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热河失守：蒋介石误国不可恕
2017-05-11 14:02:2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点击：  复制链接

　　林语堂的这封公开信，只字未提此时此刻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紧张关系;也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支持胡适脱离同盟，抑或支持同盟开除胡适。信中没有特意的是非认定与立场强调，但通观全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林语堂并不认同国民党政府，对胡适支持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与遗憾。

　　信中谈到“热河最近的趋势”，实际上是指“热河事变”。热河省，是1914年2月设立的省级行政区划，1955年7月29日撤销。热河省位于目前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包括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内蒙的赤峰地区、通辽部分地区、辽宁的朝阳、阜新地区。由于伪满洲国成立时，《建国宣言》中即曾表达过热河为满洲一部分。于是，日本即单方面根据《日满议定书》，一直处心积虑，侵略热河。1933年1月，终于爆发“榆关大战”，张学良从保存实力考虑，暂时退居山海关之内。当时，日军驻守长城外，占领热河直取北平态势相当明显;这时，日军还只是想借攻击北平之势，来换取中国国民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因为中国国内舆论普遍不愿意承认满洲国，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等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但装备不良、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结束。热河最终还是遭日军占领，这就是所谓“热河事变”的全过程。

　　“热河事变”期间，胡适又在做什么呢?林语堂信中所提到的“去保定和蒋委员长谈话”，究竟又谈了些什么呢?翻阅《胡适日记》，这些“主人翁”们的谈话内容与行动计划，一目了然。其实，此时的胡适，也并没有赞颂国民党政府的意思，愤怒与失望也溢于言表。

　　《胡适日记》1933年3月2日：“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凌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要真心救民。……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胡适日记》1933年3月13日：“五点见蒋先生，谈了两点钟。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从《胡适日记》来看，他此时对国民党政府及热河事变的态度，与林语堂相当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心有灵犀”。胡、林二人都痛恨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各自为政，都认为国家长期以来积弱积弊，将无法抵抗侵略;“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慨叹，都分别出现在各自的日记与公开信中了。林认为中国在日本侵略之下，“如果不亡，那是列强的恩典”，这一观点在《胡适日记》中也有反映。1932年3月14日，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国家三十年来完全在国际局面之下苟活，而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有幸存之道!”由此可见，对“热河事变”、对国家时局的看法，胡、林二人虽未有过密切交流，却如出一辙。

　　但林认为中国文人去与政客谈治国救国，根本上是无用的，“这些闲谈究竟有何益处?柏拉图的“哲学之王”除了自己上吊还干得什么?”应当说，这样的洞见本来不错，评判得也相当犀利。而胡适却是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跳出所谓“学者本分”“莫谈国事”的世俗信条，积极致力于评论政治与建言国策，一直在做着他认为“功不唐捐”的参政议政工作。“热河事变”发生后，他面见张学良、蒋介石等，通过“闲谈”，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建议。又与丁文江、翁文灏联名通电蒋介石，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即指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随后，甚至通信张学良，直接劝其引咎辞职;又在自已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六千字长文《全国震惊以后》，呼吁国民对时局、对国事要时刻警醒。所有这些在文人圈子里看来并不高明，过于直露意愿、并不给自己留后路的行径，胡适都全力以赴，未计后果。

　　与上述这些“反政府”言行相对应，胡适却又站出来反对将民权问题政治化，公开为政府辩诬;他痛责政府及其领导人无能，但仍要向政府及其领导人献言献策，缓解危局;这看似自相矛盾的两种做派，却正反映了胡适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胡适的这一政治理念，是要在现有政府框架内，寻求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上的全面进步与开明治理，是温和的、以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家稳定为前提的。在这一政治理念之下，需要耐心解决积弱积弊的国内国际各种问题，而不是彻底推翻政府、分裂政府，胡适始终认为，要最终达到现代化的民主政治，是制度设计而不是上街运动。或许可以说，这是书生意气，这是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蓝图，但这也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士传统使然。通俗地讲，这就正是“主人翁”精神所在。

　　当然，在胡适生前，林语堂并不能看到胡适的日记;在写公开信时，林语堂也未必知道或能预见到，胡适在此前后的种种“主人翁”作为。所有这些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所有这些因交流沟通不畅间接造成的隔阂，都在所难免。在文人圈子里，因为隔阂而产生的争论乃至论战都是可能的，但胡、林二人此刻的隔阂，却并未因公开信的发表，而产生想象中的波澜起伏。胡适终其一生，并未对林的这封公开信，有过任何回应与解释。

　　胡适的沉默颇令人费解，因为他对《中国评论周报》与《世界日报》，都相当熟悉。这封公开信中、英文两种，应当总有一种他曾经看到过。1930年时，胡适就因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看到关于他的一次英文讲演的批评文章，而给报社寄去过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后来他与潘光旦关于“全盘西化”的论争，也正肇始于此。而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民权的保障》一文，更是要比他在《独立评论》上的发表时间还早一天;他的行踪、去向、言论、讲演、访谈也是屡屡见诸此报。依此看来，林语堂的公开信，胡适在这两种报刊上，总是会看到过一种的。但他没有选择付诸文字来回复，没有选择纸上论争来应答，而是选择按照实际行动的方式，将林的“连环信”一一带到前线，或许这才是最切实、最生动的回应吧。

　　1933-1937年，胡适一直高度关注中日外交局势，并多次面晤蒋介石等高层，屡次建言献策。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胡适飞赴美国，宣传中国抗战，并力促中美抗战联盟之形成。1938年9月，更正式出任中国驻美全权大使，以“书生大使”的形象，出现于国际外交的舞台之上。直到1946年归国，胡适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将林语堂的“连环信”带到抗战前线，交给长官与民众，甚至还传达到了大洋彼岸的欧美各国。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11 14: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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