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办事处的设立与撤销
2019-06-25 10:26:03  来源：江西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点击：  复制链接

        设立新四军办事处，是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商定的结果。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前后，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沟通同国民党当局的联系，负责洽领军饷和筹集、运输军需物资，协助部队集中和处理善后工作等事宜，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商定，新四军可在各游击队原驻地和南方主要城市设立办事机构。据此，新四军以南昌办事处为先声，先后在武汉、福州、温州、湖南平江县、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以及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建立了50多个办事处或留守处、通讯处，有的地方称采购处、联络站、兵站等。皖南事变后，又在上海设立了秘密的上海办事处。这些机构，有的是新四军与八路军合署办公，有的是新四军军部直接派人组建，有的是由各支队、团组建，有的是地方共产党组织以新四军名义组建。它们的名称虽有不同，但性质、任务基本一致。新四军和中共在各地的领导机关，通过这些公开、合法的联络机构，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

　　因涉及新四军组建及对外联络等事宜，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率先宣告成立

　　1938年1月4日，在武汉与叶挺一起为组建新四军而奔波的项英和张云逸、周子昆等，率领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离开武汉，经九江抵达南昌，临时住进南昌市书院街高升巷新兴公馆。

　　由于刚到南昌，涉及新四军组建以及对外联络等事宜，急需组建办事处以应对纷繁的事务。这样，在项英的主持下，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也称驻赣办事处)便在距其住处不远的东书院街2号危家大屋成立。

　　当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主要领导干部抵达南昌后，在武汉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也随之移驻南昌。对此，《新华日报》专门发布了《新四军军部启事》：

　　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太和街26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之光)处长代办。所有一切公文、信电，请径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

　　这里所说的“三眼井”，即新四军在南昌的军部所在地，全称为南昌市西湖区三眼井友竹花园7号，是原北洋军阀张勋的公馆。内有两栋西式洋房和一栋平房，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4月4日，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移岩寺后，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以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即从东书院街移驻于此，直到1939年3月26日南昌沦陷前夕才撤离。

　　其实，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早在1937年11月即开始筹建。当年9月下旬，项英、陈毅从赣粤边游击区抵达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进行谈判，签订了江西国共合作抗日的协定，并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11月初，中共中央组织部派涂振农、陈少敏、钟平、谢华一、罗梓民、何绪荣作为先遣队，赴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联络红军游击队。涂振农、陈少敏到南昌筹备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从延安陆续派曾山、李坚真、邓振询、郑伯克、赖大超、卢伟良等到南昌。陈毅也从各游击区调来一些干部，参与筹建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

　　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成立后，主任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黄道担任，下设秘书处、副官处、一个警卫连和一个便衣队。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属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工作人员都穿军装。

　　当时，东南分局与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同在一起办公，因而办事处事实上也成为中共广泛联系各方面的一个窗口。东南分局经常由办事处出面，邀请国民党政府要员、各党派负责人、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召开座谈会，阐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抗日的主张。

　　南昌地区的抗日救亡气氛其时并不浓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系政学系成员、宋美龄的大红人，他口头上虽也谈抗战，但实际上惧怕广大民众起来参加抗战。江西省政府对抗日团体的态度是允许存在，但却严加限制，只准许一般性的宣传、慰问和募捐等;对各界知名人士的态度是处处设防、横加阻挠;对从沦陷区来南昌的青年的态度是敷衍搪塞，拒之门外，甚至当作难民遣散。

　　为了推动江西国民党军政当局抗战，1938年1月中旬的一天，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在下沙窝励志社举行宴会，曾山与办事处主任黄道作为东道主在大厅笑迎宾客。出席宴会的有江西籍的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以及在南昌的各党派负责人。曾山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发表长篇演讲，指出：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和各党派之间应消除成见，以救亡为重，一致团结抗日。曾山的讲话，得到与会人士的认同。他们纷纷发表意见，力主合作抗战。

