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二 ）
2026-06-04 16:22:29  来源：莘县党性教育服务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一）

　　派遣游击队，到接敌区机动灵活打击敌人

　　1942年上半年，敌人继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1月初，在昆（山）张（秋）地区“扫荡”一周余，沿东平湖西岸安设戴庙等据点7处。1月中旬至2月中旬，又在其运东占领区反复“清剿”，并沿东阿至聊城一线和赵牛河（东阿至茌平东段）两岸安设据点、碉堡37处。二、三月间，同时对鲁西北及南乐、清丰、卫河等地进行“扫荡”，并加紧挖掘南（乐）清（丰）、清（丰）濮（阳）等封锁沟。3月2日至4月初，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巨（野）南，尔后安设据点20多处，挖封锁沟数条，巨（野）南抗日根据地被分解成格子网，大部变为游击区，我设在该地区的第八军分区被迫撤销。4月3日至7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3000余人及伪军一部，从濮阳、清丰、南乐、大名等处分路对南乐、清丰以东及观城西北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军区后方工厂、医院及政府机关、地方武装、群众团体遭受严重损失，尤以边区各界救国总会的人员和军区后方物资损失最重。不久，日伪军数千人又一次大举“扫荡”昆（山）张（秋）地区，在陶成铺、张秋等地设据点10余处。该地区的局势日益严重，设在戴庙地区的军区工业部被迫转移到范（县）观（城）中心区。为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军区将昆（山）张（秋）地区划作第八军分区，继之，建立第八地委和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三专署。5月上旬，日伪军“扫荡”南乐、清丰以东地区，安设据点16处，占去范（县）观（城）中心区西部大块地区。同月，郓城、鄄城敌人向北“蚕食”范（县）观（城）中心区，并修筑郓（城）鄄（城）公路和郓北大堤封锁线，构成对中心区南面的封锁。

　　面对这种局势，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总结1941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组建与地方党、政密切协同的游击支队，整训地方武装，到接敌区和敌占区去展开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主力部队则在几条主要交通线上，进行反封锁斗争。

　　教导第三旅第八团的游击支队，在敌人2月“扫荡”昆（山）张（秋）地区时，伸入昆（山）张（秋）一带活动，在戴庙附近打击“清乡”的敌人。4月，于正在修筑中的敌据点附近设伏，消灭狂妄一时、作恶多端的伪山东省警备队1个连，又机智地攻克敌3处据点，使敌人在戴庙以西安设据点的计划迟迟不能完成。同时，教导第三旅武工队深入小吴庄、侯集间的游击区，打掉李楼等地的日本特务、爪牙，粉碎敌人在上述几处安设据点的计划。驻侯集的伪范县警备队孟绍宇部，疯狂地攻击我郓北地方武装，破坏基层政权及群众组织，并经常窜到旧黄河道以北袭击我后方机关。教导第三旅第七团游击支队，配合郓北大队，连续打击孟部及日军，并乘势展开政治攻势，迫使该股伪军保证不再向我进攻。

　　南进支队的游击支队，二、三月间支持地方武装、民兵联防，掩护群众连续破击敌公路、封锁沟，破坏南（乐）清（丰）公路，使清（丰）濮（阳）公路未能修通。2月底，南进支队第二十一团抽调150余人组成一个加强的游击支队进入沙区，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带领地方武装对疯狂“蚕食”沙区抗日根据地的伪滑县自卫团孙步月部展开斗争。

　　3月初，游击支队袭入滑县杨村伪据点，全歼中队长以下30余人，后又配合民兵拔除据点。经过我多次打击，制止了孙步月部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斗争中，建立起民兵联防，联防区逐步向前推进，使根据地扩大40多个村庄。我并利用日、伪矛盾和伪军内部矛盾，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同时，通过士绅、伪军官家属写信等方式使伪军官兵离队。至此，沙区西部已基本改变局面，游击支队前后共作战41次，攻克据点5处，毙、伤伪军312人，俘伪军8人，恢复与扩大抗日根据地40余村，并支持民兵作战19次，使民兵的作战能力大为提高，游击支队本身扩大到220余人。

