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元：从笔杆子到枪杆子
2020-04-27 14:21:12  来源：柳州抗战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记录：刘丽虹

　　时间：2014年12月

　　人物档案

　　1917年出生，广西陆川人。

　　1933年参加党领导的陆川劳农会秘密组织，任秘密读书会组长。

　　1937年7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0月回到广西陆川，负责青年救亡团工作，同时担任陆川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宣传股长、《动员报》编辑。

　　1939年7月在中山大学法学院读书，同年9月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7月被党派往柳州日报社，先后任编辑主任、总编辑。

　　1946年10月到香港培侨中学任教时。

　　1948年2月赴云南从事武装斗争，同年5月回到香港，任香港统战委员会委员。

　　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历任政治部主任秘书、民政科科长。

　　1949年10月起，曾在广东省政府、中共广西省委统战部、广西省政府、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任职。

　　1952年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兼秘书长，第六届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六届委员。

　　2007年3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罗培元在抗战时期任柳州日报社社长

　　【引子】

　　1944年11月11日柳州沦陷。在日军入侵柳州时期，柳州桂北一带活跃着一支以柳州日报地下党和报社员工为主要力量的抗日武装——柳州日报社警卫队。这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其核心人物是当时的中共党员、柳州日报社社长罗培元。

　　这支抗日武装的建立，并非一日这功，而是在与时任柳州地方官员搞好统战、中共地下党掌握了柳州报社之后，为了柳州的团结抗日，保卫宣传喉舌才组建的。

　　【进入报社找党抗战】

　　1942年，罗培元于中山大学毕业后，从粤北到广西《柳州日报》工作，初时任编辑主任，后来取得主管该报的柳州专员尹承纲的信任和支持，任了社长。罗培元运用尹手下缺乏笔杆子人才的机会，在两年之内，从广东先后引进了当时在粤北省委受破坏后难以立足的党员二三十人和更多的进步分子到报社隐蔽下来工作，所以《柳州日报》是当时柳州地区的进步报纸，党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也不时转载或摘刊《柳州日报》的评论，其影响及于西南大后方。

　　1944年秋，日军为了压蒋投降和打通西南大动脉挽救南洋的败局，从湖南发动进攻，广西沦陷不可避免，罗培元和报社的部分党员商量，决定率领员工响应《新华日报》发出的号召，到桂北敌后从事抗日斗争，但那时粤北和广西的党组织受破坏，中央命令暂停组织活动。没有党组织的联系和统一指挥，是难以打开局面的。罗培元和总编张琛判断，在四战区任张发奎上校秘书的左洪涛和何家槐可能有党的关系，不妨大胆找他们。一天晚上罗培元参加四战区长官部的国庆节军政联欢晚宴后，约左洪涛到柳江堤岸散步。罗培元说了在报社的党员打算到柳州北部敌后搞抗日武装斗争情况，并请左洪涛为报社现有党员解决和党组织联系的问题。在报社有党员活动左洪涛是大体知道的，他认为报社党员到柳州北部敌后搞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是符合党中央的号召的，并提议罗培元可到融县找司马文森联系。罗培元担心找司马文森会突兀，左洪涛说他另外通知司马这事。

　　罗培元这下心定了，原来司马已被日报报社任为特派记者，自己人问题就更好解决了。

　　【北行撤退建立工委】

　　日军侵陷柳州前夕，罗培元同报社最后撤退的人员，乘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纲队伍的船北撤，在船上，罗培元以报社员工在兵慌马乱的时候需要保护为由，取得尹给报社的十多支步枪和一批手榴弹，这是报社最初掌握到的一部分武器，这也是中共在桂北搞了千多人枪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起点。

　　罗培元率报社人员到融县城，一面迅速恢复出版报纸，一面和文化支部负责人司马书记、郑思副书记联系，又和融县地方党组织的路藩、陶保恒联系。罗培元和总编辑张琛与他们共同商定，成立桂北临时工委，作为统一领导的机构，发动和领导桂北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报社的党员都投入党的活动和武装斗争，出版报纸的事，就由新吸收参加报社工作的翻译家周行和作家于逢等身体条件较差的同志去负责，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出版报纸的任务。