　　之后，曾山指示南昌办事处与熊式辉联系，建议江西省政府特聘许德珩、罗隆基、王造时、程希孟、彭文应等人组织省参议会，制订抗战时期进步的施政纲领。办事处还主动邀请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许德珩、程希孟、王造时、孙晓村、罗隆基、熊芷、雷洁琼、薛暮桥以及李中襄、蒋经国等人参加座谈会，阐述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抗日主张，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山还指示黄道、涂振农等人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江西保安处保持联系，凡是他们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新四军均派代表参加，以为声援。

　　蒋经国时任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江西省政治讲习院军政总队长等职。曾山领导的江西省委多次指示赣州市委：“一定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他的积极性，帮助他做出成绩。只要对抗战有利，有一点成绩就肯定一点。”曾山还指示办事处，通过夏征农、笪移今等人的关系去影响和推动蒋经国抗日。

　　坐落在阳明路上的洪都招待所，在南昌颇有影响。8月初的一天，曾山与黄道、涂振农等人以新四军办事处的名义，在洪都招待所举行招待会，邀请在赣各党派负责人、各界名流共商团结御侮大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国民党中央监委熊育钖，辛亥革命前辈彭程万，江西省政府委员刘体乾，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李中襄，省参议许德珩、王造时，省保安处蒋经国，知名人士雷洁琼、罗琼，著名记者范长江及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江西民国日报社记者等约40人欣然莅会。

　　当时，日军铁蹄已践踏江西并进逼南昌，因此黄道在扼要说明招待会主旨后，当场散发由曾山、黄道、涂振农三人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其中驳斥了江西“朝不保夕”的谬论，号召发扬“不甘向异族屈服的民族正气”，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江西”、“保卫我们最后一个政治经济中心——武汉”。同时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人才诸多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

　　李烈钧高度肯定了曾、黄、涂三位关于保卫江西的意见，称此次盛会表现了我们的团结。李提议由党政当局召集各方人士共商保卫江西大计，群策群力，更有效地保卫大江西，保卫大武汉。熊育钖称：“吾人对共产党之艰苦斗争精神，极端羡佩。在目前这样紧急关头，应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对共产党不应有丝毫的歧视。”与会代表纷纷发言，形成了一种同仇敌忾、保卫江西的热烈气氛。

　　新四军赴皖南集中时，留下了一批干部，建立了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这些机构常与南昌办事处联系，汇报、请示工作。东南分局则通过南昌办事处向新四军其他后方机构传达指示。办事处还经常派政治交通员与各省委、特委联系，秘密传送文件、信函。

　　1939年3月，日军进攻南昌。黄道率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全体人员撤往吉水县的三曲滩，继之迁往上饶。在前往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途中，黄道不幸染病，在治病过程中，国民党特务买通医生为他注射了毒药，遇害时年仅39岁。黄道牺牲后，胡金魁继任办事处主任。1941年1月5日，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奉命撤回皖南泾县茂林，随新四军军部北移。

　　新四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署办公，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的联络中枢

　　与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几乎同时挂牌办公的，是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二者稍有区别的是，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兼任。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要军事部门则移驻武汉办公。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亦取道徐州、郑州分批撤往武汉。随后，正式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钱之光任办事处处长。1938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新四军即在武汉设办事处。该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处长亦由钱之光兼任。办事处位于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洋行对门的90号和路东的120号亦为办事处用房。

　　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实际上是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的联络中枢。中共中央长江局也设在办事处内办公。钱之光后来在回忆办事处这段历史的时候，曾专门介绍道：

　　办事处负责接送来汉向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汇报、联系工作的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负责人和干部，如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邓止戈、秦天真等，都先后秘密到过办事处。延安派往南方各地的重要军事干部，大多在武汉办事处停留，办理护照，再前往目的地，如张云逸、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张国华、肖望东、陈康等。去延安学习和从延安学习后分配到南方各地工作的同志，也经办事处办理行政手续。