　　教导第七旅第二十团也派出游击支队在鲁西南活动。1至3月间，游击支队坚持了曹县东南一带的斗争。

　　执行反封锁任务的教导第三旅第七团带领地方武装、民兵，平毁了由孙口经小吴庄至侯集的封锁沟；教导第七旅第十九团发动群众反复破袭正在挖掘中的巨野至菏泽封锁沟，迟延了其完成时间；教导第七旅第二十一团对修筑郓城至菏泽公路及巨野至菏泽封锁沟之敌展开斗争，使郓城至菏泽公路未能修通。

　　1942年上半年，经派遣游击支队展开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以及主力部队的反封锁斗争，基本上坚持住边沿区，迟滞了日伪军的“蚕食”，打击了日伪军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强化殖民统治的企图，争取了时间，保存、积蓄了革命力量。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二）

　　利用“青纱帐”，开展夏秋季军事政治攻势

　　1942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利用“青纱帐”起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攻势，向敌出击”。根据上述指示，冀鲁豫军区决定：立即开展夏秋季攻势，拔除日伪军据点，恢复与扩大根据地；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敌必败、我必胜，大力进行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夏秋季攻势的方针是“坚持边区东部、北部，反击日伪军‘蚕食’、封锁；大力开辟边区的西南部，打通与水东区的联系，以便支援他们的斗争”。按照军区统一计划，各旅、军分区立即行动起来。

　　教导第三旅第七团、第九团在郓（城）北、鄄（城）北、濮（县）南、鄄（城）西等地进行反“蚕食”斗争。第八团则配合第八军分区（昆张）地方武装打击向张秋周围“蚕食”的伪军。8月5日，第八团攻克张秋西北徐楼敌据点，并痛击阳谷来援之敌，击毙日军25人，毙俘伪军60余人。中旬，第七团、第八团在梁山周围，第九团在运西，分别开展政治攻势，并拔掉9个伪军据点。与此同时，我第一（泰西）、第四（直南豫北）军分区部队，拔除日伪军据点30余处，歼日伪军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运东地区形势好转。

　　南进支队第二十一团于7月下旬，伏击由六塔集去清丰县城的伪军，全歼其1个中队。8月10日，攻克清丰县东部娄集村敌碉堡，毙日军10人，俘日军2人。战斗结束之后，我将日军尸体送回敌据点，并附言宣传八路军的优俘政策，敌中队长回信感谢。9月初，又伏击由清丰县城外出抢粮的日伪军。在鲁西北活动的南进支队第十六团亦攻克部分伪军据点，并协助第三军分区（鲁西北）向东北发展，恢复了部分地区。

　　教导第七旅第十九团、第二十团于7月中旬，由湖西返回鲁西南时，在曹县西北杨集伏击到此“扫荡”的日军骑兵第四旅团1个中队及伪军骑兵70余人，毙伤敌100余人，缴战马20余匹。尔后，根据军区“积极开辟鲁西南根据地，扩大回旋区，消灭部分接受李仙洲委任的地方顽杂武装，向北打通与军区的交通，向南发展和水东取得联系”的指示，教导第七旅先向西出击，在春亭集和三春集歼顽苏鲁豫挺进军邵鸿基部3个团。9月7日，教导第七旅在教导第三旅配合下，于菏泽以北李庄集一带，向盘踞在海头集、杨镇集一带之地方顽军出击，歼其大部，开辟菏泽、东明间南北40里、东西20余里的地区。9月下旬，教导第七旅又在考城以东之南彰、杜楼地区，全歼顽苏鲁豫挺进军第十二纵队500余人。这几股顽杂武装，长期盘踞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周围，伺机骚扰，残害人民，为群众所痛恨，我给予歼灭性打击，既为民除害，又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在自8月20日起到9月止的政治攻势中，我向日伪开展有力的宣传战，并派遣武装宣传队到接敌区、敌占区活动，使部分伪军、伪政权同我建立了关系。

　　在整个夏秋季攻势中，我共拔除日伪军据点近50处，歼日伪军1000余人；开辟和扩大东明、长垣、考城等地区，卫河、尚和、昆吾、濮阳、卫南等县的工作均有恢复，打通了鲁西南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联系。同时，深入敌后的政治宣传，鼓舞了敌占区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三）

　　泰西党组织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中顽强坚持斗争

　　泰西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着敌战略据点济南、泰安、兖州和南北大动脉津浦铁路，引起敌人的极大重视。

