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科学家 | 战火中他勘透山河，绘出10万平方公里矿产图
2026-01-20 14:31:55 来源：中国科协之声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中的科学家】专栏
八十多年前，抗战烽火燃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科技界展现出高度的民族自觉与担当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毅然实现全面战略转向，将全部智慧投入抗战急需，“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筑起了一道烽火中的科技长城。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推出【抗战中的科学家】专栏，深切缅怀那些峥嵘岁月中以科学救国的英雄们。他们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继续前行。本期我们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人物：谢家荣。
抗战的硝烟里
谢家荣冒死保护科研器材
拒绝日伪聘任挺起民族脊梁
只身南下投身地质勘探
秉学识探矿藏、建锡厂换军需
辗转西南边陲
绘各省矿产图
探煤、铁、锡、铜等20余种矿产
有力支援了抗战
用科学为新中国找石油
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关键贡献
谢家荣(1898年-1966年)
地质学家、矿床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地质工作50年，对中国煤岩学、矿相学、石油地质学、矿床学、经济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震学和陨石学等进行过开拓性研究，在燃料及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及找矿上成就卓著。最早提出地质理论找矿，倡导综合勘查方法。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曾任该学会第一届书记（秘书长）、第11届和第23届理事长。
临危受命护器材
全面抗战开始前，谢家荣在北京大学任教。彼时他在地质矿产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已蜚声中外。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南迁，谢家荣根据翁文灏指示继续留在北京，负责北京大学撤离后地质系遗留财产的保护工作。为保护实验室里的铂金坩埚等贵重物品，谢家荣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带回家保管。
这期间，日伪政权曾经要求他到伪北京大学任职，他严词拒绝，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37年9月，谢家荣把珍贵的地质研究器材交给夫人吴镜侬保管（后来吴镜侬将这些铂金坩埚完好地交到了中国政府手中），化装成日本商人只身南下，途中接到调查矿产和地质勘察任务，从此脱离教职，投身地质勘察工作。
一心找矿为抗战
当时，谢家荣认为中国地质工作与矿产开采之间缺少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矿产勘查，“力图实现学以致用发挥经济地质作用的抱负，为抗日贡献力量”。
1937年，谢家荣调查广西西湾煤田、广西富贺钟区及湖南江华的砂锡矿。他与同事徒步考察两个月，看遍了那里几乎所有的矿厂和矿区，掌握了砂锡矿的锡源、沉积、坯变、袭夺四个基本问题的经验和知识，写出多份调查报告。
1938年，中原和华东资源基地沦陷，国家对大后方矿产资源的开发变得急需起来。
谢家荣凭着他对砂锡矿的深入研究，虚心学习采、选、冶技术，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经费，主持创立了当时湖南唯一用机器采锡的矿厂，并通过生产锡锭出口换汇，购买抗战军用物资，直接服务抗战事业。
艰苦奋斗成果丰
1940年，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成立后，谢家荣任总工程师。后因日寇侵越，叙昆铁路修建计划流产。不顾日军的轰炸和侵扰，谢家荣主持了叙昆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与研究。在此期间，谢家荣领导的矿产测勘处一直工作在交通不便，甚为偏僻的西南各省，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经费又极为紧张，他曾经对兼管总务的杨博泉说：
“吾处经费甚少，一切消耗费用务须尽力节省，工人亦应尽量减少，必要时一切事可由我们自己来做，剩下的钱，我们要留作野外调查之用，万一公家一时不给我们款子，那我们只有吃饭不拿薪，我们学地质的应有这种苦干精神……”
设备简陋，物质匮乏，就自己动手解决工作所需。例如市面上买不到磨制岩石薄片所需的加拿大胶，就自己试制代用品解决。沙光文先生回忆说：“抗战时期矿产测勘处缺加拿大胶，谢先生不是放弃镜下研究工作，而是想方设法以自制代用品去解决问题，先生的爱业、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创进取的工作作风就不能不使我永铭于心”。
正是因为谢家荣以身作则，苦干实干，忘我工作，坚持着应用地质的研究，才使这一支不过20~30人的技术队伍，在云、贵、川、康一带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1940年到1945年的五年间，所制西南各省矿产地质概略图，面积将近10万平方公里，其中所制一千分之一至五千分之一的矿产详图有2000余平方公里，调查煤矿60处，铁矿16处，铜矿13处，银铅锌矿21处，金矿3处，锑矿5处，铝矿27处，锡矿5处，钨矿2处等等，发现了云贵的高级铝土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坚信科学找大庆
曾经，国际石油界普遍把中国当作一个贫油国，许多外国专家到中国考察后都断言：中国没有石油。
早在1921年，谢家荣在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并发表《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是我国地质学家首次勘查石油，他也是我国最早的石油调查者。
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谢家荣指出：“中国石油的分布，决不只限于西北一隅”“依据地质理论，并为解决中国石油问题计，我们应该扩大范围，在中国各地普遍探油”。
1949年8月，谢家荣率团前往东北考察后，他在《东北矿产概况》中写道：“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松嫩平原，因为此地区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这一切都为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埋下了伏笔。
1954年，谢家荣将中国的含油远景区分为三大类总共20个区，松辽平原位列其中。1955年，在3年石油普查刚一开始时，作为当时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总工程师的谢家荣就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
1955年6月谢家荣（中）、黄汲清（谢家荣左前）在1955-1957年的石油普查中
1956年，谢家荣绘制了《中国油气区及可能油气区分布图》，划分了三大类22个油气区和可能油气区，并于次年发表《中国油气区和可能油气区的划分与评价》。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石油分布所作的最全面的预测，其中就包括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平原。
正是谢家荣等人的石油地质理论指导和科学预测，我国终于在1959 年发现了国内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一举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素材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中国科学报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1-20 14: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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