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炽甫：南京突围记
2015-09-12 11:03:25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蔡炽甫（1914—2013），浙江平阳人，黄埔军校第10期骑兵科毕业。抗战时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笔者于2012年数次对老人进行了访谈，以下内容根据老人口述整理。

　　我是1914年12月出生的，老家是温州平阳，但6岁就离开了，因为父亲在杭州大陆测绘学校当校长。我的小学就读于时敏小学，在现在的劳动路位置。初中是在宗文中学就读的，就是现在的杭十中。三年前，还受邀参加了母校的校庆，让我举火炬呢。高中就读于之江中学。1932年考入之江大学，在化学系读了一年。它是个教会学校，老师都是外国人，用英文授课。之后就去报考军校，认为当军人很神气。初试是在杭州考的，又到南京参加了复式，最后考上了。我考军校这件事是自己决定的，也没和家里商量，考上了才告诉家里。因为我从初中就开始寄宿，独立性比较强。当时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我是1933年9月入学的。第十期的生源素质都比较好，入学时的学历或高中毕业或大学肄业。十期生出了三个上将，“陆军”的王多年和马安澜，“空军”的陈衣凡。到台湾后留在军界的，大多在中将军衔。可能因为这一缘故，去台的十期同学在举行毕业六十周年庆典时，蒋纬国也参加了。

　　军校分科时，自己报名选了骑科。我喜欢骑马，假如是步科，想想走路太辛苦的。我们的教员中有德国来的教官，给我们上军事课。外语门类很多，可自由选择，我选的是英语。军校的条件不错，有体育馆和室内游泳池。军校里面有两栋小洋房，一栋是校长蒋介石的公馆，一栋是教育长张治中的公馆。每周一的纪念周活动，我们就在操场集合，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蒋训完后，张治中也会讲几句。我在军校共学了三年，1936年毕业。毕业典礼上，我们毕业生的名字被蒋介石一个一个点名过去，以此来强调师生之谊。我一生被蒋介石点过两次名，一次是中央军校毕业时，还有一次是陆军大学毕业时。有意思的是，军校读书时，担任我们班长的是黄埔八期的蒋立先。他后来成为我的内姐夫，我内人的大姐丁於姒是他的妻子。在1947年，他乘坐的由南京飞往青岛的军用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民间认为寡妇出席婚礼不吉，所以大姐就未参加我们的婚礼。

　　毕业时，我们几个杭州籍的四个同学拍了张合影，里面有我后来的妹夫卢福宁。他是1915年出生的，属兔，比我小一岁。福宁是陆军大学十七期的，我是陆大十九期的。他在抗战胜利后，到美国的参谋大学留学过一年。我也曾经想出去留学，但因沙眼体检不过关就没去成。福宁回国后跟我曾经是国防部的同事，后来乘坐从大陆起飞去台的最后一架飞机从成都到了台湾。蒋介石比较信任他，曾派他到美国大使馆做参赞，担任过驻守金门炮台的司令，后来又做过台湾三军大学的校长，军衔至中将。他退役后成为商人，一人在台湾做生意，我妹妹与子女生活在美国。1981年，我们夫妻应邀去他们在美国的家住了半年。妹夫走后，妹妹几乎每年都回来杭州小住，现在她也走了。福宁的骨灰安放在杭州的鸡笼山。我与他政见不同，我是左的，他比较右，但两人感情很好，亲兄弟一样。五十年代初期，他还给我们寄过钱，我是到香港去取的。他曾经叫我不要回来了，但我父母都在这边，再说对国民党感情也较复杂。八十年代我们到美国探亲，他又要我们不要回来了。我们一来不想长期寄居在异乡，二来想想我们自己有退休金，回来的日子不会差。

　　合影的同学中有陈垅，陈垅原名陈亦门，是位诗人，非常聪明，自学成才，像高尔基一样，我的革命思想就是受他的熏陶，受他的影响亲共的，思想上成为左派，解放前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阿珑因胡风受牵连，后来死于狱中。改革开放后平反了。我在1955年也因此事被审查，在小车桥那边的一个地方被关了一年。家里人不敢来看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但是可以通信。现在我们与阿珑唯一的儿子陈沛有书信来往。合影的还有一位同学叫周兆楷，他是杭高毕业去考军校的，他学的是炮科，曾任第九十八军少将参谋长。他思想也是较左的，没有去台湾。解放后随夫人到西北工作，后来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最后死在狱中。夫人现在还活着，去年还曾给我们写信，现在在武汉养老。