　　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伪军在泰（安）肥（城）、平（阴）（东）阿两山区，大量安设据点，进行“蚕食”，并不断进行“扫荡”。尽管我给予了有力打击，但敌人继续增加兵力，加紧“蚕食”，使部分抗日根据地变质为游击区或敌占区。

　　1941年1月、3月，敌人数次疯狂“扫荡”泰西抗日根据地，袭击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机关。地委宣传部长黄白莹、泰西县自卫队司令张俊千在突围中牺牲。宁阳县工委书记许国在战斗中牺牲，头被汉奸悬挂在宁阳县城城门上示众。5月，伪山东省长唐仰杜到东阿视察，叫嚣“平阿山区已经红了”，回去后，即策划进行大规模“扫荡”。

　　6月18日，日军第十混成旅团大部及伪军约1万余人，开始依次对平（阴）（东）阿、泰（安）肥（城）、大峰等山区根据地进行“扫荡”，安设碉堡、据点；在平阿、泰肥山区平均几个村设1个碉堡或据点，然后进行反复“清剿”和全面“清乡”，普遍建立伪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发放“良民证”，进行严酷的殖民统治。敌人还推行“自首政策”，胁迫抗日军政人员家属“叫子索夫”，妄图瓦解我基层组织和部队。6月24日拂晓，日伪军包围了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驻地肥城县虎门一带，我与敌激战1天，突出重围。泰西地委分析泰肥山区的形势，决定将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及大部武装和地方干部暂时撤往黄河故道以西，留下少数精干部队和地方干部，依靠群众就地坚持斗争。至8月底，泰西抗日根据地除剩下大峰山一小块游击根据地外，余者大部变为敌占区。

　　在6月18日至8月底两个月的反“扫荡”、反“清剿”、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中，泰西军分区部队及民兵共进行战斗30余次，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200余名、伪军480余名，俘日军2名、伪军120名，缴获部分枪支、物资。长清县第十区区队于5月25日击毙日独立混成第六旅团旅团长土屋兵驻少将，荣获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嘉奖。

　　进入1942年，形势更加恶化。4月底，日伪军600余人“扫荡”泰肥山区；继之，日伪军1500余人又“扫荡”大峰山区。此后，敌在占领区加紧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凶残捕杀我党员、干部、抗日人员。此时，有少数干部叛变投敌，对我们的工作形成极大威胁。如泰西县，继县委副书记毕克波投敌后，县委书记邹靖国又被捕叛变，由于他的叛变，泰西县有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汶东县工委书记张平被捕后叛变，使我汶东县农村党组织绝大多数遭受破坏，被捕60余人，其中党员30多人。

　　泰西广大军民在严酷的环境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地委针对变化了的局势，确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加强对敌人合法斗争，改造和建立两面政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进一步加强军事斗争，这是一切工作的支柱，在斗争形式上以小型为主，灵活多样，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和伪政权人员，以及叛徒，进行反对“自首”变节的教育。同时，大力开展对日伪军的工作。泰肥山区党组织，根据地委指示，或者把地下党员和支持抗日的人员，安插到伪政权中去，或者对伪政权公职人员和伪官兵进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育，使他们变成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保护抗日干部，保护群众利益的两面政权，这样，敌要实行“总力战”，加强殖民化统治，我则改变其政权的颜色，釜底抽薪。

　　泰西县委遵循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重点打击日军和叛徒、特务的方针，白天分散，晚上适当集中，打击敌人，扩大影响。他们把公开斗争、隐蔽斗争和相继打入敌人内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控制农村和敌据点。为便于活动，把全县划分为4个单元，每一单元以1名主要负责人为主，领导开展斗争。由于策略运用得当和勇于斗争，泰西县的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艰苦斗争中，许多党员干部壮烈牺牲，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泰西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晋亭，1942年4月1日在峰山县岚峪村（现属长清县）召开泰安、宁阳、肥城、峰山4县县委书记会议时，被敌包围，突围时头部中弹光荣牺牲。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崔宜平，1942年2月带领部分干部深入敌占区活动，24日拂晓被伪军包围，突围时身负重伤，他强忍剧痛，阻击敌人，掩护战友转移，昏迷中被俘，苏醒后严斥汉奸卖国罪行，当日下午，因伤重而牺牲。泰西地委4月18日发出通知，号召全区党员、干部学习崔宜平精神。1942年10月，平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熊善隆带领第一区区长朱大全等6人，在深入敌占区处决安城伪镇长卢绪汉后，夜宿钱官庄地主钱赞臣家。钱密报敌人，将钱宅包围，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熊善隆与朱大全饮弹殉国，其余5人被俘，有4人被杀害于平阴城里。

