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参加革命的,这段经历我终生难忘。
活跃在“平中”
1942年7月,我在南通、如西(现如皋)边境的平潮中学(校址在敌占区天后宫)初三毕业,到如西李南区边工委找领导人陆启明,表示要参加革命,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启明同志是当时地方上较有名气的抗日积极分子,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又是知识分子,在年轻人中有号召力。在一甲村任贵发家,我见到启明同志,他称赞我有勇气参加抗日救亡,随后说,抗日救国是大事,方方面面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回到学校去,那里是敌占区,照样可以抗日。启明劝我回到学校去读高一。我认为他说得有理,接受了他的建议,谈话期间,任贵发说了几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你是个学生,应该像个学生,否则就蹲不长久。你本人是怎么转过来的,就用你转变自己的方法转变别人。找对象可要找准,不要找错。”
我是带着激情回到平中的,突然间感到要做的事情多起来,似乎有了一种责任和压力。在这里我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友。1943年上半年,组织上派李济民同志来校工作,和我同班又同住在一个农家宿舍。1943年6月20日,经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介绍李世杰、徐娴娟(女)两同学入党,并建立地下党支部。济民撤出学校后,我们继续在学校活动了一年多时间,发展了20多名共产党员。
聆听邹韬奋报告
在校期间聆听邹韬奋先生报告,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42年严寒的冬天,得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先生要到本部作报告。但我就读的分部在通西地区的大李港天后宫,属敌占区。我与同住一个农家宿舍的3个同学,一致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冒险前往听报告。赶到本部操场已是午后,我们已很难挤进场内,只好在场边上找个空隙坐下。一会儿就听到宣布“请邹先生作报告”,掌声立即冲散了嘈杂声,会场平静下来。
邹先生讲到了我党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有针对性和战略意义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第一次听到“三坚持、三反对”的口号,我感到新鲜而有道理。邹先生边说边做着手势,介绍有关大后方情况,他说:“抗日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要求抗战到底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一浪高过一浪,想压是压不下去的。压下去又弹上来,再压下去再弹上来,总是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会场气氛热烈激昂。
开辟江防新区
我入党后没几天,苏中三四分区联合组织的一次大规模反“清乡”、反封锁行动——火烧竹篱笆。1943年7月1日下午,我跟着区领导和区游击队行动,一起来到云屏乡吴塘桥集中地点。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持枪的只有区队和区干,多数人是大刀长矛,铁棍铁叉,木棍鱼叉。人人都背着一捆干的麦秆草,少数人有油箱炮竹火油,作为点火之用。区队分成两路,一路向南警戒任家口据点,一路向北警戒白蒲据点。我和李济民警戒北路,一直走到河对岸的朱家楼停下来。过了半夜,一声号令全线点火,开始是一簇一簇的,很快形成一条长长的火龙,还夹杂着枪声和鞭炮在油桶里的爆炸声。
1942~1943年,从天生港向西到碾砣港这一段长江边,经常有一股土匪出没为非作歹,群众又恨又怕,希望新四军的游击队能除掉这个祸害。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取钱粮,遇上了区队的领导人陆启明,他交代我一个紧急任务,要我到江边六号滩了解,有没有一股伪匪躲藏在那里,看清楚了立即向他汇报,还约定了联络地点,快去快回。
六号滩是江边的一个小村庄,与我老家一号圩相距几百米。我接受任务后想,用什么办法去六号滩?到家后已近傍晚,我找了攀鱼的小网,扛着去江边攀鱼。当时在江边上攀鱼的有好几个人,我与他们打打招呼也就插进去了。我装着要选择下网的地点,扛着渔网来回走动。搞明白情况后,我立即收网回家,赶到联络地点汇报。第二天就听说,这一股伪匪当夜被一锅端,全部成了俘虏,几天后在营房小学操场两个匪首被公审处决。
