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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9日 日本投降矣!
2015-09-23 15:36:34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有些日子,国人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华北的安宁,日本开始全面侵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横行一时的侵略者终究难逃覆亡的下场;更无法忘却的是1945年9月9日,这一天,日本正式在南京向中国受降,曾烽烟遍地、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

  蒋介石为纪念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50周年,特意选定9月9日9时作为南京受降吉辰,借以表示自己继承国父遗志。广州起义的九月初九是农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字是最高最完整的数,象征着完善无缺、完全胜利的意思。

  芷江洽降:民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南京受降”前,先进行的是“芷江洽降”。

  湖南怀化边陲小城芷江,全副美械装备的新六军,听到日本宣布终战的消息,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很多人都醉了。部队里的美国教官,把所有库存的东西都拿出来庆祝,载歌载舞。就在7个月前,“芷江保卫战”爆发。在那场为时55天的惨烈激战中,我方7700名将士壮烈殉国,击毙日军12000多人,伤敌23000多人。这场战役的胜利,加速了日军投降的进程。

  得知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在中国战区的失败,一直宣称“终战”,而不是“投降”,新六军的官兵愤慨不已。

  在重庆高层会议上,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上将曾发话:日本现在很嚣张,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到南京去受降,部队应该有一种威慑力量。现在中国部队有威慑力量是新一军和新六军,新六军就在芷江,就在空军基地。到南京几个钟头航程就行了,应该让新六军去。最后,新六军被选定为赴南京受降的部队。接洽日军投降的仪式就在新六军当时的所在地湖南芷江举行。

  1945年8月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发布命令,赋予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芷江受降的12项任务,其中第3项为:“对中国战区内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

  8月20日下午。来自重庆的四架运输机飞抵芷江,何应钦、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等同随员及新闻记者五十余人同时赶到。当晚,何应钦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一度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V”(Victory)字字样,代表胜利。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受命飞往芷江洽降。据说,当今井武夫一行乘坐的冈村宁次专机接近常德上空时,突然从云端中飞出六架野马式战斗机,围绕专机转了三圈。经辨认确定为美军飞机前来引航后,今井武夫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呆坐在座位上默然无语。

  与此同时,芷江机场警卫部队派出一个营,并增派宪兵一个连,担任警戒任务。事前,在机场周围用石灰划出警戒圈,圈内布满了岗哨,参观的人群被限制在石灰警戒线以外,防止发生意外。

  中午12时11分,当挂着红色布条的日本飞机准备在芷江机场着陆时,先围绕机场低空飞三周,以示敬意。日机着陆后,陆军总部派陈应庄少校接待(实际上是新六军的政治部少将主任,为了表示对日寇的蔑视,改称少校)。今井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应庄是否可以下机?陈答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武夫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应庄检查前来洽降人员的名单,宪兵检查行李后,引导今井武夫及其随员等七人,分乘两辆吉普入城。

  当时,长约两公里的路旁,站满了中美两国的军人和百姓,有的伸出手指作出表示胜利的“V”字状,有的握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犯!”。今井武夫面色惨白,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他在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降使一行内心充满了绝望孤寂和不安的心情。

  下午4时,受降典礼正式在芷江七里桥开始,萧毅肃主持仪式。会场原为空军第五、第六队俱乐部,木质的大厅长约20米,宽约8米。会场前有一旷地,中间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会场内右边挂着孙中山半身遗像与国民党党旗,两边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标语。几张桌子排成弧形,铺着白桌布,有如法庭的审判台。对面有另一张小桌子与四把黑椅提供给洽降代表。会场内政要、士兵、中外记者140多人,早已等候在会谈厅的另一端了。

  现场所有人都盯着今井他们脱帽入室,他们获准佩带军刀,但4人走过空位时,均对萧毅肃深深鞠躬,然后肃然默立。萧毅肃示意坐下,验明今井武夫等人的身份后,洽降才算正式开始。何应钦宣读受降命令,整个过程历时1小时17分钟。今井武夫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并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上签字。观礼人群为之欢呼。

  六天后,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一行,首先由芷江飞往南京,进行正式受降和接收的准备工作。

  冈村宁次南京机场恭迎何应钦一行

  先遣人员最初曾考虑以南京原国府路的“国府”作为受降典礼的场所。后发现该地缺乏较宽阔的操场和营房,才决定将受降典礼设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原址。

  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消息传来,9月3日被宣布为抗日战争胜利日,全国放假3天。“南京受降”随之也万众期待。

  延安,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重庆,蒋介石全身戎装,特级上将军衔和一排排勋章交相辉映,他兴致勃勃登上检阅车,来到重庆市中心街道。两旁的人群不时发出一阵阵整齐的口号声:“抗战胜利万岁!”“蒋主席万岁!”蒋介石高高站起,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

  自9月5日起,新六军官兵陆续乘美国运输机飞往南京。其任务是占领南京,控制侵华日军总部,接收京沪铁路沿线防务,确保南京、上海之间的交通畅通。

  3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搭乘专机由芷江起飞,中午12时15分降落南京。冈村宁次偕驻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及今井武夫等日军将领另成一列,肃立恭迎,其他如各盟国军事代表团、南京地方官员、地方商会、工会、农会以及学生总会代表近一万多人前来迎接,场面极其盛大。