　　在1942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泰西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始终没有离开本地区，没有放松对敌斗争，而且在群众中扎下了根。但是，敌人继续增派驻军，增设据点，加强对泰西地区的控制，到1942年底，全区有日军据点78个，伪军据点183个；有日军1410余人，将近占冀鲁豫边区范围内日军据点所驻日军的1/4；有伪军近万人，将近占边区全部伪军的1/6。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6月才开始发生变化。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四）

　　敌“铁壁合围”中心区和湖西抗日根据地，边区进入最困难时期

　　1942年9月下旬，日军调集重兵，对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进行大规模“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妄图消灭冀鲁豫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这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9月27日拂晓，日军第三十二、五十九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和伪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附坦克10余辆，分兵8路突然合围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在得到情报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紧急指挥军区、区党委、行署等领导机关向外线转移，于当日下午向南越过黄河故道，到达南华县境，脱离险境。教导第三旅、南进支队一部等也及时跳出敌合围圈。

　　教导第三旅政治委员曾思玉率领第七团第一连、第八团第一连及教导队，在外出执行任务返回途中，被敌人合围在范县甘草堌堆一带。教导第三旅第九团第一连在押运棉衣途中，也被合围进去。这时，南进支队另一部、大批地方机关、学校人员和群众已被敌人压缩到甘草堌堆一带。情况十分危急，曾思玉判明敌人合围刚刚形成，部署尚未调整就绪，是突围的良好时机，当即动员部队坚决突围，经两次突围均未奏效，曾思玉随令4支部队于下午3点同时发起突围，18挺机枪一齐扫射，数百名指战员勇猛冲击，迅速将日军的1个中队全部击溃，将敌人的“铁壁”打开了一个八九百米的缺口，数千人向南越过黄河故道，突出重围。此次突围，毙伤敌中尉以下100余人，缴获部分枪支、物资，我仅伤亡20余人。

　　敌在中心区“清剿”3天之后，第三十二师团和驻郓城、汶上、东平、寿张等地伪军又转向昆（山）张（秋）地区，对第八军分区进行合围。教导第三旅第八团和军分区机关一部跳出合围圈，县、区武装被敌压缩到大小安山一带，一部被歼、大部失散。敌将我主力挤出该地区后，即留下500余人，支持伪军进行“清剿”，安设碉堡、据点，到10月中旬共安设26处；同时，大力破坏基层抗日组织，摧毁民兵联防，致使昆（山）张（秋）地区全部变为敌占区。与此同时，驻朝城伪军文大可部也乘势“蚕食”我中心区。

　　这次“扫荡”历时18天。我在反“扫荡”中毙伤俘日伪军300余人，缴枪100余支。军区及军分区的后方机关、学校和地方武装伤亡279人，被俘116人，失散873人，地方干部伤亡、失散552人，群众被抓走600余人，损失大车300余辆、牲畜近1000头。边区参议员杨静斋、孙仰周，陆军中学教育处处长孙厚甫，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三，教导第三旅民运科长陈伟，南进支队敌工科长冉世英等牺牲。

　　1942年10月8日，日伪开始在华北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妄图在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瓦解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掠夺战略物资，摧毁我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连续不断地进行所谓“治安强化战”，即全面“扫荡”，妄图消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敌对我中心区“扫荡”之后，又向第一（泰西）、四（运东）军分区和第五（直南）、六（豫北）军分区进行分区性的轮回“扫荡”“清剿”。10月中旬，敌合击第一（泰西）、四（运东）军分区，摧毁花牛陈庄周围和潘店以北地区的民兵联防，设临时据点10余处。翌年1月初，在这一地区开始“清剿”。此时，齐子修部已公开投敌，被改编为伪新中央军第五十七军。齐部积极配合敌人“蚕食”茌（平）南抗日根据地，增设据点50余处，我基本区所剩无几。1942年11月1日，日伪军3000余人分3路“扫荡”我第五（直南）、六（豫北）军分区，欲再次摧残沙区抗日根据地。我机关部队接受9月27日反“扫荡”的教训，当发觉敌企图后，即靠近根据地边沿隐蔽下来，“扫荡”一开始，便迅速跳出合围圈。敌合围落空后，即展开“清剿”，我游击支队迅速插回根据地，带领民兵进行反“清剿”，处于外线的部队也积极主动打击敌人。在内、外线配合下，至11月中旬，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1月初，我教导第三旅第七团在反“扫荡”中攻克鄄城高屯伪军据点，全歼守敌，团长刘正光荣牺牲。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五）

