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冀鲁边区
2017-12-20 09:18:10  来源：大众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调整军政委员会，整编抗日武装部队

　　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冀鲁边区党政军的领导，1938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②率部队机关及部分干部(共100余人)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以下简称“纵队”)挺进冀鲁边。9月27日，“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率领下抵达乐陵县城。随肖华到达边区的领导干部还有周贯五③、王叙坤、王辉球、刘贤权、杨忠等。

　　肖华抵达冀鲁边区后，重新调整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书记，符竹庭、马国瑞、李启华、杨靖远为委员。军政委员会的调整，进一步加强了边区的领导。

　　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挺纵”到达边区后，根据上级指示，把边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整编为“挺纵”，并将“挺纵”所辖各科改为部。范阳春任组织部长，王辉球任宣传部长(后姜思毅)，匡根山任锄奸部长，董秋浓任敌工部长，李青任民运部长，姚锦福任总务部长。“挺纵”下辖3个支队。津浦支队为四支队，孙继先任支队长，潘寿才任政委。永兴支队为五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李宽和任政委(后为王叙坤)，刘贤权任政治部主任。五支队辖五团、六团，龙书金任五团团长，曾庆红任政委;张策平任六团团长，杨俊生任政委。平津支队编为六支队，邢仁甫任支队长，周贯五任政委，崔岳南任政治部主任(后王辉球)，程正杰任参谋长。六支队辖一、二、三营和特务连，后扩编为七、八两个团。李子英任七团团长，崔岳南任政委;杨铮侯任八团团长，陈德任政委。“挺纵”司令部驻乐陵县城。

　　部队整编后，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边区部队发展到15000人。各支队均有较大发展，五支队由两个团扩充为3个团，六支队由3营扩充为3个团。同时，建立了津南、运河、泰山、商河支队和宁津、洛阳两个独立营等地方武装。

　　在六支队里，共产党员虽然不少，但大多原是学生和小学教师，革命热情高，但对作战、训练和管理部队缺乏经验。“挺纵”领导就派了一批红军时期的干部到该队工作，使这个部队进步很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成为边区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整编中肖华非常注意团结当地干部战士。“挺纵”到边区后，原三十一游击支队改成八路军，但戴的肩章上面多了“游击”两个字，“八路”两个字压缩小了，群众就有“大八路”、“小八路”的叫法。六支队的同志听了很不愉快。肖华得知后，决定取消“游击”两个字，改成一样的肩章。

　　“挺纵”到边区后，扩军工作做得好。边区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自己的子弟兵，踊跃参加八路军，时常是在一次会议后，就有几十、上百的青壮年自愿参军。这样一来，部队减员及时得到补充，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二、创办抗日军政学校

　　冀鲁边区的八路军抗日军政学校，全称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前身是军政训练大队，由三十一支队筹办。校址在当时的乐陵县中学内，位于城南路东旧县衙大堂后。在以乐陵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的形势下，三十一支队为了培养党政军基层干部，开始筹办军政训练大队。1938年7月8日，曾国华率永兴支队抵达乐陵城，与三十一支队会师。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为军政训练队提供了领导干部和军事文化教员，他们当中有很多富有战斗经验和受过专门军事教育的干部，特别可贵的是有一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永兴支队的朱子伟、李全生分别被任命为军政训练大队的队长和党总支书记。

　　军政训练大队的学员来自多方面的，除三十一支队人员外，还有边区的党、政基层人员;同时广泛招收冀鲁边区各县的爱国知识分子;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也吸收了当时还是友军的“曹五旅”的人员。第一期学员400余人，编为1个大队、3个中队。中队以下有3—4个班。训练以1个月为l期，科目有军事训练和政治课。政治课内容有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敌伪工作、统一战线等，都以油印的小册子为课本。课程内容对学员来说，都是从未接触过的新课题，听起来很新鲜。一些领导人对学员的讲话，也进行一般历史知识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如红军长征的历史，近代史……包括从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直到抗日战争等。训练大队还有1个简易的图书馆，有很多的书籍供学员阅读。学习期间，很多学员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转变了世界观，由单纯的抗日爱国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并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肖华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边区后，在军政训练大队的基础上，正式创办八路军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为校长，曾庆红为副校长。军政学校设有教育处，朱子伟为教育长，王省身为教育股长。学校规模较前扩大;学制由1月1期改为3个月1期。

　　军政学校的教师多是兼职的，冀鲁边区特委书记李启华、挺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李青、宣传部长姜思毅、乐陵县战委会主任王国华等，都给学员上过课。肖华也曾亲自给学员上课。1938年10月27日，他给学员作了题为《放弃武汉后的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指出，武汉失陷后，日军将回师“扫荡”冀鲁边区根据地，全区党、政、军、民要紧急动员，筹集钱粮，空舍清野，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日军对边区的进攻，保卫和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另外，肖华还对包括军政学校学员在内的边区各抗日团体作过《游击战术》的报告。肖华的报告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中国抗战，从全国形势到边区抗战，从战略讲到战术，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深受学员和广大抗日民众的欢迎。

　　教育长朱子伟在军政学校并不具体任课，但他对学员讲的话、作的报告，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授课，既是生动的政治课，也是严格的军事课。为了培养学员不怕困难、不怕艰苦的作风，他专拣烈日炎炎或大雨滂沱的天气，把学员集合到院子里，在日晒和雨淋中经受锻炼。一次，他在烈日下给学员作报告，一个学员晕倒了，他叫人抬下去，然后继续讲。平素一声集合，要求学员在几分钟内队列整齐。有时夜间突然集合，进行军事演习。

