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
2017-07-29 15:02:49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重光葵(英文名：Shigemitsu Mamoru)(1887年7月29日-1957年1月26日)，日本大正、昭和时期外交官，甲级战犯之一。191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外务省，1929年起历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本驻中国大使。

　　1932年在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被炸断右腿，导致终身跛行，其后，历任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很快于1950年假释，且再次任职为外务大臣(1954年-1956年)，是28个甲级战犯中唯一一个战后重新当上大臣的。任内完成和苏联恢复邦交的工作。重光葵活跃于一、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幕后参与甚至主导了诸多日本侵略各国、统治及外交政策制订。战后写出的《‘昭和の动乱’(上?下巻)》广为学界赞赏。

　　主要事件

　　济南事件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面组阁后，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政策。当时，中国国内掀起第一次国民大革命高潮，国共合作，挥师北伐。日本为了保证在山东的既得利益，同时希望控制东北，不愿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被国民革命军所剿灭，因而出兵入侵中国山东，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5月28日，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首次出兵4000人，入侵山东济南。次年4月25日，日本第二次增兵山东，第六师团5000余人从青岛登陆。5月4日，日军故意挑起并扩大事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打伤1700余人。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日本企图扩大战端，进而占领整个山东。日本的侵略活动造成日中关系的极端紧张，同时，“济南惨案”引起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光葵赴华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要性”可想而知了。上任伊始，重光葵所做的首要事情即是如何尽量为日本争取利益的前提下，解决济南事件。

　　重光葵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于1929年3月28日，在南京签订了《“济案”协定》。《“济案”协定》包括撤兵照会两件、调查损害议定书一件、双方结束济案声明书一件，规定：济案损害问题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组成共同委员会，实地调查解决;双方对损害赔偿采取宽大主义办理;日军两月内退出山东，日军 撤退后，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协定貌似公正，实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因为“济南惨案”的主要参与和制造者均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在重光葵的活动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下，双方还发出了“济案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国交益臻敦厚”的声明，这使日本既达到了侵略目的，又摆脱了外交困境。

　　谈判解决两起事件

　　在济南立“功”的重光葵，1931年1月11日，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官兼驻上海总领事，并以参事官身份全权代理驻华公使之职。在重光葵任职期间，外交上，中日关系日趋和缓，双方开始就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其他问题展开谈判，但日本国内以军部为代表的侵略势力，不断就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而兴风作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日，关东军侵占了沈阳。

　　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中方要求，为了避免局势恶化，应尽快寻求现地解决办法。重光葵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向当时外相币原喜重郎发电报，等待回复。他还直接对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顾维钧说：“锦州张学良的态度是危险的。为避免与日本冲突，张学良应迅速撤出锦州，而日军也不要再前进。我认为最好是在中间设置中立地区以避免冲突。”他的意思是让东北军撤走而尽量不激怒侵略东北的日军。这是何种霸道侵略的强盗逻辑。

　　1932年1月12日，重光葵从上海返回东京述职。犬养毅内阁讨论对中国的政策，重光葵与当时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的看法比较一致，他们虽然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但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宜在上海挑起新的事端，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日本国际环境的孤立。但日军侵略野心不断膨胀，不久就挑起了“上海事变”。

　　上海一·二八事变，源于1932年1月18日的“日莲宗和尚被杀事件”。日方将此事嫁祸于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并于1月26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中方道歉、惩办凶手及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1月27日，重光葵奉芳泽外相之命，搭乘“长崎丸”号赴上海，解决中日冲突问题。28日，日本海、陆军向上海进攻，遭上海守军的奋起反击。

　　重光葵于1932年2月1日到达上海时，情况已进一步“恶化”——日军的侵略在上海守军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已无力向前推移。当时，日本在日内瓦的国联会议上，正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备受其他成员国的指责，处境尴尬。考虑到此，重光葵作为从事外交出身的官员，首先意识到出兵上海，如果日本战败，那么日本在国际上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因而，他与其他前线官员一样，积极主张增兵上海。他于2月16日，亲自向内阁发电报，请 求派陆军增援上海。

　　日本内阁在重光葵的电报以及军部的推动下，继2月初调陆军第九师团及海军第三舰队增援上海之后，又于1932年2月23日，通过了增派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决议。前陆相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准备强行登陆。

　　1932年3月1日，日本陆军在海军的配合下登陆成功，中国守军侧冀受敌，全军被迫退守嘉定、黄渡一线。重光葵认为目的已基本达到，进一步攻击纵深的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力促白川义则大将发布停战命令。3月4日，国联做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日本开始利用外交手段——接受国联的中日停战谈判的决定来巩固侵略的“战果”。