　　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物资转运中心。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弹药均由国民政府供给。因此，办事处每月到军需署领取军饷，到军政部有关司署领取枪支、弹药、服装、通信器材及药品、医疗器械等，领到后即到车站联系车皮和其他交通工具，分送各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只按八路军3个师、新四军1万人编制发放军饷和军用品，所以办事处还须自己采办各种急需的军需物资。八路军、新四军在长沙、广州、香港等地也设有办事处或通讯处，他们将募集到的军需物资送到武汉集中，再由武汉办事处设法运往八路军总部、延安等地。除军用品外，办事处还运送纺织、制革、造纸等机械设备，以及钢铁、硫磺等原料，这些大都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募集而来。这些物资对八路军、新四军改善武器装备，发展边区生产和提高边区军民及前线部队的生活水平，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武汉时期，有大批青年由京沪、平津、东北以及其他地区背井离乡流亡到武汉。为了吸收进步青年到革命队伍里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在汉口设立了招生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办事处。长江局机关和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担负起招生的具体工作，负责接待和组织输送。1938年八九月份，武汉形势逐渐紧张，中共党组织动员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他们动身前都在办事处指定地点集中，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再由人送上火车。办事处还向延安输送了一批科技界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机械工程师沈鸿，自然科学家陈康白，诗人、作家光未然等，还有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埃德加·斯诺、艾立·里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等。

　　全国抗战初期的武汉，民众抗日情绪之高涨，活动规模之大，是大革命以来多年所未见的。许多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办事处均积极参加。例如，1938年3月12日，武汉各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参礼队，加入游行行列。办事处还参加了许多追悼抗日阵亡将士、慰劳受伤官兵的活动。如：1938年2月下旬，为在武汉上空与日机作战英勇牺牲的空军大队长李桂丹、吕基淳召开了追悼大会;5月中旬，为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的川军师长王铭章灵柩经过武汉而在码头举行了致祭仪式;庆祝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散发传单安全返航;8月间，参与武汉各界发起的“征求30万封慰问信”运动;9月间，参与征募100万件棉背心送达抗战前线的活动等。

　　在武汉形势逐步趋紧时，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特意交代钱之光说：“要接受南京撤退时自己没有交通运输工具的教训。”办事处遂通过叶剑英的一个朋友，买了一艘几百吨的小火轮——“新升隆”号。在武汉撤退时，“新升隆”号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0月20日，办事处开始疏散，由袁超俊等带着重要物资和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先到湘乡。李克农则率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的大部分人员，于22日下午乘“新升隆”号轮溯江而上，不幸于次日在燕子窝遭日机轰炸，25位同志罹难。钱之光因为要领取军饷和联系工作，撤离武汉时先去衡阳、湘乡，以后到长沙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撤退工作。10月25日，汉口沦陷前数小时，办事处撤走最后一批同志。至此，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结束。

　　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及军政干部

　　新四军驻南昌及各地的办事处、留守处、联络站等，均成为新四军对外联系的窗口，在新四军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还有通讯处、兵站等也等同于办事处的作用。

　　如1938年春在安徽岩寺成立的新四军军属分兵站(章家渡兵站)，主要任务是运输军需物资和接送过往人员，仅1938年就接送有五六百人次，其中大多数是从上海、浙江等地来的爱国青年，也有从抗日前线来采购军需物资的部队后勤人员、转移到后方去的新四军干部家属。兵站还负责通信联络，传递情报。兵站的交通工作与地下党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地下党的交通工作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军占领区进行的，采取的是秘密方式。兵站的政治指导员负责与地下党联系，重大任务由军部和东南局联合布置，直接指挥。上海地下党动员大批青年参加新四军，就是在东南局与新四军政治部的布置下，由新四军办事处工作人员通过兵站线接送到新四军军部的。又如东南局要送一部电台给浙江省委，兵站站长接受任务，直接负责护送。

　　派驻各地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在抗日前线直接与日军作战，但他们的每一项工作和每一次斗争都同抗战事业休戚相关。1938年至1939年，各地办事机构动员和输送到新四军的青年达3万多人;从1938年春到1940年底，先后有8个办事机构开办了40多期各种形式的军政干部训练班，2万余人受训;另外还筹集了大量军需物资，改善了前线指战员的给养。驻皖南的分兵站承担着东到宁波、西到长沙、南到广州、北到武汉的繁重运输任务。温州采购办事处专门负责在商业发达的东南地区采购部队所需要的各类紧缺物资，还与香港、菲律宾、南洋群岛的爱国华侨取得联系，募集到大批军械、被服、药品、医疗器械及经费。

