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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情国力军力的比较中看中日甲午战争
2017-09-08 08:48:45  来源: 新浪历史2014年 作者:迟云飞  点击:  复制链接

1863年左右,西人报纸上淮军炮队的图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

1863年左右,西人报纸上淮军炮队的图片。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

  甲午之鉴:专家解析甲午战争

  导读:今年7月25日,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纪念日。这场战争对近代中国意义重大,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的失败,又激发了知识界变革政体的要求。同时它也改变了东亚格局,乃至刺激了日本走向扩张道路。甲午战争,可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重大议题。新浪特邀请各领域专家,从国际、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析甲午败局的成因,品评甲午战争影响。以史为鉴,启迪未来。本文为历史学家迟云飞先生撰写的论文,从国情、国力、军力等方面论证甲午战争双方实力对比。

  古往今来的战争史上,不乏以极少胜极多、以极弱胜极强的战例,但更多的是战争双方实力及各种条件的较量。1938年,当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断言,这场战争中国不会速胜,也不会灭亡,而是一场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华民族。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毛泽东据以分析的,有双方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有中日两国国情的对比,有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总之是双方实力及各种条件。毛泽东就是从这些条件的对比,得出持久战的结论,他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是很好的启示。不过笔者以为国际上对甲午战争的影响远不如抗战时大,因此本文主要就双方的国情、国力、军力展开分析。

  军力:中弱日强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首先是军力的竞赛。军队是战争的基本工具,我们不能不首先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

  1893年,日本陆军有7个师团,将近7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动员了预备役,总共动员的兵力为24万人,另有伕役15万多。派到中国和朝鲜作战的兵力是17万多。

  中国军队名目复杂,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但总数应有100余万。旧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有作战能力的只占军队总数的l/3。日本参谋本部曾估计中国军队的有效实力是35万人。甲午战后的1898年,兵部和户部曾统计各省练军防军为36万人。就数量而言,中国军队显然占优势,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单由数量决定,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军队的战斗力。装备、编制、训练、官兵素质和教育程度、士气、战略战术等方面影响更大。

  装备方面,大体上是日军优于中军,但并不是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相差悬殊。一方面,日军的装备还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另一方面,中国在30年的洋务新政中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进。中国陆军武器装备的最大弱点是武器的种类、规格过于混杂,给后勤供应和实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其他方面,中国军队确实较日军相差甚远。甲午战争时,日本军事制度、组织都已近代化,但是中国军队却沿用原湘军的营制,兵种单一,这种编制适合于双方都没有多少新武器的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但用在对外战争上,指挥不灵、配合不好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与日军的师团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军队没有严密的指挥系统,没有司令部,没有参谋官,战斗部署只凭最高指挥官一拍脑袋。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训练,也从未配合进行军事演习。日本人事后总结:“清军指挥错乱,其龃龉冲突百出,而内部相摩擦,结局减弱对敌之战斗力几何,未可知也”。

  中日军人教育水平相差悬殊。日本陆军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而中国陆军高级将领没有一个进过新军事学校,他们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旧式武夫。中国武备学堂虽也培养出一些学生,却没有给他们指挥军队之权。日本教育普及率很高,因此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国士兵高得多。近代的战争不仅需要新的武器,更需要近代的战略战术,需要懂得近代战争的规律,而近代战争的知识要有知识的人并且要专门研究才能掌握。清军战术上策略上屡屡失误,决非偶然,是因为中国军官不懂近代战争,其受教育的水平太低。

  我们再看海军。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海军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另外北洋战舰的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均劣于日本,只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可对日军造成较大威胁。海军的编制、军官教育程度比陆军较为近代化,与日本差别不大,但与日本相比,尚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弱点。

  其一,是海军首脑部门的缺陷。虽然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但该衙门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都另有要职,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不仅如此,海军大臣中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也没有受过海军专门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实在难以制定正确的战略,也难以与陆军协同作战。

