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我的每一笔都为了抗战！” ——“抗战绘画第一人”沈逸千
2022-11-23 11:46:56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石慧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危如累卵的局势，中国美术家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民族斗争中。他们以笔为枪，肩负起宣传抗战的使命，向人们生动地呈现全民族抗战的面貌。著名画家沈逸千就是其中一员，这位满怀爱国情的热血画家，面对民族危亡曾慨言：“我愿我的每一笔都为了抗战!”

沈逸千

　　以笔为枪 宣传抗日

　　沈逸千，原名沈承谔，早年师从旅沪日本画师西川立三。沈逸千以画马见长，与徐悲鸿齐名。后来，他取中国画与西方素描画之长，开写实中国画之先河，被誉为“抗战绘画第一人”“写生第一”“新中国画重要奠基人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逸千为抗日救亡积极奔走，绘制了大量抗日宣传画。1932年，他为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绘制彩版抗日宣传画报，并在上海市区和沪宁铁路沿线张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沈逸千随即以画家身份加入陕西实业考察团，据当时《包头日报》报道：沈逸千曾到陕北各地考察，“所绘各种风景名胜画幅甚多”。

　　1933年春，沈逸千成立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率团自沪北上声援“长城抗战”。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军阀签订《塘沽协定》，沈逸千深感此条约丧权辱国，内心愤恨不平。为宣传抗日救亡，他前往察哈尔、包头一带考察、写生。回沪后，沈逸千在《时代画报》刊发《蒙边西北专号》，此外他还以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的名义举办“蒙边西北展览会”，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1936年，沈逸千应邀成为上海《大公报》写生记者，继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这期间，他在《大公报》上刊发了《塞外的粮仓》《冒着大风迈进的骆驼队》等一系列图文报道。这些报道不但宣传了抗日思想，更让广大群众了解了塞外的风土人情。《绥远西北日报》曾刊文：“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沈逸千，前岁夏季来绥，已展览国难壁画后，即返沪将蒙地生活情形，编为视察记，交书局印刷成帙，在各商埠出售，以使南省人民，明了蒙地情况，沈氏将于该团介绍后，即担任大公报旅行记者，特于前日由津来绥，据谈，拟再度赴蒙地各旗，从事工作，将视察所得之材料，介绍于南省，各记载拟由大公报刊登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沈逸千又以《战事画刊》特派记者身份奔赴前线，他拍摄了大量照片，报道平型关大捷，宣传八路军英勇善战的抗敌事迹。1939年，沈逸千与爱国画家赵望云、叶浅予等人一起筹备抗战美术会美术出国展览会，希望通过中国画家创作的新兴美术作品，向世人呈现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争取各国的支持与帮助。由于他拥有丰富的战地写生经验，便担负起作品征集之责。与沈逸千同行的还有著名版画艺术家黄肇昌和摄影记者彭华士。1939年11月，他们组建战地写生队，由沈逸千任队长，自渝出发，奔赴陕、绥、晋、察、冀、豫等地收集关于抗战军民的美术作品。

1939年10月，沈逸千关于征集战地写生作品出国展览给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的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两赴延安 实地写生

　　在收集美术作品途中，战地写生队曾两次前往延安，留下许多有关八路军、游击队的珍贵写生和照片。沈逸千等人向国统区的人们真实客观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粉碎日伪军侵略、发展抗日武装和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形。在晋西北，沈逸千拍摄了名为《晋西北今战场》的照片，反映了有关二十里铺村反“扫荡”的情况。他在照片旁配文：“三年以来，日方的扫荡战，与华方的反‘扫荡’，大小数十百次，战局仍无显著变化。所可知者，日方士兵死伤惨重(华方死一人，日方死十四人)……今夏华军反‘扫荡’战役中，在此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伏尸遍野，为有名之今战场。”1940年的《抗日画报》刊载了沈逸千描绘太行山农民运输队自发帮助游击队情景的漫画《北线的军民动态》，旁边配文：“他们(群众)自动的(地)给军队救护伤病、运输弹药粮食，予我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部队诸多方便与帮助。”同年，知名图画杂志《中华(上海)》用2个版面刊载了一组名为《战地写生队作品一斑》的美术作品。这组作品包含7幅写生和1张照片，作品前页附有注释：“中国抗战美术展览会，为画家赵望云、叶浅予、沈逸千等所组织。筹备经年……为谋内容更加充实起见，乃推沈逸千组织战地写生队……从事实地写生，并联络前后方作家，及征集各地之抗战美术作品……本页所刊漫画，皆为该队队长沈逸千君所作。”

　　1941年，《东方画刊》刊登了沈逸千、黄肇昌和彭华士在延安创作的5幅作品。彭华士绘制的《参加游击队的小战士》展现了一名年轻战士手执小号，随时准备战斗的样貌;《在游击区域中，放哨回来的自卫队战士》展现了一位自卫队战士，放哨归家，手持武器在家门口与亲人谈话的生活景象。另外3幅作品则以表现游击战斗为主，沈逸千绘制的《从火线上抢救伤病的农民担架队》反映出农民组织的担架队不惧危险，在战场上救助受伤游击战士的内容;《延安抗日大学的学生，他们上课听先生讲，下课便打游击》描绘了一队学生扛着武器，气势磅礴去打游击战的画面。黄肇昌绘制的《敏捷的游击小组，登山涉水，突击日军》，也以游击队为主角，表现他们背着行囊，在河中敏捷行走，准备突袭日军的场景。读者观赏完这些反映军民生活的作品后，无不被战士们的朝气和战斗精神所感染。

　　战地写生队还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举办画展，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观看后有感而发道：“有真实内容、适应形势，就有成功的作品。就中国的美术运动史说，任务就在于反映抗战中的现实斗争，创造美术上的民族形式，战地写生队诸先生的大作正表现着这样的方向。”后来，茅盾在观沈逸千画展时也曾赞叹其“写生画应作五年来抗战史料来看”，足见战地写生队画作的重要价值。

　　1942年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加紧制造反共摩擦，战地写生队被迫停止工作，但他们的作品却有幸通过老报刊、档案史料等留存下来。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1月18日 总第3909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23 1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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