　　桂北临时工委在融县的永乐乡开的第一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广西沦陷区的情况之后，一致认为在桂北地区只要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敌伪，坚决保国、保乡、保家，一定得到群众拥护，形成日益强大的抗日武装队伍，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这是桂北工委的主要任务。在桂北工委的统一领导下，三方面的党组织都必须根据各自的条件发动群众，展开抗日武装斗争。根据毛主席关于“三大法宝”的学说，一致决定：三方面各自恢复原先所联系的党员的组织活动，过党组织生活，发展党员;三方面党组织的内部事务，自主处理，彼此不相过问，也无须向工委报告，各自对原先的上级党组织负责，以减少暴露的可能;三方面各自利用条件和机会，协同动作，掌握武装，发动群众，组建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向沦陷区敌伪势力作斗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保卫群众利益，建立敌后游击区;三方面各自运用有利条件开展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党的周围，形成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三方代表酝酿推举罗培元任工委书记，但罗培元认为大家彼此了解多些再推选为好，所以没有作出决定，但后来由于罗培元有报社掩护，同三方联络便利，报社电台每天收到延安新华社简讯，对形势能及时了解，工委开会多由罗培元召集和主持。

　　在往后的斗争中证明，桂北工委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三方面的党组织斗争目标一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在短期间内取得很大的成绩。

　　在党的组织方面，三方面都恢复组织活动，发展了组织，在桂北融县、罗城、柳城、中渡、三江、柳江几个县都有了党的领导核心。文化支部还把党的工作做到桂系流落在桂北的部队政治部去;融县地方党组织恢复特支组织，在融县附近各县开展工作;《柳州日报》社建立了特支，在活动的四个县发展了党员。这三方面的党组织在桂北敌后斗争的半年多的时间，起过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发展统一战线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重大作用。

　　经过改组，由党员和进步分子掌握的《柳州日报》电台，除了每日收到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以外，还可以收到延安新华社发的每日简讯。这样，大家每天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讯和抗日根据地的讯息，特别是党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的党中央的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桂北工委开会，罗培元都把收录到的延安的情况向大家汇报，所以尽管当时的工委无法和上级党委发生联系，实际上仍得到中央大政方针的领导。1945年夏天，党的七大开会时还收到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的长篇摘要，我把这些摘要在工委一次专门会议上传达了，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为了贯彻中央七大精神，我根据会议讨论精神起草了桂北工委传达贯彻七大会议的指示，由三方面分头作统一传达，这是桂北工委会议中形成的唯一的文件。党的七大制定了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路线，大大鼓舞了桂北全体党员、进步分子和群众，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迅速发展，在斗争中发展的党员都经得起考验。桂北党的活动地区成为远近抗日爱国青年向往的中心，群众身家性命寄托的所在。在恢复党组织活动之时，有同志怀疑工委决定改变了当时中央对两广党组织停止活动的决定，是否合法，但工委认为党中央既然号召我们到沦陷区建立抗日武装斗争组织，就必然会同意我们恢复党的活动。

　　【掌握喉舌建立武装】

　　由于《柳州日报》是柳州专员公署的机关报，而它的编辑部长期以来是由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掌握，在柳州市和柳州地区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工作基础，专区十几个县、区、乡都规定要订阅《柳州日报》，所以各县自县长以下的当权派对《柳州日报》都有一定认识，故《柳州日报》的人员到了各县，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由于专员尹承纲和罗培元有一定特殊的关系，罗培元于1942年夏初到《柳州日报》任编辑主任后，尹就把他要在报社发表的文章由罗培元起草。尹很信任罗培元，叫罗培元有事可随时单独见他，罗培元两年之间升到副总编辑、副社长、社长的职务，都是尹亲下的手令。尹把《柳州日报》当作他的得意之作。