　　敌继“铁壁合围”中心区，“扫荡”“蚕食”昆（山）张（秋）、泰西、运东、沙区之后，在湖西地区挖通金乡至鱼台、单县至鱼台两条封锁沟，并于1942年12月中旬调集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第十七师团、独立骑兵第四旅团9000余人及伪军共1万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

　　20日，敌对湖西中心区已形成包围之势，此时我虽已获悉敌军出动，但因未判明敌人动向，未能及时转移。待敌已逼近单东中心区时，地委、专署、军分区还在召开湖西地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会议，及至深夜，情况十分紧急时，才仓促部署转移。

　　21日拂晓，敌“合围”北常集地区扑空后，即一路向北，一路向东，配合金乡、鱼台、丰县、沛县之敌，对我进行三面夹击，企图将我消灭于金乡县以南、鱼台县以西、单县东北地区。早晨，教导第四旅直属单位和地委率队向北转移，专署机关未能及时转移，上午10时左右，与被敌骑兵冲散的第十团团长肖明等一起在单县马桥村北遭敌“合围”，突围中，专员李贞乾、团长肖明等40人壮烈牺牲。至中午时分，大部人员突出重围。

　　下午4时，正在转移中的第十一团在金乡县司马集与旅直属单位和地委机关会合。为掩护旅直和地委机关突围，第十一团当即展开激烈的阻击战，我军伤亡60余人，旅直、地委机关在夜幕中突出包围圈。其余被合围的党政军机关、部队人员亦大多利用熟悉的地形在天黑以后，从敌军合围圈的空隙中突围出去。

　　此次突围，打破敌围歼我党军政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计划，但专署机关遭到严重损失。此次“扫荡”共伤亡170人，失散、被俘172人。

　　李贞乾是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和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中，全家都参加革命，毁家纾难，有兄弟4人壮烈牺牲。他在湖西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受广大人民所敬重，他的牺牲是湖西根据地的一大损失。

　　敌继“合围”之后，又接连两天在金乡以南反复“扫荡”。22日，将金乡县委、县政府机关和警卫连包围，经整日激战，我除少数人突围外，10余人牺牲，县委书记兼县长李剑波等70余人被俘（后被营救）。此后，敌转向巨（野）南“扫荡”，企图捕捉我主力，均告落空。于是，敌主力大部撤回原地，留下日伪军2000余人在湖西中心区挖沟修路，安设据点，使我中心区形成沟壑纵横，碉堡林立的“格子网”，根据地大部沦为游击区和敌占区。自此，湖西军民进入更为困难的时期。

　　由于敌人一连数月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连续“扫荡”“蚕食”及分割、封锁，边区大部分地区变成“格子网”，尤以泰西、湖西为重，夏秋季曾一度缓和的边区形势又变得十分严重。据1942年底统计（湖西数据缺失），边区有日伪军据点、碉堡1098个，日军约6300人，伪军6万余人，均比上年增加。在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北面，驻朝城之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部已逼近范县和观城县城郊；南面驻郓城、鄄城之敌积极向北“蚕食”；黄河故道以南除鲁西南和鄄城县北部还各保持一块纵横数十里的基本区外，其余大部变为游击区。客观情势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全面地分析和认识边区现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扭转这种严重局面。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六）

　　召开边区高干会议，进一步转变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

　　当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北方局对冀鲁豫边区多次作出指示。

　　194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由于边区过去的工作基础及群众对我党我军政治上的信赖，在将来更严重的形势中，根据地仍可坚持，要防止和克服仓皇失措、悲观失望情绪。边区过去工作薄弱之处，是群众未曾较好的发动，而现在坚持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就是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基本原则，在于把群众日常利益与革命要求联系起来。

