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系列之：事变前两广军阀娴熟地用口号抗日却与日本暗通款曲
2016-04-09 09:55:10 来源：凤凰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陈济棠和李宗仁成为两广军阀联日反蒋的代表
一·二八事变中西南派的表现
淞沪抗战期间，胡汉民代表西南派与十九路军将领保持着密切联系，鼓其士气，向十九路军保证，“粤中同志当竭力为兄等后援也”。胡汉民对南京政府提出：（一）赞助十九路军将日军逐出上海；（二）撤销解散各地义军命令，切实组织民众成为抗日中坚；（三）速调劲旅收复东北失地；（四）严整沿海战备，真实谋长期抵抗。在日军退出上海以前，无交涉可言，主张积极抗日。
“抗日”成为胡汉民等人联络反蒋势力的重要宣传手段。对后来日军一系列的侵华事件，胡汉民及西南派也公开反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反对《国联报告书》，反对《塘沽协定》签定，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抗日亡国”、“长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强烈支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张建立西南抗日联军。
胡汉民和西南派与所有反蒋势力联络时，都会以批评南京政府内外政策（尤其是对日妥协）的失当为依据，推论出联合反蒋的必要。如胡汉民在致海外华侨的信中说：由于执政之军事独裁者无能，“内而政治窳败，民无死所，外而强邻侵逼，国亡无日。自前岁东北三省之沦陷，近者榆关之失守，平津之告警，而国危益如累卵矣”。因而要推翻军事独裁统治。
西南派将抗日与反蒋的两个目标密切地联在一起。胡汉民曾数次提出：“假如政府不抵抗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抵抗的政府”。对此，当时人有如下评价：“西南一向高唱之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口号，事实上是三分剿共，七分倒蒋，抗日亦倒蒋之一方法也。”
在公开的议论中，胡汉民与西南派高喊“抗日”，私下里他们却秘密争取日本的军事援助，以抵御南京方面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
胡汉民与两广地方实力派在宣传上采攻势，不断抨击南京当局的政策，但在军事上却只能取守势。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南京方面放手来攻，则两广欲维持现状都未必如愿。他们广泛与国内各反蒋势力联络，同时争取国际支持，以壮大力量。
一边是西南及胡汉民在与南京的对立中处于劣势，急于得到各国声援而不能，一边是日本出于分化中国之目的，频频向西南伸手示好，且双方均以蒋介石为敌。就当时西南的情况而言，长期与日本接触，“联日制蒋”就既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张下野之说盛行。胡汉民等担心促张下野则难以打开中日关系，故于9月初派遣陈中孚赴东京，探求日本军部的意图。陈中孚探知了日本军部对张学良仍持强硬态度，回到上海后，又与日本驻华公使馆的要人交换了意见。他向胡汉民作了汇报后，又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如下策略：促使张学良下野，由张承担中日关系陷入困境的全部责任；借讨伐张学良之机，在武器与财政方面请求日本支持，使广东在反蒋方面成为与华北相匹敌的策源地。
日本海军于1933年9月25日提出了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文件《处理对华时局方》。在“华北方策”中提出，要使华北“逐渐在事实上独立于中央政府政令之外”，还要“使这一情况逐渐波及华中、华南，并加以扩大”。在“华南方策”中规定要与“华中方策”同一宗旨，即“采取宽猛并用的策略，使其有利于我方”，而且还规定：（1）“鉴于西南方面的反蒋运动将有利于缓和国民政府的排日政策，在排除其抗日宗旨以外，可对此加以放任，相机加以利用”。（2）“要极力警戒、努力防止列强在华南的军事进入，为此对于该地区要进一步采取积极的方策”。海军方面规定的“华南方策”，第一次明确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华南政策。支持并利用西南派的反蒋运动，以与华北一起，逐步脱离南京政府，进而分治全中国，是这一政策的核心所在。
十分配合这一系列方针，西南派两广军阀暗中与日本的勾结越来越升级。