　　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驻扎在南京的宪兵部队教导团第2团，军衔是少尉，一个月有30元的薪水。宪兵相当于军事警察，主要负责维持军队纪律。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日军的飞机开始空袭南京，我排担任挹江门外至下关邮局的地区防空警戒。11月中旬，上海战役结束，南京形势逐渐趋于紧张。宪兵部队派了两个团加入战斗序列，我隶属的团就是其中一个。我团担任中华门以西经水西门到清凉门一带城内的防守。我排阵地以清凉门为中心

　　1937年初，宪兵教导团招考新兵，在南京中华门外五贵桥开始训练。训练期间，分别编为十三个队，十三队的队长姓丁，是黄埔八期的。我在十三队任排长，下辖三个班。南京保卫战时，宪兵第二团、第十团，以及宪兵教导第二团一并编入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宪兵教导第二团由周竞仁上校任团长，他是湖南人。1937年冬，我团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担任中华门以西经水西门到清凉门一带城内的防守。我排阵地以清凉门为中心，正面左右各两百公尺，用泥土将麻袋填满并堵住城门，上面再加上长条木架，工事修得很坚固。

　　12月初，连部命令将靠近城墙外面的一排贫民住的茅草房予以清除，以免敌人凭籍茅屋的掩护接近城墙。茅草屋的居民在我们的劝说下，匆匆离开自己的家。当夜，茅屋被烧为灰烬。第二天上午，我们从城墙上望下去，城外一片焦黑，成了没遮拦的开阔地带。

　　这时，接到消息说敌人已靠近雨花台，攻打光华门、中华门，在这些地方争夺我方阵地。显然，南京的东南方都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只有西边，还未发现敌人，表明敌人攻击重点是东南方面。

　　1937年12月12日下午，敌人的保卫圈慢慢缩小，接近了西郊，开始向城内炮击。炮弹落在离清凉门不远的清凉山上，弹着点冒起阵阵灰色烟雾。我曾拍下了日军轰炸南京城清凉门的照片，前两年北京的军事博物馆来翻拍了。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正在用晚餐的时候，连部下达命令让我们向浦口方向撤退。当时不曾料想撤退会这么快的。我马上集合全排士兵，传达了赶到下关搭桥过江的命令。我排全部从清凉门旁边一个只有一米多高的城墙涵洞口钻出城外。这时夕阳西下，城外一片荒凉景象。我们排士兵用的都是79式步枪，有一挺机枪，撤退时把这挺机枪也带出来了。

　　我排原先在城外护城河控制了一条小船，是准备原来装运行李的，这时我要三个班各派出一人押运，由一个副班长率领，我的传令兵也随船行动。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乘船未到三汊河口前，中途被架设的浮桥所阻，只好弃舟上岸，也到了下关江边。

　　我们排沿着城墙下的小路向北默默地急步前行，天色渐暗，沿途的城墙上还有友军问我们口令，我们答应了，才顺利给我们通过。记得当时我们左臂上都挂着“卫戍”两字的黄布蓝字臂章，是南京卫戍部队的标识。那天晚上，军民大家都拥在挹江门。我排撤离时尚不拥挤，后面听从挹江门出来的人说，城内路上塞满了人，都想挤出城来，在城门里被挤倒踩死的人一层又一层的堆上去有一人多高，压在下面的人发出哀嚎声惨不忍闻。

　　我们绕过挹江门，沿着大道一直向北走去。我率领自己的那个排很幸运地找到用以渡江的工具——一条十来米长漏水的木船，但可以挤下全排士兵。我们在下关乘船沿江抵达长江北岸的六合县。之后靠走路在12月14日到达乌衣火车站，乘火车15日到徐州。徐州火车站也是聚集着许多逃难的人群，日机又时常俯冲下来朝着人群多的地方扫射，死伤不少人。后来，我们找到教导团负责收容人员。又随着收容队伍乘火车北上郑州，后退到后方汉口。我排侥幸得以安全撤离，但宪兵教导第二团在南京保卫战及撤退途中伤亡惨重。

　　1938年到1939年期间，我在湖南芷江先后任宪兵骑兵队的中尉排长和宪兵补充团的上尉连长。1940年至1942年，在位于重庆的军令部第三厅任少校参谋。抗战时期的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的，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期间报考陆军大学，于1942年入学。教育长是徐培根，他是德国留学过的。1945年1月，我从陆大毕业。之后到宪兵总务处第一科任中校参谋。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时，我在重庆，一时难以平复内心的激动，一人独自在夜重庆沿着街道绕走了一夜。1948年任国防部第四厅上校科长。解放前夕，自动离开国民党部队。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9-12 11: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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