　　在基本区，必须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反对贪污浪费，清理农村悬案等，联系改造政权与整理支部，以期达到大量发展民兵与地方武装，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之目的。在接敌区，必须从保护群众利益，减轻群众负担，反敌“蚕食”开始，直接号召群众武装自卫，根据情况采取各种不同方式与形式，并与革命的两面政策相配合。在统治较弱的敌占区，开展隐蔽的游击战，以维系人心与保护群众利益。

　　指示特别强调要边区全党全军了解，发动群众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只有更进一步依靠群众，才能克服边区目前存在的严重危险。这是第一次提出把发动群众作为边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指示还要求：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党必须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正规军必须坚决分散活动；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要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及时改变；机关要压缩整编，要实现领导上的一元化；党的组织要预先做好严重时期转入地下的准备。指示同时提出边区全部工作均应联系对敌斗争。

　　1942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由山东返回延安途中，经湖西、鲁西南到达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他在沿途了解情况，边作指示。最后在听取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汇报之后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水东地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的枢纽，是以后反攻的战略基地，应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他特别强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发动群众问题。他说“你们没有被敌人打垮、挤走，保持了华中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是很大的成绩，要巩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他详尽地介绍了华中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的经验，阐述了没有群众就没有根据地，以及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基本群众的道理，要求边区各级领导必须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刘少奇的指示，对边区党组织是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为转变工作方针指明了方向。

　　1942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指示》。指示分3个部分，一是对冀鲁豫形势及过去工作的估计，二是关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三是对敌、伪、顽、匪、会门斗争策略的几个原则。北方局决定湖西地区归属冀鲁豫边区领导，并调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

　　黄敬在创建和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具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善于调查研究，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来说明、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他的到来，对冀鲁豫边区转变斗争方针，克服严重困难，开创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七）

　　1942年11月至12月，黄敬主持召开了冀鲁豫边区高级干部会议。黄敬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一系列指示的精神，结合自己从实地调查研究得出的认识，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精辟地分析了边区的情况，准确地评估了过去的工作。

　　报告认为，由于边区处于接合部这一特点，比较而言，敌情不算十分严重，但受到伪军、会门、土匪及顽军的严重威胁，我处在日、伪、顽、会、匪的夹击之中。关于边区过去的工作，黄敬首先肯定成绩，指出几年来建设了相当大的党，建立了抗日政权及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在斗争中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建设根据地中没有下大气力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对基层政权的改造重视不够。

　　报告的第二部分，根据边区情况，明确地提出当前的基本工作方针和任务。

　　报告提出，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抓紧目前短暂时机，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的工作，拆散伪、顽、会、匪与日军的联合，尽可能缓和其对我们的关系，保存与积蓄力量，为反攻完成一切应有的准备。同时指出，中共中央北方局制定的这个方针，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及边区形势的估计之上，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方针。不能将这一方针理解为消极防御、单纯分兵把口或关门建设，巩固根据地工作需要各种斗争的配合，斗争要注意分寸，不要过分刺激敌人。要抓住目前短暂时机，完成彻底发动群众与尽可能巩固基本群众的优势这一中心任务。

　　他指出，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抗日根据地建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环节。开辟与创造根据地时期过去后即转入巩固时期，巩固时期的中心是发动群众，因为只有把群众从为切身利益的斗争逐步地提高到民主斗争与抗日斗争上来，才能由下而上地彻底改造政权，实行彻底的民主，才能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也只有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党。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一切建设都是谈不到的。发动群众，就是要启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使他们从关心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走向更高一级的政治斗争、武装斗争，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中必须反对“轻视群众”的观念。发动群众的口号、内容、形式，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定。在基本区，必须建立比较安定的抗日秩序；在接敌区和边沿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时常变动，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所以主要是团结对敌，减轻群众损失；在敌占区，因敌占优势，所以主要是减轻群众对敌负担，斗争形式以“两面政策”为主。在基本区发动群众，要切实发扬民主，反对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是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的。

　　坚决改造区、村政权，进行初步的财经建设，是巩固根据地的又一重要任务。民主建政分3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在推选而非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上层政权。（二）从经济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创造新的抗日公民，以监督政府和干部。（三）最后，进行自下而上的彻底改造，实行平等的、普遍的选举，民选各级政权及一切民意机关；同时，彻底进行民主精神的教育，转变干部作风，使干部认识自己是为群众服务的。