参加反“清乡”等斗争
1944年秋,我在县委整风班学习。永安沙的驻军王宝树起义,这时才知道王是我方打入伪军的地下工作者,他需要有一批同志去那里做开辟新区的工作。县委从整风班抽人,组成20多人的工作队,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由县委民运部长顾理带队,从四号港出发,乘木帆船前往。我和薛维新、李迪被分配到江防区的西边,编在一个小组。
一天下午,我们三人到江防区委汇报工作,第二天大早回来时,远远望去江堤上站着许多人,便快步赶去。在路上就听到有人说“杀了两个匪特,六宝的胆子真大啊”。走近一看,在江堤外侧的沙滩上两个匪特躺在血泊中。民兵队长陈六宝说:“这两个家伙是早上四点钟左右从沙滩芦苇丛中偷偷上岸的,被我们巡逻队发现,群众都要求就地正法,我们就把他们砍了。”我们当场的表态是,为民除害是好事,埋了算了。但心里却在打鼓:“杀人是个大事,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于是三人又立即回到区委汇报此事,区委书记徐谟当即表态:这是对民兵组织的一次考验,他们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是好事,要表扬他们的勇敢和大胆。只是今后不能轻易杀人,要先向上级汇报,把情况问问清楚,说不定从这两个坏人嘴里还可以说出更多的情况。
我们又立即赶回工作地点,把这些话的精神传达给民兵组织。陈六宝诚恳接受了,并说:“我们今后注意,先请示汇报,不再自作主张。”之后,我们又对陈六宝作了深入的了解,作为建党对象培养,两个月后,我和李迪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他埋伏地窖几个月,坚持与敌人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后任我江防区委书记。
单枪匹马进如城
1944年底1945年初,县委组织部调我去三地委城工部(又叫秘工部)学习。到城工部后,季一先同志交代我:活动范围只能是住户人家,有关文件由他们送来,早中晚三餐也有人送来。如果晚上转移,要前后保持距离,手臂上缠一块白布以防走失,要紧跟前进不掉队,不超前,不进行交谈。十天左右的学习都是季一先亲自安排,每天上午来一次,从此季老就成了我单线联系领导人。
季老告诉我,地下工作就如在老虎嘴里跳舞,稍有不慎老虎就会把你吃掉。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合法的外衣掩护斗争。要生活在群众之中,打成一片,敌人才不易发现。要时刻准备应付突发情况。万一被敌人拘捕,要沉着应对,决不能自乱方寸。要严守党的机密,既要作牺牲的打算,又要有自救和等待组织援救的顽强意志。我知道这是季老在对我进行气节教育和鼓励。
三地委城工部学习结束后,我怀着入虎穴的心情准备进入如皋城。当时我可以利用的关系是堂兄马乐伯,抗战初期在他家乡组织抗日青年团,一批年轻人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军东进黄桥决战后,这个组织解体了,人员分化,有投奔共产党新四军的,也有投降日本人当伪军的。他在双方都有熟识的人,为我方做情报工作,长住如城。他在伪军34师、37师上层幕僚中都有朋友,我通过他的关系顺利进城,他为我搞到南淮中学入学通知书,落户于他的寓所,这样一来免去了许多麻烦事。
进城、潜伏、立足、活动,是有序进行的。潜伏如城期间,我通过观察分析出进出城的最佳时段和方法,以早晨或上午混杂在进城收大粪的农民行列中最为有利。鬼子兵的岗哨怕脏怕臭怕细菌感染,总是站得远远的,让挑大粪的快快走过。还有就是混在卖蔬菜、水产品的农民和小商贩中进城也是可行的。有三个月左右,我每天早上利用上学的机会在桥头巷口,清点鬼子兵从东门营地进城到公园集中晨练的人数增减,告知堂兄作为分析敌情变化的参考。直到鬼子兵撤出如城才停止。我还和几个同学在东门、北门、西门城墙上以游玩为名,做过认真的观察,发现地堡是新建的、封存的、不准进出,城墙上的城垛是完整齐全的,对外都有射击孔。四个城门的吊桥,中间部位的桥面是可以升降伸缩的,发生情况可立即断桥封城大搜查。在没有取得与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之前,我把这些情况记在脑海中。这些细节我至今难忘。从1942年我开始从事地下活动,我深深理解地下活动的险恶和艰辛。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8 16: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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