　　14日，国联调查团抵沪。21日，视察淞沪战地。24日，上海停战谈判会议在上海英国领署召开，中国首席代表是顾维钧，重光葵为日本首席代表。由于日方要求的条件苛刻，在核心问题——日军的退驻地点和退兵期限上，中日双方难以达成一致。中方的正当要求，即日军应完全撤退，恢复“一·二八”事变以前的态势，被日方拒绝。日方无耻地表示，原则上可定期退至租界附近，但退出租界附近地区，则不能规定期限，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实际上是想进一步扩大日军占领范围的无耻要求。不仅如此，日方竟还提出日军飞机可以自由侦察中国军队防线的要求，中方当然不可能接受。

　　时至4月中旬，双方谈判仍未取得成果。12日，中国转请国联召集19国委员会，促使日本坦诚谈判，确定撤兵日期。在中日双方停火谈判难得结果的时候，侵略上海得逞的日军趾高气扬地准备在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诞辰日)的时候，在虹口公园举行所谓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日本占领者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上海的爱国份子，他们准备采取暗杀活动，锉削这些侵略者们的气焰。但“天长节”那天的庆祝活动只允许朝鲜人和日本人进入会场，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等人决定采取暗杀行动以破坏日军此次庆祝活动。陈找到有“暗杀大王”之称的好友王亚樵，向其透露此构想。王表示支持。但日方为防不测，放言称“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人入场，因此难以下手。王于是建议，请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完成此事。王找到与其交情颇深的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向其提出此事，并提供经费4万元。安昌浩随后约见了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的金九。金九认为这个计划也可以为朝鲜独立运动增加声威，因而表示愿意承担此任务并积极进行筹备。金在接受此任务后，吸取李奉昌刺杀裕仁失败的教训，严格进行了炸弹的准备工作。同时，金找到了流落到上海的韩国青年尹奉吉前去进行暗杀行动。尹通晓日语，意志坚定，当即同意领命。4月26日，尹加入韩人爱国团并在韩国国旗下宣誓留影。他找到朝鲜爱国革命者尹奉吉，尹奉吉知道在日本人的“祝捷大会”上起事的意义重大，因而欣然受命。

　　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里聚集了近10万日本军人和侨民，尹奉吉身藏炸药顺利混入会场。10时整，“庆功”大会正式开始。重光葵作为日本驻华公使和“淞沪战争”的“功臣”之一，与白川义则大将、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等主要首脑就坐于检阅台上。为了向别国“耀威”，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亦被邀出席。首先鸣礼炮21响，随后植田谦吉中将下令检阅开始，受阅军队共约1.5万余人。10点半左右，阅兵仪式完毕，各国驻沪领事基本退场，日军自己进行所谓的“军民联欢”，庆祝“淞沪战争”的胜利。

　　11时30分左右，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官员，尹奉吉知道机会来了。就在“祝捷大会”进入高潮，台下、台上高唱日本国歌的时候，尹奉吉抓住机会，冲出人群，奔至离主席台几米之遥的地方，将身上所藏炸弹奋力掷出。炸弹爆炸，响声震天，浓烟滚滚，园内顿时一片混乱。

　　重光葵正在主席台上得意洋洋地欣赏着“胜利”的战果，就被炸弹的冲击掷出老远，左腿顿时血流如注，坐在正中间的司令白川义则更被炸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台上的其他军政官员也无一“幸免”。重光葵左腿被炸伤，而白川义则在不久之后因重伤不治身亡，这也算一次罪有应得的惩罚。

　　5月5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协议》，即《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中日双方军队自协定签字之日起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周围，留驻于安亭至浒浦口一线以西地区，并承诺不得重修吴淞口炮台，淞沪一带不得有防御设施，日军撤退至上海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但若干日军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区;设立共同委员会，成员由中日双方及英、美、法、意代表组 成，负责监督和协助协定的执行。通过这份协定，日本在上海许多地区获得了长期驻兵的权利。重光葵从“外交”上巩固了日军侵略的“战果”。他显然是日军侵略集团中的重要一员。

　　对华政策

　　1933年，因伤归国的重光葵被任命为日本外务省次官。当时外相内田康哉因年老

　　力衰准备请辞，重光葵则力荐广田弘毅接任。内田外相辞职后，广田弘毅接任外相之职，重光葵举荐有功，仍留任外务次官。

　　1933年以后，随着对“满洲”的占领和傀儡政权的建立，日军的侵略向华北进一步渗透，外相广田的政策是配合日本军部的侵略。当时外务省对军方在华北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重光葵在中国工作的时间不短，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广田弘毅便派他与负责亚洲事务的亚洲局局长谷正之负责研究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其中，重光葵最著名谋略为找出利用溥仪建立“伪满洲国”。