　　李全生是总支书记，负责军政学校党的组织工作。他找学员谈话，发展党员，也亲自给党员上党课。军政学校总支下设4个支部，3个队各有1个支部，还有1个直属支部。

　　学校的军事课讲授抗日游击战争，以毛主席《论持久战》为教材，每天早晨和下午在乐陵县中学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学员学射击、刺杀，枪支不够便以木枪代替。

　　军政学校以抗大为榜样，提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吃窝窝头、咸菜。学员们还经常开展文艺活动，燕明、辛国治都是当时的文艺活跃分子。

　　军政学校的学员，还积极参加边区的重大政治斗争。1938年10月，乐陵发生了全县万名群众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的重大历史事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亲自来乐陵，以与肖华洽商政事为名，企图劫持牟宜之县长去惠民。“挺纵”司令部和边区特委布置各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拦阻沈鸿烈的汽车，挽留牟县长。在这次事件中，军政学校学员在燕明等骨干分子的带领下，奋勇当先，和全县抗日群众一起，把沈鸿烈的汽车紧紧围住，高呼抗日口号。沈鸿烈的汽车无法出城，只得留下牟宜之。

　　军政学校各期学员虽然都规定了结业期限，但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常采取不定期结业的形式分配学员奔赴工作岗位。有时将结业的一部分学员分配到党政各部门里去，一部分留校作为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学习，作为下一期学员的骨干，起带头和影响作用。有时，学员并未到结业日期，没有学完原计划的课程，但由于形势变化和工作的需要，便提前结业，被派出执行艰巨的任务。学员学习时间长的，可达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短的只有六七天。有的学员在学习期间，因工作需要暂时离开军政学校，过一段时间，再回校学习，以胜任新的任务。

　　军政学校第二期是军政学校的全盛时期，规模最大，共11个队，1000多人。学员有的是正规部队的排长、地方部队的连排长，有的是动委会的干部、县区游击队的干部，还有的是进步学生。这些人经过学习，有的仍回部队，有的回去当区长、锄奸部长、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等。另外，还有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的人员，如有保安队长，有警备队长，甚至有土匪头子。盐山警备队长韩书元也来乐陵当过学员。接受他们来学习，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对他们进行改造，共同抗日。

　　第二期虽然学员很多，声势很大，但开学后1个月，得到日军回师华北“扫荡”的消息，学校即进行了精简整编，大部分学员提前结业离校，只保留了3个队，学校也更名为教导营。军政学校改名为教导营后，人事有所变动。原副校长曾庆红调“挺纵”五支队五团任政委，朱子伟任教导营营长，王省身任总支书记。

　　1939年1月，乐陵失陷，“挺纵”各机关和教导营撤出乐陵城。春节前后，即1939年的2月，教导营驻茨头堡，在这里又进行了整顿，撤销了三队，只保留一、二两个队。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杨俊生任营教导员，王省身调任商河县大队政委，钟仁辉任营总支书记。整顿之后，教导营开往无棣的西北部，在高湾以南，海丰一带打游击。4月间又回到乐陵境内，在城南二三十里远的村庄活动。此间，军政学校的第二期学员毕业，第三期开始。

　　同年5月，第三期学员入校，活动在乐陵城南到德平一带，即孔镇附近。后向西延伸移动，由宁(津)、乐(陵)边界进入宁津，活动于柴胡店、张乃家一带。第三期约在8月结束。第四期开学后，环境日趋恶化，教导营的2个队合并为1个队，徐其江任队长，王猛任指导员。

　　1940年初，第四期学员毕业，第五期开始，这是最后1期。第五期训练了1个多月，即随挺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开赴鲁西。随邓克明活动的除教导营外，还有警卫营。教导营跨过铁路，在茬平县小街过春节，之后活动在东阿、阳谷、寿张一带。同年3月，最后1期学员毕业，教导营的干部和学员都被分配到各部队里去。朱子伟到曾国华支队任作战科长，杨俊生到五团任政委，王猛到五团二营任教导员。这样，从1938年9月到1940年3月，共有5期学员毕业，计2000余人。这些干部，对边区各县发展党组织，开辟工作，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德县的抗日县长王哲，东光的县委书记周劳工，济阳县大队队长朱宝成，禹、临、陵、平、商、济、齐7县工委书记马冲等，都是军政学校的学员。

　　军政学校的学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发挥过很大作用。后来，经过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成为省、军级的领导干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三、改造地方抗日武装

　　冀鲁边军政委员会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地方实力派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1938年10月，为抗日形势迅速发展所迫，德平县地方武装曹振东部接受八路军改编，被命名为洛阳支队，曹振东任司令，杨忠④任党代表。“挺纵”派一批干部到洛阳支队各连队任指导员，曹也抽调其一些部属到八路军军政学校学习。不久，沈鸿烈来德平，曹振东投靠了国民党，所部又改编为国民党鲁北保安第五旅，仍与八路军保持统战关系。同年11月，“挺纵”又陆续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经过整编建立了运河支队、泰山支队。李文成任运河支队支队长(后为傅继泽);牟宜之任泰山支队支队长。

　　从“挺纵”到达边区至1938年年底，边区军政委员会拟定的各项计划逐步完成。党、政、军、群组织都有了很大发展。原已建立的县委得到了充实加强，并成立了抗日县政府。原来未建县委的县也建了县委和县政府。大部分县还建立了区委、区政府。全区共产党员发展到25000余人，抗日武装发展到15000人，冀鲁边区得到扩大和发展，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0 0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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