1933年12月6日，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来到广州，与日本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进行密谈。王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精神与物质上的援助，和知也向军部建议对此加以利用。14日，白崇禧让王季文通过和知，向日本军部首脑转达将与日本提携的愿望，并要求日方提供金钱援助。1934年1月8日，王季文再次来到广州，向日方正式提出了经济借款的要求。和知鹰二及驻广东总领事川越茂均认为，对广西的经济借款，可与目前日本的华南政策结合起来，要通过秘密工作加以实现；可由台湾总督府出面，将岛内的剩余物资转化为资金，通过台湾银行或华南银行，实施对广西的经援。随后，广西方面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
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中战斗技术，同时又聘请一些日本军官、军曹充任广西军官学校、民团干部学校和航空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顾问等。另外，还派遣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赴日参观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等一批军火，以及“九一式”、“九二式”战斗机9架。
购买日本军火及聘请日本教官实在是无法向世人隐瞒的公开的事，对此，白崇禧曾作过公开辩解，他称“中国一切落后，特别是军事总不及人，所以要聘请日本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来可以用日本人代我们训练的陆、空军和向日本买来的武器打日本，正合我们广西的俗话，‘借他人的拳头来打他人的嘴巴’”。
但是，真实的用意，在他在封闭场合对桂系官兵的训话的时候，才合盘道出：“广西地清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
广西的李、白大力与日本取得军事上的联系，广东陈济棠也不甘示弱。他对日方代表直言，蒋介石对西南怀有野心，“我西南尤其是广东应以全力应付，故必求器械充足”。他需要枪械、大炮和飞机，“求最新式，求全帮一齐到达，以免不能敌门（蒋介石--引者）及或为门所乘”。日方代表爽快地答应了，请他确定具体数量。陈济棠要求日方先提供枪炮的样本，“非先睹不可”。日方代表很快将枪炮样本送来，并称已致电日本索取飞机样本。商谈中，陈济棠认为日本飞机在速度上不及蒋介石空军所配备的意大利军机，对是否购买颇为迟疑。和知鹰二则力促陈下决心，声称日本军机在升降能力上已有很大改进。徐永昌在日记中有数处记载：“现两广有受日本经济与械弹协助之消息。”“日已接济广西枪八千支，子弹二百万，飞机四架，此外，尚拟借给款项若干”。“两广由日本得到三千五百的军用品”等等。
1934年10月，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受蒋介石之命访问莫斯科，就中苏合作对日的可能性同苏联当局进行了会谈。次月，胡汉民在广东就向日军情报官透露：蒋介石已同中共及苏联合作。他建议日本对此多作宣传，还提醒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握手，其基础之加强已超过一般想象。
1935-1936年间，是日本危言耸听的“国际危机”到来之际。日本着眼于在华北发动事变、准备北进的同时，也正式开始新的南进准备。1935年1月关东军由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主持，在大连召开了幕僚会议，驻天津、北平、上海的武官也参加。会议探讨了上述对华政策文件，就“入侵华北”达成了协议，同时还提出要暗助西南以倒蒋。该会议决定的对西南派的方针，又反映了关东军1月3日文件规定的“对西南派（广西派）给予物质援助，以此强化其作为反蒋势力”的策略。
贯彻会议精神，日军挑起了“华北事变”，策动“华北自治”，拉拢华北实力派逼南京政府签订《何梅协定》。而为配合日军对南京政府步步进逼，受日本拉拢的华北实力派的“自治”也受到了西南派的支持，他们纷纷派员北上。国民政府在日本和华北实力派、西南派的压力下，被迫仿照1932年1月西南派在广州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先例，于12月在北平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西南派的陈中孚在其中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援道任委员，王季文则成为西南派常驻宋哲元部的代表。日本拉拢地方势力脱离南京政府，进而分治全中国的阴谋又获得胜利。
西南派两广军阀与日本一唱一和，一边高喊“抗日”口号，一边在日本的策动下反蒋的最高潮，是“两广事变”，经此一役，不但西南派维持了6年之久的两面派手法破产，连西南派自己，也不存在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09 16:23:23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