　　同时，重光葵考虑到，满洲问题最好不要再扩大，要“促成满洲作为独立国家的成绩的取得”，从而使中国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这种思想之下，他主持和指导外务省制定 了“对华三项政策”，主要包括：先按既定方针建设“满洲国”，但不要求中国马上承认，等待时机再使其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推动中日经济合作，实现中日间友好合作方针;排除那些助长中日间纠纷的第三国家以及第三势力的行动和政策。另外，反对共产党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对企图给中国以武器和财产援助的第三国及其国民的活动，尽量采取外交手段予以制止。

　　重光葵宣称，日本对于维护东亚和平秩序负有“特殊责任”，要通过“提醒”、“教育”、“指导”的方法，来使中国和世界各国深切理解日本的“态度”，这是一项长期的、慎重的、耐心的工作。很显然，这是重光葵的长期、渐进侵略的野心的表露。1936年1月21日，广田弘毅发表了所谓“对华三原则”，包括：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实现中、日、“满”共同防共。这个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实质就是从重光葵所制定的“对华三项政策”中演变而来的。

　　投降签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皇族出身的东久迩宫稔彦王于当日接任铃木贯太郎首相一职，出面组成新内阁，负责办理投降事宜，重光葵被任命为该内阁外相。

　　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日本发布三个文件：一、天皇布告，即停战诏书;二、投降文件;三、一般军令指令第一号(包括日军无条件投降、立即解除武装、命令停止使用一切战争手段、停止制造军需品工厂的生产等)。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定为8月31日，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要求必须有天皇及政府代表和统帅部代表参加。8月27日，在天皇首肯下，东久迩首相派外相重光葵作为天皇和政府代表，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作为军部大本营代表，担任投降文件签字使节。

　　授降仪式后来推迟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参加投降仪式的随员包括外务省终战事务局长官冈崎胜男、情报部长加濑俊一、终战事务局部长太田三郎、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宫崎周一中将、陆军省永井八津次少将及杉田一次大佐、海军横山一郎少将、富冈定俊少将、柴田胜男大佐。

　　1945年9月1日，“密苏里”号炮长霍勒斯·伯德中校指挥在该舰甲板上进行了受降仪式预演。9月2日，盟国的陆海军将领和中、美、英、苏等战胜国代表，于早上7时30分左右乘一艘美国驱逐舰先到达“密苏里”号。不久，以重光葵为首的11名日本投降代表乘另一艘美军驱逐舰驶来。

　　8时许，一个手拄拐杖、步履艰难的日本文官在一名美国军官带领下，登上“密苏里”号，他就是身为外相的重光葵。签署战败投降书是重光葵所想不到的结局。他被炸伤的腿按上假肢后，行动仍是很不方便，上舷梯时极为艰难，但站在他身后的梅津美治郎沉浸在对战败不甘的羞怒之中，对重光葵的不便却视而不见。舰上一名美国军官搀扶了重光葵一把，才使他爬上了军舰。他们一行人从后甲板上军舰，而投降仪式在前甲板举行，从后甲板到前甲板这段路程，一瘸一拐的重光葵成为令人瞩目的中心，他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难堪，在狼狈中，好不容易爬上通往前甲板的扶梯。

　　日本代表团就位后，受降仪式正式开始。首先，全体立正，倾听牧师进行祷告。然后，麦克阿瑟作了一个简短演说：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重的协定，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正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在这里即将取得的谅解，忠实地执行这种谅解……我本人真诚地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麦克阿瑟演说结束后，重光葵为代表，出示了日方投降的全权委任证书，并呈交了天皇投降诏书的副本。9时4分，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签字。之后，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投降书上签字，表示接受日本的投降。接着，尼米兹将军、徐永昌将军、布鲁斯·奥斯丁·弗雷泽海军上将、杰列维扬科将军、托马斯·布莱梅将军、穆尔-戈斯格罗夫上校、勒克莱尔将军、赫尔弗里西将军、艾西特将军，分别代表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参战盟国，一一签字。签字完毕后，麦克阿瑟宣布：“让我们祈祷，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祈求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听到仪式结束，重光葵立即登上汽艇回岸，前往皇宫向天皇复命。