　　日军侵占柳州前夕，尹要罗培元和坚持到最后出报的员工与他同船北撤，同船的还有接任他的新专员。尹接受罗培元的建议，他当着新专员的面说了将《柳州日报》改为行署的机关报。这样提高了报社的地位，活动地区范围扩大了，报社员工在桂北行署活动的地区都取得合法身份和地位。由于这样，罗培元先后以保卫员工性命和报社器材为理由在尹承纲那里取得50多枝步枪、大批子弹和手榴弹。

　　柳州日报社警卫队名义上是行署直属警卫队的基础，但实际上是武装报社职工成为以罗培元为队长、完全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尹还下了手令给桂北各县、区、乡，警卫队队员所到之处按实到人数发给每人每月45斤公粮，这是后来报社招兵买马，发展队伍的口粮和活动费用的基础。

　　罗培元和司马文森、张琛亲自出面以武装保卫报社器材和员工生命财产为由，争取了融县县长的支持，拨给一个分队的武装即27枝步枪、一挺轻机枪、一批子弹和手榴弹以及粮食，建立和后来发展成了完全由桂北工委领导的主力武装队伍，即融县抗日挺进队。这支队伍经过统战工作与当时融县东北一支自发的以反蒋抗日起义为号召的何平大队取得密切联系，说服何平取消反蒋口号，并接受以我们桂北工委领导成员之一的陶保恒到该部队任政治处主任的意见。挺进队在成立过程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取得地方开明士绅的支持，同县府的国民党顽固派下令交回枪枝解散该队的命令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又和受命包围解除挺进队武装的和睦联防大队队长后任县自卫总队队长的国民党军官黄君忍作说理斗争，瓦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取得独立发展。由于黄君忍是《柳州日报》的统战对象，他不仅让我们报社的警卫队在他的司令部所在地和睦镇设立警卫队办事处和报社分社，出版油印报，还包下我们在和睦活动的钱粮，答应为我们在黑市买枪械。

　老报人在原柳州日报龙头分社旧址回顾当年的斗争生活

　柳州日报社在罗城龙岸黄金村的落脚点(原房屋已经损坏)

　　【妥善统战扩大队伍】

　　尹承纲的行署由罗城迁往桂东，在他的队伍告别柳州以北，向包括行政专员、县长和桂系流落部队韦善祥团长等千余人的演说中说，他离开后，柳北地区的县政工作由专员倪仲涛负责，军事由韦善祥团长负责，宣传工作由罗培元社长负责。这等于尹交给罗培元在桂北沦陷区活动的一把小小的尚方宝剑，也是报社人员在桂北地区的一张通行证。这样，罗培元便在尹的授命和支持下更放手地开展统战工作。罗培元特意和韦善祥结识，他请罗培元便中到他部队驻地看他，“指示”宣传工作。后来罗培元乘他自封为“镇国”纵队司令时，又和司马文森商量好建立一支政工队之后，便建议他成立政治部并任司马文森为主任。韦认为司马是《柳州日报》的特派员，罗培元的建议出乎他的意外，也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他认为司马在文艺界有名望，肯当他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对提高他部队的威望大有好处。司马当了政治部主任之后，任命桂北工委成员之一的郑思当上“镇国”政工队的队长，安插了二三十个进步青年作队员，展开群众工作和做兵运工作。这样，我们在滞留柳北一带的桂系军队中取得一个活动地盘。

　　柳城县县长陈为平，是罗培元在柳州就相熟的柳城中学校长，他思想开明，接受了中共几位地下党员张镇道、郑思、覃景秀和吕冰等人在校任教，当他被任为柳城县长后，任命张镇道为民团副司令，任命覃景秀为县府秘书主任。张、覃成了陈为平的得力助手，张指挥柳城县的民团队伍和逃难到柳城的桂林师范的党员和进步师生组成的战时服务队合作得很好。

　　柳州日报社在柳城大埔镇龙头乡、融县的和睦、罗城的黄金乡、小长安乡、龙岸乡都设有分社或分销处，这些分社和分销处的负责人都同所在地的乡长、大队长建立了友谊，取得他们的支持。我们还打算向接近贵州省的宜山和宜北两县开展工作，因为该两县县长都是陆川人、罗培元的本家，只是后来日本投降，工作来不及进行。