　　办事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如以池江办事处名义成立了赣南特委，以景德镇办事处名义成立了赣东北特委，以赣东北办事处名义成立了赣东特委，以都昌留守处名义成立了都湖波彭中心县委，以瑶里留守处名义成立了浮婺祁休中心县委等。办事处还积极寻找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失去联系的党员，营救被捕同志，使一批革命骨干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各地办事处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南昌办事处把一批批流亡到南昌的外省青年和江西省内失学、失业青年，分别组成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青年抗敌后援会、江西青年救亡协会、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等抗日救亡团体。福州办事处组织抗敌剧团、歌咏队、战时民众教育工作队等，深入城乡公演抗日话剧，教唱抗日歌曲。桂林办事处通过所办的《救亡日报》、《新华日报(桂林版)》和出版社等，广泛宣传抗日部队的伟大功绩，鼓舞了后方人民的抗日斗志，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福建崇安留守处还创办了抗日学校，组织青壮年参加政治、文化学习。为了支援前方抗战，许多办事处发动工人、农民及家庭妇女为前线将士制作军用急救包以及军衣、军鞋、棉被等。

　　武汉、广州失守后，桂林办事处成为抗日前线军需物资的转运站。他们把募集到的电讯和广播器材、汽车、被服、药品、汽油、橡胶等，用600多辆汽车陆续运往重庆、延安和新四军各部。处在敌占区的上海办事处，一次就为新四军募集到7000匹龙头细布和1.8万双胶鞋。各地办事处所募集的物资、款项，对加强和改善新四军的武器装备与物质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上海沦陷以后，温州通讯处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向新四军输送人员的转运站。1938年秋天，该办事处三次向新四军军部转送干部、党员、进步青年、工人700多人。皖南事变中，部分突围的新四军干部历尽艰险，辗转抵达上海。上海办事处想方设法掩护、转送他们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向苏北安全转送200多名军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上海办事处还护送国际友人罗生特、汉斯·希伯和40多名马来亚华侨青年去盐城新四军军部。

　　竹沟留守处从1938年开始设立军政教导大队和电台，举办机要、妇女、卫生、测绘等专业训练班，共培训军政干部和专业人才3000多人，全部送往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福建崇安留守处开办了武夷干校，先后培训来自上海、江西及福州、南平等地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300多人，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和各地城乡做抗日工作。桂林办事处开办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训练基层抗日干部约5000人，其中为延安和新四军输送了1000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福州、平江、七里坪等办事处和留守处，都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不少军政干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惨案，新四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被迫撤销

　　新四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本是国民党当局允许存在的合法机构，但当新四军游击队离开游击区以后，失去了武装力量的保护，加之这些办事机构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便转而对这些办事机构采取多方限制和刁难的政策，无理扣押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甚至制造血腥事件。

　　1943年，时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在《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序中，专门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办事处的破坏：“1938年元旦，军部于南昌办公，在各地经国共双方同意设立之办事处，国民党方面旋自食其言，而予以武力摧毁，如平江惨案、竹沟事件、太平兵站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蔑视正义，排斥异己，勇于对内而怯于对外，其意旨昭然若揭。”

　　“平江惨案”发生在1939年6月。此前，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嘉义镇开赴江南抗日前线。为了继续开展湘鄂赣地区的工作，在嘉义镇设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平江留守处(后来改为通讯处)，通讯处设在平江嘉义镇“亿昌药号”，房子虽然不宽敞，却有天井和楼房。那时，中共湘鄂赣特委由涂正坤任书记，罗梓铭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黄耀南任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1939年春，涂正坤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但仍同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曾金声驻平江通讯处，领导赣西北和湘鄂赣边区的工作。通讯处还有警卫班等共计30多人。

　　1939年3月，国民党当局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天，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思来到通讯处，向涂正坤提出两条建议：一、“为了便于联系，要通讯处搬到县城去”;二、“为了保障贵党党员的安全和合法活动”，要求通讯处公开党员名单。涂正坤闻听立即明白了对方的企图，斩钉截铁地对刘佛思说：“通讯处是新四军军部批准设立的，是完全合法的抗日机构。没有新四军的命令，谁也不能叫我们搬家!至于共产党员的名单，这是我们党内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