　　关于军事斗争、武装工作，全边区要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对敌斗争，要区分不同环境，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边区存在4种情况不同的地区：一是根据地被敌压缩、分割已完成的地区，如泰西、沙区；二是敌虽已分割，但仍有比较大的根据地作依托的地区；三是虽有大块的地区，但受顽军的严重威胁；四是敌占区。对敌占区和被敌压缩、分割已完成的地区，要通过派遣小部队进去活动，变其为游击区。对有大块根据地作依托的地区，要区分日、伪、顽，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反“蚕食”斗争。在军事组织方面，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分区建制；实行小团大连制，以便于分散游击，有的地区要实行小团小连制，以便进行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争；编几个坚强的团，除坚持地方斗争外，必要时用于机动作战；加强县、区地方武装建设。总之，为适应根据地被严重分割的现状，全边区必须实行分散、隐蔽的游击战争。

　　关于对日、伪、顽、会门、土匪的策略。应从坚持长期战争的方针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这两点出发，拆散他们的联合。当前一个时期，对日，总的方针是争取相持。对伪，主要是从政治上瓦解。对顽，要细致、慎重地区分对象，具体对待，对抗日又反共者，要扩大其抗日的一面，批评其反共的一面；对联日反共者，以反对汉奸对之。对土匪，要区分不同地区不同对象，在根据地内要肃清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对敌占区与接敌区的土匪，要与之秘密联络，说服他们抢敌人，不要抢老百姓，并逐渐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使他们不为日伪军所利用。对会门，在根据地内，要明令禁止；在敌占区内，要争取团结之。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八）

　　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在高干会上作《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的报告，把小部队建设提到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报告共分3个部分：（一）提出建设小部队的根据；（二）在统一战略方针原则下，各种武装组织原则及其分工；（三）建设小部队的几个基本问题。

　　与会人员对两个报告，特别是对黄敬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而详细的讨论。由于面临严重困难的局势，大家都感觉到进一步转变斗争方针、策略的迫切性。同时，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同志们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问题的所在，所以，当黄敬将中央指示精神同冀鲁豫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和阐明扭转边区困难局势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策略时，获得与会同志由衷地赞成，从而统一和提高了边区党的思想认识水平。

　　这次会议，标志着边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是对建设平原抗日根据地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是根据地建设思想上一次质的飞跃，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过去5年斗争的实践，不可能有这次指导思想和方针、策略的转变，而没有这次的转变，以往根据地建设的成果就不能巩固，就不能胜利地开创未来的新局面。

　　会议结束时，根据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作出了实现边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的决定。

　　（一）为实行边区党的统一领导，撤销各部队中的军政委员会，由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

　　（二）调整区党委、军区、行署的领导班子。区党委常务委员由黄敬、张霖之、张玺、苏振华、崔田民等6人组成；执行委员5人：段君毅、张承先、刘宴春、杨得志、阎揆要。黄敬任区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张霖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宴春任民运部长。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晁哲甫任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任副主任。

　　（三）加强地委一级的领导。张玺任第四地委（直南、豫北）书记，段君毅任第二地委（运西）书记，张承先任第五地委（鲁西南）书记。

　　（四）实行正规军地方化，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区建制。同时，对各军分区进行调整：原第一、四军分区（泰西、运东）合并为第一军分区；原第二、八军分区（运西、昆张）、教导第三旅合并为第二军分区；原第三军分区（鲁西北）、回民支队合并为第三军分区（保留回民支队番号）；原第五、六军分区（直南，豫北）、南进支队合并为第四军分区（保留南进支队番号）；原第七军分区（鲁西南）、教导第七旅合并为第五军分区；原湖西军分区、教导第四旅合并为第六军分区；水东另成立独立游击区。

　　（五）彻底精兵简政。（1）军区直属机关和区党委机关合并为1个伙食单位，总人数缩减为160人；行署机关为1个伙食单位，人数缩减为60人；留3个连（不超过700人）作为边区各领导机关的警卫部队；边区领导机关直属队总人数由3200余人减为700余人。（2）各军分区直属机关与地委机关合并为1个伙食单位，连同警卫、侦察部队，总人数不超过400人；军分区成立后勤机关，按供给工作需要，部队大小、伤病员多少来确定人数，但均不超过600人；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取消科一级。（3）干部减少乘马，减少勤务员。（4）裁减的干部，除少数受训外，其余部队干部主要加强区、县武装，地方干部加强群众团体、政府财经部门和对敌工作部门。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党在思想、政治一致的基础上，又从组织上保证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同时，各级党的领导都得到加强。通过调整，部队统一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边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真正走上统一、协调的轨道。通过彻底精简，克服了机关臃肿的问题，节约了财政支出。总之，边区的党、政、军、民机构较好地适应了根据地被严重分割、日益缩小的形势和开展广泛游击战争的需要。