　　9月2日夜，外务省有关官员得到情报，称占领军司令部可能要在日本实施军政，以便于统辖各行政部门。如果这样的话，日本将彻底被置于占领地行政之下，丝毫没有自主权。本已战败的日本政府听闻此讯，更加惶恐。3日早晨，重光葵立即奉天皇之命前往盟军总部所在地横滨，与麦克阿瑟元帅交涉。他说，要在日本施行军政，这不适合日本的现状。同时，他反复论证日本皇室历来热心和平与人道主义，请求联合国军不要实行军政，而是对日本进行新政体改造。后来的结果证明，重光葵当时的活动确实起了作用，因为占领军并没有实行军政，也没有废除天皇制。可见，美国以盟军名义单独占领日本后，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

　　甲级战犯

　　盟军占领初期，美国报纸连日指责当时日本内阁中有指定为战犯的或与推行战争有密切关系的阁员，迫于这种压力，重光葵向首相东久迩提出辞呈。1946年4月29日，重光葵正式被列为甲级战犯，随后被关押于东京巢鸭监狱，等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经历了漫长的质证和庭辩过程。对重光葵个人所犯罪行进行庭辩，主要集中在1947年12月3日下午到12月4日上午这段时间。为了掩盖罪行，逃避罪责，重光葵想尽办法为自己辩解。他请为自己辩护的美国律师伐涅斯找他曾出使过的所有欧美国家，请这些国家中同他有工作关系并与他交好的外交官提供辩护证词，以体现自己是热爱和平的自由主义者和阻止战争的反轴心同盟者，妄想以此减轻罪责，蒙混过关。

　　经过律师的活动，最后答应为重光葵提供证词的欧美外交官有：原英国驻日大使圣·罗伯特·克莱琪、原英国国务大臣汉基、原《晨邮报》主笔哈桑·奎因、原瑞典驻日公使韦特伯格、原美国驻英国大使老约瑟夫·P·肯尼迪等。他想利用这些欧美外交官的证词比较有“分量”，能为自己脱罪。事实上，他即使曾经推行过“和平”外交，也是服务于日本对外侵略的活动和目的的工具而已，但是后来这些外交官们的证词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美国家法官对重光葵的量刑判决情况。

　　整个庭辩阶段持续至1948年4月16日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休庭到判决宣布之日。战犯们被关押在巢鸭监狱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对自己的判决。重光葵像其他战犯一样，困于监狱，等待审判的每一天都难以忍受的漫长，他觉得自己“心已快要耗干了”。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痛苦地写道：“ 审判的判决，一拖再拖，据说最晚要到6月底才会最后判决，而现在又说是要到11月份了。4月16日休庭以后，已经过去3个月了，这3个月实在是太长了。昼夜在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对人的神经是极大的负担。头对着二叠宽的房间门口，整夜在长明灯下睡觉。走廊里哨兵不断走来走去，难以入睡。多数哨兵毫无顾忌地喧嚣着，白天也未能躺下睡会儿……于是闭目养神也不行。为了消磨漫长的时日，不会下围棋、象棋、打麻将的人，通过木户的联系向监狱军官学做杜松子酒和苎麻网，每天起劲地做着。……最近，勃鲁姆大尉把收音机放在庭院里让人们听。等待命运之日的到来，人们的心已快要耗干了。偶尔和木户畅谈，他回想过去我国的军方是多么横暴、祸国殃民，军务局就像是政府一样。如果战争结束得早，今天军部还留着，那就不得了了。昨夜，隔壁平沼突然用一种异样的怪声调哭起来，使哨兵发慌。此公时常这样发作，晚上做噩梦被魇住了。昨晚很早就睡了，恰好文森中尉来巡查，哨兵张皇失措。”从这些重光葵的日记中，可以看到那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们在巢鸭监狱中等待审判时，处于回忆自己的罪恶与不知最终命运的焦灼相交织的“煎熬”之中。

　　1948年11月12日，判决的时刻终于到来。由于有一些欧美外交官的辩护证词，重光葵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7年，算是所有日本甲级战犯中判刑最轻的一个。在巢鸭监狱服刑一年后，重光葵于1949年11月获假释出狱。

　　人物评价

　　重光葵长时间的卓越的外交生涯使他获得了有条不紊、谨慎、自信、保守和对天皇极其忠诚的名声。批评他的人说他是一个僵硬的、呆板的和毫无生趣的人，眼光狭隘、目光短浅，甚至说它他是军部的工具。然而，几乎没人会对松冈洋右对重光葵的以下评论争论：“他是一个可以让沸水冷却的人。”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7-29 15: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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