  其二,海军不统一。北洋海军实力虽已逊于日本,但若加上南洋和广东的几艘能胜任海上作战的舰只,实力便可与日本海军接近。但海军未形成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结果力量分散。黄海海战后,李鸿章试图调南洋舰来加强力量,但没有成功。威海海军投降时,还发生了降将牛昶昞要求返还原属广东的广丙舰的笑话。

  其三,正是由于首脑部门的缺陷,使中国海军缺乏明确、周密的计划与战略,缺乏争夺制海权意识。事实上采用的是守势战略消极防御战略。日本则在开战前就按海军胜利、僵持和失败三种情况制定陆海军作战战略,明确争夺制海权。因此中国海军处处被动。

  人、武器、组织制度是军队战斗力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只偏重武器的更新、偏重军事技术,而忽视了制度和人的改变,这成为清军的基本弱点。

  中国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长期以来,它的作用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的。虽然自洋务新政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不是根本改变。当现实需要它转而对外——防御侵略时,就远远不能得心应手。军队的许多间题,都与它的职能有关。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评论:“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鲁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它完全没有近代战争所必须的给养、运输机构和兵站设备。因此,它不能把兵力集中到一个地方,并且机动能力太低,部队转移时总是发生很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进行运动战,退守防卫就成了它作战的中心。”李鸿章的美国顾问毕德格也曾谈论:“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所以异也”。

  中日军队的差异,经过甲午一役,中国也有不少官员看出来了。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就说,日本的胜利“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袁世凯说:“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张之洞说:“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

  总之,军力是中弱日强,中国之弱主要不是在武器上,而是在组织制度、官兵素质、士气和对近代战争规律缺乏了解上。

  国力:中强日弱

  战争是实力的竞赛,是军力的竞赛,又是国力的竞赛,因为军力与国力密切相关。国力包括经济力,也包括人口、国土面积和资源等。

  人口:中国4亿多,日本4千万,中国为日本的10倍。

  国土面积:日本37万多平方公里,中国当时有1千多万平方公里,中国是日本的30余倍。

  经济上,由于历史留给我们的资料太少,只能就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比较,但这几个方面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铁路:甲午战争时,中国铁路不到400公里。日本1890年为2753公里,1896年为4031公里。日本仅1894年修建的铁路就达423公里。

  轮船航运:1893年,日本有商轮680只,吨位共110205吨。1894年,中国轮船招商局轮船26只,共22900吨,因为清政府的限制政策,民营轮船只有零星几只。

  棉纺业:1894年中国机器纱厂4家,纱锭13万多枚;日本1893年有40家纱厂,纱锭38万多枚。1891年,日本棉纱产量超过进口量,并开始出口,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和印度的棉纱竞争。

  生丝:明治政府推广机器缫丝,产品精美,出口日益增加,是中国丝的竞争对手。不过日本丝产量仍远低于中国(日1891-1895年平均年产量3006吨,中为5403吨)。

  煤:1894年日本煤产量为426.1万吨。中国开平煤矿1896年煤产量为近49万吨,基隆煤矿年产量最高为5.4万吨。上海等地大量进口日本煤。但中国无煤总产量的统计,应较日本少得多。

  钢铁:张之洞筹建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已在湖北建立,不过1894年刚投产,未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当时还没有如此规模的钢铁厂(八幡制铁所1901年投产)。

  军事工业:甲午战前,日本有4大骨干军工企业,即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筑地海军造兵厂。中国除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四大骨干企业外,规模较大的湖北枪炮厂在甲午战争中部分投产,另外还有山东机器局等16个军工企业。企业规模方面,日本军工企业1893年合计雇用职工10132人;中国据零星资料,1891年沪局3592人,1874年闽局2600人,八十年代金陵机器局700余人、天津机器局2500余人,合计21个军工企业,雇用人数当大大多于日本。日本1893年陆海军工厂的机器动力共2205马力,江南制造局一厂1891年便有4521马力。我们再比较东京炮兵工厂和江南制造局,1887年东京炮兵工厂有6个车间,发动机15个,马力300。江南制造局刚建立就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长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火箭分厂等,后又设汽锤厂、枪厂、黑药厂、炮弹厂、水雷厂等。1891年江南制造局有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