　　【三支武装抗日队伍】

　　在中共桂北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有三支。它们是：融县抗日挺进队，队长是原在《柳州日报》工作的杨繁(解放后任广东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副队长是何谷(原佛山技术学校校长)，政治部主任徐坚(原西大副教授、《柳州日报》评论员);《柳州日报》警卫队，队长罗培元，负实际责任的是副队长骆维强(原《柳州日报》经理，解放后任一机部的局长)，指导员陈扬(《柳州日报》成员，解放战争时改名陈光，后任桂林市委书记，在桂林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桂林七星岩前有他的纪念碑);挺秀队，队长莫矜(原广西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后来有接受柳报特支领导的柳江县由熊柳生、石宝熙和吴裕茂三位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战斗的何平、刘子标部队。我们党员在“镇国”政工队和桂师战时服务团中各掌握步枪10多枝。我们桂北工委领导成员之一的张镇道，在柳城县民团副司令任内掌握的民团自卫队就更多一些，但那不属于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桂北工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活动和作战的地区包括融县、罗城、柳城、柳江和中渡五个县。融县抗日挺进队是中共领导下的桂北抗日武装当时的主力队，该队建队半年多，由于和融县群众结合得好，发展成拥有500多枝步枪、6挺轻机枪、800多兵员的远近知名的队伍。它从1945年2月起经过同日伪军大小战斗10多次，击毙、伤日伪军数10名，缴获日伪军大量物资，保卫了群众利益，所以远近知名。国民党顽固派屡次想用硬的、软的办法取消它，都给我们顶了回去。其他队伍如挺秀队、警卫队或独立作战或和其他地方抗日团队联合作战，保卫了群众利益，取得战果。在战斗中牺牲了军事骨干陶桉才和陶察，还有三名服务队员遇难。

　　柳州日报社警卫队在罗城、融县、柳城三县和日伪军占领的前沿地区活动，也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柳州日报》的分社或警卫队的办事处，这些活动据点都派有得力党员驻守，以推销报纸作掩护，一方面向地方军政人士做统战工作，另方面发动地方抗日青年参队并在群众中发展党组织。

　　【分散掩蔽保存实力】

　　正当桂北工委党的组织活动、统一战线活动和武装斗争搞得热火朝天，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军的特务先遣部队已经把中共领导下的三支抗日队伍包围了，他们曾经于1945年夏天的一夜之间在融县县城和长安镇贴满“庆祝联合政府成立”，“毛泽东到了重庆”的标语，大放鞭炮，因为报社每天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从没有提到这些事，判断这是顽固派诱桂北工委大暴露，一举消灭中共武装的圈套，便迅速要所有党组告知全体战士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暴露自己。所以顽固派的诡计没有得逞。桂北工委也从中得出结论：国民党反动派已准备向我们开刀了，要求全体党员和武装队员更加坚决打击日伪军，和群众密切结合，迎接更艰苦的战斗。

　　1945年7月初，日军自广西撤退，桂北工委领导的三支抗日队伍除沿途截击狼狈万分的日伪军之外，召开了工委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自己的武装力量才千把人，在迎接不到王震南下部队，又不能与粤东、海南岛的抗日军队联系的情况下，无法自成局面，独立对付国民党的包围。一致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分散掩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桂北工委的决定得到全体党员的接受，一无损失的完成了千多人枪的复员和掩护。桂北各县的人员和武装就地掩蔽，桂林文化支部的人员和《柳州日报》的党员都先后撤离广西，先到广东后到香港。后来我们三方面的党的领导各自向香港分局的领导汇报，我们在桂北的活动，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受到表扬，对我们三方不待上级批准，自主恢复党组织活动的事是否错误的问题，方方说过：当时你们不恢复组织活动，不搞抗日武装斗争，才是错误的。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无视人民利益，悍然发动内战，我们当年千余抗日武装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或重新拿起武器，或在各个不同岗位上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在柳州北部各县的原先在桂北工委领导下的参加过抗日斗争的人员，绝大多数成了桂北解放总队的骨干，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贡献尤大。

罗培元晚年时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27 14: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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