　　刘佛思走后的当天晚上，涂正坤召开了特委和党员干部会议，他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想迫令我们取消通讯处的一个信号，我们要百倍警惕。”特委与通讯处随即作应变准备，精简机构，疏散人员。特委机关还迁至平江芦头山区，与通讯处分开，以防万一。

　　6月12日上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派人到通讯处对涂正坤说：“我们接到上峰的指示，日寇不日要窜犯平江。我们营长准备在嘉义乡公所开个会，要我来请你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长官们都在那里等你，请你马上去一趟。”涂正坤看到这样急促通知开会，有些犹豫，但考虑到是商量抗日事宜，如果不去会给他们留下口实。于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走到距通讯处约50步远的地方，突然传来枪声，涂正坤身中数弹，当场牺牲。继之，全镇枪声四起，一片混乱。早有准备的国民党军与便衣特务迅速包围并占领通讯处。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出来，提出抗议。特务们不由分说将吴渊捆绑，拖到外面杀害。接着，国民党特务又把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五花大绑起来。暴徒们翻箱倒柜，拆墙壁，撬楼板，把通讯处洗劫一空。当天深夜，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被国民党特务押往嘉义旁边的虎形山，推进一个深达数丈的废淘金坑里活埋了。

　　这次惨案是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一手制造的。它震惊了全国，激起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正义人士的公愤。八路军、新四军和一些抗日团体纷纷发出通电，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可耻行径。延安、重庆、皖南等地相继召开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

　　“竹沟惨案”又称“确山惨案”，发生在1939年11月。抗日战争初期，竹沟镇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留守处及中共竹沟地委、县委所在地，成为中共领导华中地区抗战的战略支撑点。国民党顽固派对它的存在和发展极为恐慌，多次蓄意制造摩擦，企图把新四军竹沟留守处挤走或就地取缔。

　　1939年10月，国民党当局下达“武力除掉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指令。驻南阳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汤恩伯负责具体执行。汤亲拟了进攻竹沟的方案，并任命该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耿明轩为总指挥。

　　11月11日拂晓，耿明轩指挥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常备队，突然包围、进攻新四军驻竹沟留守处。一支100余人的敢死队，身着便衣诈称押送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壮丁队去泌阳，强行通过东寨门。他们将守卫东寨门楼的12名新四军战士全部杀害，随即疯狂冲向寨内。留守处的干部、战士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和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的指挥下，奋起抗击。他们与敌激战两天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2日夜突围。省、地、县委负责人分头进行了动员，焚毁了文件，调配武装力量和弹药，规定了行军路线和口令，把行动困难的伤病员和儿童安置在群众家掩护起来后，500多人冒雨分三批从西寨门突围成功。

　　13日上午，占领竹沟后的国民党匪徒开始了血腥屠杀。确山县常备队抓到一名新四军战士，耿明轩亲自下令将其处决。卫生队女护士熊香被拖至荒郊折磨致死，中原局印刷厂工务科副科长张潮音、女工武桂花等20多名重伤员均遭杀害，后勤机关掉队的30多人被集体枪杀。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王恩九奉命去确山与对方交涉，也被确山县常备队杀害。在这场惨案中，新四军干部、战士、伤病员、家属及群众共200多人被杀害。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新四军驻瑞金、宁德、都昌、瑶里、龙岩、吉安、修水、温州、丽水等地的办事机构相继被迫撤销。对新四军仍然存在的办事机构，国民党顽固派则设暗哨监视，指使特务盯梢，实行经济封锁。至1940年底，除南昌办事处(后移驻上饶)、福州办事处等几处外，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办事机构大多数被迫撤销。皖南事变后，南昌、福州两个办事处也被迫撤销。

　　新四军办事机构是在国共合作关系较好时建立的，在国民党顽固派走向反共时被迫撤销。它们远离主力部队，在环境险恶的国民党统治区，担负着繁重的任务，做了多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5 10: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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