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与“二元外交论”问题（2）
2017-09-10 09:50: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史学理论研究》(京)2014年第20144期 作者：张经纬  点击：  复制链接

　　二、日本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二元外交论”问题

　　从坂崎斌到信夫清三郎，再到80年代以后的年轻学者，日本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二元外交论”，可以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经演化为一种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二元外交论”对于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容易产生误导，使人觉得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外交的，军部势力是主张开战的;政府控制不了局势导致战争爆发，因而战争爆发是偶然的。由于“二元外交论”本身不符合历史实际，且对后人的价值评判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因此有必要对“二元外交论”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等诸方面进行分析，以对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做出回应。

　　首先，从世界现代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世界现代化运动，是一个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在西北欧发生，然后向东南欧自然扩散。19世纪中叶之后，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列强需要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这样便加强了在东方的贸易和扩张。这些贸易和扩张开启了东方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一种相对自然的、和平的扩散过程，而是一种人为的、伴随武力的传播过程。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在佩里叩关之后便开始了这样的过程，即开始了传播型的工业化过程。中国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广大，遂吸引西方势力相继入侵，且农民战争、教民起义连绵不断，内忧外患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日本则由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处于外压相对较小的国际环境中，且没有发生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最重要的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有了一个决意学习西方的全国统一政权——明治政府。明治政府推动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特别是通过殖产兴业运动获得了第一桶金，经过20年的努力，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财大之后必然气粗，日本开始不再满足于修改条约，而是要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分一杯羹、赶末班车，竭尽全力挤进欧美列强的猎食者行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日本的利益，才能为国内的新兴工业拓展发展空间。然而当时的其他大洲早已被老牌列强瓜分完毕，日本也自知无力插足其间，剩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本土为基地向周边扩张，这样首选目标自然就锁定朝鲜和中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这个新猎食者在处理好与老猎食者的关系的前提下，首先是要彻底打破以清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唯有此，它才能向亚洲大陆扩张。由此，由和平谈判改约到武力扩张侵略就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挑起甲午战争是其自身发展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

　　下面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上述的逻辑过程。

　　甲午战争之前的朝鲜还是中国的藩属国，这种关系包括历史渊源和国土防卫两个方面。日本要实现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就必须首先占领朝鲜，建立一个立足点。而实现这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割断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1876年，日本靠武力胁迫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⑦这种在日本军舰和大炮胁迫下的“自主”和“平等”显然没有真实的意义，而真实的意义在于日本借此否定了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东北亚地区局势的这些微妙变动，使中国政界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加深了危机感，恭亲王奕?就对日本强盛之后在台湾、琉球和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深感忧虑，对中国的处境和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变动更加担心。他预感日本强盛之后向朝鲜乃至亚洲大陆扩张势所必然，中国有援助朝鲜之意但力不从心，而又不能坐视局势的演化，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

　　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与朝鲜国内的政治矛盾纠缠在一起，更加错综复杂，亲中和亲日两股势力斗争激烈。1884年在日本的策划下，酿成了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事后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由于慈禧太后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⑧日本通过专条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派兵权。从此，中日两国由外交对抗转变为武装对峙。后来有人对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的演进做了一个回顾，同时对两国关系演进的趋势也作了预测。“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遗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⑨时人的担心和预言并非杞人忧天，“甲申政变”十年之后，日本挑起了对中日两国历史、对东亚甚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甲午战争。

　　其次，从日本近代对外战略的演变来考察，日本近代对外战略的形成至少要追溯到幕末时期，甚至要追溯到16世纪末乃至更早。神国思想在日本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从产生到近代，从理论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至14世纪末，与中国明朝的华夷秩序观的冲突开始明朗化。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神国思想由憧憬发展为构想并尝试付诸实践。1592年丰臣秀吉率军侵朝，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援军出战并打败丰臣秀吉，这是日本神国思想与中国华夷观念的正面交锋。到德川幕府中后期，神国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已成为日本构建新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构想基本固化下来。1825年，会泽正志斋(1774-1863)在其所著《新论》中提出“国体论”，鼓吹作为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的日本天皇应该照临万邦。1823年，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著述的《混同秘策》中更加明确地宣称，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如果治理好这个根本，那么全世界便可成为日本的郡县，万国的君长便可向日本俯首称臣。佐藤信渊不仅把神国思想高度理论化、系统化，而且还为实践神国思想描绘出具体的蓝图。在他看来，如果战术得当，不出五年至七年便可灭亡中国，而灭亡中国的第一步便是攻取满洲。⑩对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影响颇大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也描绘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路线图。他认为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和西方列强抗衡，应该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框架内循序渐进地“开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君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使神功未遂者得遂，丰国未果者得果”。(11)可见，从上古神话到德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神国思想经历了从朦胧到明晰、从零碎到系统、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而这些都作为政治文化遗产带进了近代日本，成为近代日本对外战略形成的理论基础。

　　明治政权初定的1868年2月和4月，先后发布了《外交布告》和《安抚亿兆·宣布国威宸翰》，前者号召上下一致“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以对答祖宗先帝之神灵”。(12)后者同样声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13)这些都对新政府的对外战略定下了基调，也反映出明治初期的对外战略与前近代时期的神国思想及德川时期的对外战略是一脉相承的。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起草《清国征讨方略》，海军军官也提出六份《征清方略》，这些方略大同小异，都是要占领北京，然后把中国分割为若干部分进行直接或间接统治。至1890年3月，山县有朋提出对外政策意见书即《外交政略论》，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之说，所谓“主权线”是指日本本土疆域，而除了固守本土“主权线”之外，还要争取从朝鲜到中国、琉球、越南和缅甸等构成的“利益线”，标志着日本的扩张思想已经向实践方向转化。

　　中国台湾、琉球群岛、朝鲜半岛，在地理上是清帝国的天然屏障，而琉球王国和朝鲜又是以清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的藩属国，这在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这三个地方连接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阻止线，正好与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相冲突。日本要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神国梦想和既定国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冲破这一阻止线，实现自己的“利益线”，朝鲜爆发的甲午农民起义为日本提供了天赐良机。

　　纵观明治期对外战略的演变，可以看到其基本方向、策略和步骤一以贯之，从未动摇和改变。期间若说有过分歧，那只是方法上的差异而不是方向上的不同，是早打晚打的区别而不是打不打的矛盾。甲午战争可以说是在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总方针指导下，经过长期预谋策划、并绞尽脑汁玩弄外交骗术蓄意挑起的一场地区性国际战争，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东北亚的国际秩序，称霸东北亚，为进一步向亚洲大陆扩张建立根据地。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10 09: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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