪称挚友。邹韬奋逝世后，最深切、最懂他的纪念文字，也正出自胡愈之之手。

　　这位才华横溢的报人，其事业之路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他常以“苦干”自勉，却因此招来非议。当时无锡有家报纸刊文嘲讽，说他销量大涨后便“拥丑妻、坐汽车、住洋房”了！

　　邹韬奋读后，幽默而耿直地回应：“妻子是有一位，但一点也不丑；汽车嘛，除了偶尔坐公共汽车，每期杂志都是靠几十辆黄包车‘穷凶极恶’地拉去邮局——哪来的私家汽车呢？”

　　命运最讽刺的转折在于，后来在苏州，邹韬奋却真的“坐上了汽车”。那是一辆押送他前往法院的新式轿车，旁人望去，或许还以为他是哪个体面的阔客。谁曾想，这位一生苦干、曾被恶意中伤的文化人，第一次以车代步，竟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

　　从与挚友的烟卷情谊，到被误解的“汽车风波”，邹韬奋的人生充满这样的反差。但无论在何种境遇下，他那份知识分子的风骨、幽默与真诚，却从未改变。

　　“六刊一报”

　　邹韬奋的伟大是他将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新闻人的铮铮风骨，置于一切之上，更是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抉择。他的生命，就是一部“在刀丛中觅诗”的传奇。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毅然将《生活》周刊转变为抗日救亡的舆论号角。他的评论，如一篇篇战斗檄文。国民党当局先是以高官厚禄利诱，被他断然拒绝。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查禁刊物，威胁人身安全。

　　其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是《生活》周刊被查封时，邹韬奋在最后一期封面上，毅然刊出他自己写的《告别词》，痛诉被迫停刊的悲愤，并宣告：“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这种“站着死”的姿态，震撼了全国读者。此后，他屡仆屡起，先后创办或主持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等“六刊一报”。这些刊物如同燎原的星火，封一个，再办一个，笔锋从未退缩。

　　邹韬奋尤其倾力宣传东北抗日将领的事迹，其中马占山在黑龙江奋勇抗敌，威震全国。为支援前线，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生活》的读者们响应如潮，短短时间竟募集到近一百万元巨款，民心之热切，可见一斑。

　　然而风波骤起。当马占山的代表抵达上海接洽捐款时，却对外表示：实际收到的金额与上海公布的数目对不上——《生活》周刊代收的百万捐款，马占山部仅收到十余万元。质疑声四起，不少人甚至怀疑邹韬奋是否“中饱私囊”。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捐款统一由上海抗日救灾后援会会长朱庆澜经手分配，捐款并非全部拨给马占山一部，而是按前线各部队实际需求统筹分发。《生活》周刊并未经手现金，朱庆澜也秉公办理，绝无舞弊。

　　为自证清白，邹韬奋请来会计师，将每一笔账目核查得清清楚楚。待真相大白，谣言不攻自破，一场信任危机终于平息。这件事，不仅见证了邹韬奋的担当，也映照出那个时代民间抗日热情的高涨与复杂。

　　“韬奋精神”

　　邹韬奋将读者视为服务的唯一中心，这种朴素的“人民性”，是新闻工作最根本的立场。在威逼利诱面前，他坚守了媒体人的良知与底线。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骨，是新闻行业最珍贵的职业道德基石。他精通编辑、出版、经营，是一位全才型的媒体领袖，代表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专业素养。

　　1943年3月，邹韬奋秘密返回上海治疗，被确诊为脑癌。即便是在病床上，邹韬奋依然不愿放下笔杆，写了《对国事的呼吁》。他在临终前，口述遗嘱：“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9月，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逝世，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虽然邹韬奋生前未能入党，但中共中央在致其家属的唁电中称他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为之亲题挽词，赞扬他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也感慨地说，邹韬奋经历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郭沫若曾这样评价邹韬奋：“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毛泽东对其精神的高度概括最为人称道：“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

　　“韬奋奖”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褒奖，更是对一种新闻理想和职业操守的呼唤。它提醒每一位新闻人：你的笔下，有财产万千，有毁誉忠奸，有是非曲直，有人命关天。

　　今天，当我们缅怀这位新闻出版巨匠时，我们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寻找指引未来的精神坐标。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依然是我们前进的明灯。他那支“秃笔”下流淌的热血与精诚，他那“肩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的誓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为真理而战，为人民发声。（朱怡柯 艾欣 陈娟）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4-17 10: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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