  最初,要不要让冈村宁次去机场迎接何应钦,中美在南京的人员之间有过一番争执。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认为不应让他去,理由是去了敌我不分。中方人员反复强调的无非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训示,冈村率领日军配合国军行动,拒绝共军迫降。事情报到何应钦那里,决定折衷一下:准许来机场,但另站位置,以示区别。

  何应钦搭乘的是美龄号双引擎座机,由九架战斗机护航,飞抵机场上空时,一时间万人翘首欢呼,掌声不绝。下机后,何应钦接受市民献花和“日月重光”的锦旗。在中外记者的包围中,何应钦满面笑容,接着走入欢迎行列,挥手答礼,随后驱车前往设于中央军校的陆军总部,沿途人群夹道。

  何应钦感慨说:“记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16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重回到首都??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光荣的胜利,重回到首都,内心自然是无限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想到这八年来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和同胞,以及陷区同胞八年来所遭遇的痛苦,又不胜感念!”

  1945年9月的南京,历经日军铁蹄的践踏,满目疮痍。9日那天,六朝古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一派喜气洋洋。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即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举行。

  一大早,由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柏油路两旁每隔50米就竖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旗杆旁并排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与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蹬皮鞋,身着笔挺的制服,戴白色手套持冲锋枪庄严挺立。黄埔路口有一座以松柏枝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绿色和平”四个金字。中央军校门外牌坊顶端则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象征着胜利。其下方贴有一行金字: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

  礼堂四周也彩饰如新,正门与其他出入口均有新六军士兵与宪兵把守。礼堂正中悬挂着中、美、英、苏4国国旗。大旗下为日本投降代表签字地,用淡蓝色的布,围成一个“凹”形。内置宽大的条桌和较窄的条桌各一张,受降席位居上首,上铺白布,桌后有5把带扶手的皮靠椅;投降席位居下端,桌后放7把木靠椅。受降席和投降席的后面,各肃立8名武装士兵警卫。大厅上方,悬挂着4盏巨型银光灯,照亮全场。签字台两旁是参加盛典的中外来宾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的观礼席,共计200余人,加上室内外仪仗队及担任警卫的士兵,约1000人左右。

  8时50分,千余座位已座无虚席。计有汤恩伯、王懋功、冷欣、廖耀湘等陆海空军将校219人,谷正纲、马超俊、丁惟汾等国民政府文职官员51人,盟国代表47人,中外记者88人,等候见证日本受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南京受降:冈村宁次盖歪了章

  原国民党新六军第14军司令部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见证了“南京受降”的全过程,当年,他是站在何应钦左后方身后的那个年轻人,间隔约有3米远。

  据王楚英回忆,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四盏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行步入会场,全场来宾肃立迎接,摄影记者们频频按动快门。

  何应钦在受降席居中坐下,左侧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侧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受降席正中,摆放有一时钟,另有漆盘一个,内放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降书》、《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何应钦签字后的讲话稿,依次摆放在案头。

  8时58分,又是一阵闪光灯,日军签降代表,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七人自礼堂正门入场。王楚英说:“这七个代表都是光头,身着军服,没有佩带军刀(以示缴械)。”他们成纵队走进布栏后排成横队,冈村宁次居中,一齐向何应钦等脱帽作了45度鞠躬致敬,何应钦欠身作答,双方坐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宁次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则只能放在自己膝上,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上。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经过几分钟的摄影时间,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冈村宁次命小林浅三郎呈递。小林浅三郎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鞠了一躬。何应钦检视后将文件留下,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文本由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身,双手捧接。

  9时7分,冈村宁次打开“日本投降书”,小林浅三郎在一旁磨墨,动作有些僵硬。冈村宁次一边匆匆翻阅降书,一边取笔欲蘸墨,却突然盯着毛笔怔了起来,手也颤抖起来。后来可能是为了掩饰紧张,他顺手捏下了笔头的几根羊毫,恭恭敬敬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伸出双手解上衣右上侧口袋的扣子,解了半天,取出方章来,如举千钧,蘸了红色的印泥,终于抖抖索索地盖到了投降书上。不想印章却稍稍盖歪了,冈村宁次面部微露难色,但已无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着,一面命令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一面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这点头恐怕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则表示日军就此投降。”王楚英说。

  小林浅三郎按冈村宁次的吩咐,捧着降书走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应钦。何应钦起身接过。正是这一起身,后来引来媒体猛烈批评。舆论认为何应钦竟然起身接降书是毫无气节、向日本人低头之举,有“媚日”之嫌,有损国格。而据王楚英回忆,因为受降席桌面十分宽大,小林浅三郎太矮,如果何应钦坐着,根本够不到小林浅三郎递过来的降书,因而只能起身。

  何应钦检视后签名盖章,此时,时针正指向9时9分。随即,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命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在受领证上签名盖章后,命小林浅三郎呈递。

  9时15分,何应钦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自即时起,冈村宁次已不再是“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更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具体任务就是传达、执行中国陆军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宜。

  随即,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发表了简短演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何应钦的讲话迅速被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

  9时20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中国战区一百二十余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顺利完成,何应钦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当日中午,何应钦在今中山东路307号原励志社举行酒会,宴请中外来宾,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09-23 15: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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