  我们再比较造船。1884年至1890年横须贺厂造军舰七艘,其中除高雄号外都不到二千马力。同期福州船政局也造船七艘,其中除广甲、广庚外都在2000马力以上,且有日本所无的钢甲兵舰平远。江南制造局虽停造轮船,但1885年制造的保民号(钢板暗轮)也有1900马力,可见该厂的造船能力。除沪局和闽局外,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广东机器局也造过轮船。中国的造船能力实大于日本。

  总之中国军事工业的规模、生产能力应大于日本。不过中国的军事工业仍如军队一样,缺乏统筹规划,生产的武器规格也不统一。

  财政收入: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1893年预算收入为8804.5万日元,决算为11376.9万日元。中国1893年为8867万库平两。若以一两白银约等于1.5日元计算,中国财政收入超过日本决算数1000余万两。

  进出口:日本1893年进口8943.1万日元,出口9043.4万日元。按经济史家的修正值,中国1893年进口13506.5万(关平)两,出口12740.6万两。关平两比库平两略重,合计中国进出口值是日本的两倍还多。如果考虑到进出口值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日大中小),那么这个比较反映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远远大于日本。

  综计本节资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日本在新式交通业、棉纺业等轻工业部门上远远超过中国,但大机器工业如军事工业及钢铁工业比不上中国。本节没有比较的农业、手工业总量中国肯定远远高于日本。总的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于日本,如果再加上人口、国土面积、资源等因素,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力远远大于日本。有些学者曾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中国,甲午战争日胜中败由此而来。但实际上日本自1868年维新到甲午还不到30年。经济发展还有限,由于维新,日本的政治组织力和军事制度见效甚快,但经济发展却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见效的。

  国情:中劣日优

  国情是一个非常广泛、笼统的概念,笔者在这里谈的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国内状况。两国战争的胜负,不仅直接取决于军力并受到国力的制约,还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各自的国情——内部状况的影响。

  那么,中日国情的对比如何呢?

  首先,是有备与无备。日本维新政权建立后,便以对外侵略扩张作为基本国策。其策略又是对欧美强国暂取妥协,而把中、朝作为首选侵略对象。同样发展军事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中国只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并无向外之意,用李鸿章的话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日本却明确是为向外扩张。日本海军先以中国为假想敌建设,打败中国以后便以俄国为假想敌,打败俄国之后,更以英美为假想敌。中国的缺乏准备,是战争中步步被动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政权稳与不稳。日本建立维新政权后,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政局虽有动荡,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从未动摇。这使日本政府可以集中全力进行对外战争,而且国内少许之矛盾,恰好在统治者的引导下成为向外扩张的动力。

  反观中国,则“国基不稳”。清政府是满族乘中原混乱而入关建立的政权,国内民族矛盾一直存在。六十年代,清政府虽然依靠湘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造反,但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反倒进一步加深。清廷对它的政权的存亡也就十分警惕。除了孙中山和杨衢云已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外,1894年至1895年上半年,就有多起乱事发生,如湖南武冈州“会匪猖獗”,广东韶州“匪乱”,吉林马贼扰长春,关外会党首领孟毓奇等谋在吉林起事,甘肃回乱等等。日本间谍泷川大尉的报告也说:清国“人心动摇不定,军队中也常听到有人发泄不满情绪”。对清政府来说,它不但要抵御外敌,还要时刻提防内部的动乱,特别是由于对外战争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而引发的内乱。日军也利用这一点挑拨汉族人民和清政府的关系,它在所到之处张贴告示:“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又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

  清统治者担心的正是这一危机。战争后期在讨论和战的问题上,主和的官员最重视的是京师根本和沈阳的“陵寝重地”,所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皇帝说明马关和约的上谕也是以此为辞。除了苟安意识外,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真的北京失守,朝廷就会威信扫地。他们的政权就会在混乱的局势中灭亡。不仅清政府,当时还有不少外国人认为如果日军攻占北京,中华帝国就会土崩瓦解,清王朝随之灭亡。换句话说,对内部不稳的担忧是使清政府缺乏长期作战意志的一个因素。

  第三是统一与不统一。

  此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相关。日本通过维新,不仅建立了稳固的强有力的新政权,而且国内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近代性的民族统一。明治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中国清政府正处于自嘉庆以来的衰落过程中,特别是太平天国乱后,内轻外重之势已成,表面上有个集权的专制政府,但实际上财权、军权、用人权日益向地方督抚倾斜。这好比一袋土豆,看起来是个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国家没有真正的近代性的民族统一(这种统一是大革命时期开始而至1949年完成的),政府没有能力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样,是一场局部战争。所以李鸿章发牢骚,说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最后一条,日本经过倒幕维新,权力结构经过重大转换,政府上下充满了进取和冒险精神,对国际事务有深入的了解。清政府则早已失去努尔哈赤和康熙大帝时的进取精神,腐败无能,苟安一时。日本为筹措军费,皇室可以每年拿出30万元来充军用,中国却为修颐和园而大量挪用海军经费。

  从国内状况对比的几个方面看,都对中国不利,既不利于短期决战,又使中国难以进行长期战争。

  胜负分析:速战与久战

  我们前面比较过,日本的军力强于中国,它的军官和士兵的素质、军队的体制、训练、士气及对战略战术的掌握都优于中国,因而战争中中国常常失利,但是日本军队也有弱点,那就是兵员有限,这不仅是因为日本人口较少,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它财力有限,养不起更多的军队。甲午战争中日本几乎把所有军队派往国外参战,国内非常空虚。如果和谈破裂,日军可能会进攻北京,但由于兵力不足,这样做就要放弃山东或辽东,甚至两地都放弃,而从大沽或山海关直接登陆。这样辽东和山东的中国军队势必又会从侧翼威胁日军的安全。日军进攻牛庄、营口、田庄台一带时,凤凰城东路日军防守空虚,张锡銮便率杂牌军数营和团练接连收复宽甸、长甸、金厂等地,日军只能株守九连城和凤凰城,由朝鲜到辽东的日军联系通道只剩窄窄一条。如果张部军力稍强,这条通道便可能被切断。如果日军进攻京徽,类似的情况肯定有增无减,使它难以达到目的。可见兵力不足,确实是日军的严重弱点,使它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它只能在冒险的速决中求得短期战争的胜利。

  经济上,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但是甲午战争时,日本经济发展还很有限,它的经济力以至国力还小于中国。比起抗日战争时,它的国力更难支持持久的战争。虽然中国的财政也会十分困难,但若战争时间延长,则中国的潜力就会逐渐发挥出来。

  从军力国力两个条件看,速战则日胜,久战则中胜,只要中国坚忍苦战,很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这一点,当时就有许多人看了出来。如对中国事务有相当了解的赫德在开战前就认为,中国的“陆军和海军,并没它自己所想象的实力”,“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战争开始后的8月5日,赫德又写道:“如果战争能拖长下去,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禁得起磨难的本领,必能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

  就甲午战争时军力国力的对比来说,中国的条件比后来抗日战争时好得多。但是清政府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而是屈辱求和?究其原因,又为国情所决定。

  从清政府来说,它早已失去初创时的锐气,苟安目前,根本没有持久作战的勇气。同时,如前节所述,战事拖长又可能使它垮台的种种担心也影响了它的战争意志。

  从中国社会来说,国民的民族意识尚处于低级阶段,人民如一盘散沙,前方浴血奋战,后方歌舞升平。这与后来抗日战争时有根本不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大举侵华之日,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高涨之时。因此,日军的侵略,正好促进中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日军虽然占了平津,占了沪宁,再占武汉、广州,却丝毫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这正如毛泽东所论,抗战之时,中国是进步的、向上的,但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人民却没有这样的觉醒。一句话,时代不同。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既不能在速战速决中战胜日本,又不能坚持持久战争拖垮日本,那就只有屈辱求和一条路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两国的军力、国力和国情决定的。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8 08: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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