　　这次会议，是边区形势转变的关键性会议。会议之后，全区即在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根据会议精神，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坚持和巩固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十九）

　　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坚持和恢复抗日根据地

　　1943年，日伪军对边区进一步加紧“蚕食”和封锁；秋季，又对全边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边区领导根据高干会议精神，在对敌斗争方面采取以下斗争方针：（一）实行“敌进我进”，开展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为此，对边区武装重新进行整编，组建小部队，执行分散游击战争的任务；按小团大连制、小团小连制、支队等3种形式组建正规兵团，作为机动力量；建设县、区武装，加强民兵建设，坚持本地区的斗争。（二）将兵力分散与集中有机结合运用。以分散对强，以集中对弱；以分散反敌“扫荡”及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以集中反大股伪军“蚕食”及顽军的进攻。（三）将反“扫荡”与反“蚕食”密切结合起来。在敌“扫荡”时，积极进行反“扫荡”，使敌在“扫荡”中不能毫无顾忌地大量建立据点与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时，扫除一切可能扫除的据点，扩大回旋区，巩固根据地，造成再次反“扫荡”的有利条件。（四）争取、瓦解日伪军，拆散日、伪、顽、土匪、反动会门的联合。

　　1943年边区的对敌斗争，在正确方针指导下，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经过艰苦斗争，达到了坚持根据地，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的目的。

　　一、积极派遣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开展反“蚕食”斗争。

　　组建、派遣小部队，是依据敌我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而提出来的。侵华日军有两个根本弱点：兵力不足、异民族。有一个长处：军事力量强，装备、战术、素质、交通等条件好。然而，敌之弱点和困难与日俱增。随着其占领区的扩大，兵力愈加分散与不够分配，因而形成前实后虚、此紧彼松、顾此失彼的状态。为了弥补兵力之不足，日军不得不用伪军接替其守备任务。但这些伪军、伪组织内部相互倾轧，矛盾重重。这种局势有利于我小部队深入敌占区、接敌区活动，尤其是敌人野蛮、残暴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而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斗争，则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是我小部队能够进入敌占区、接敌区活动的社会基础。

　　建设小部队也是根据边区客观环境和部队具体情况提出来的。边区是几个省的接合部，虽经敌人不断“蚕食”、分割，但结合部的特点仍然存在，在日伪统治上与其他平原根据地相比，还是比较薄弱的。这也是我们开展普遍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和进行小部队活动的有利条件。但这一特点，较长时间未被我充分重视。从边区部队看，正规军虽然在统一的战略方针原则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争任务，并创造了一些经验，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正规军仍是集中作战，缺乏小部队单独分散活动的一套办法，这就难以完成更加复杂艰苦的分散游击战争任务。所以，建设小部队，是执行分散游击战争任务的重要一环。

　　早在1941年7月，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就提出组织30人至50人的便衣队到敌占区和接敌区活动，但当时对小部队的作用，在思想上还不甚明确。1941年11月，八路军第二纵队、冀鲁豫军区又决定从主力部队中抽出一些部队，组成12个游击支队，派向边沿区，支持或带领地方武装、民兵联防，协同党政组织开展对敌斗争，以掩护全区部队进行精简。年底，第二纵队和军区对游击支队的活动进行总结，肯定游击支队在反“蚕食”斗争中的重大作用。1942年2月，第二纵队和军区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根据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的指示，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对游击支队的组织领导和战术方面的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会后，将游击支队由12个扩大到20个，并从思想、组织、战术上提高一步。这种游击支队，不仅执行着战斗队的任务，而且执行着开展政治攻势、协助党和政府发动群众的工作队的任务。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二十）

　　在提出建设小部队的过程中，曾经解决几个思想认识问题：一是对于军事上敌强我弱而政治上敌弱我强这一特点认识不足；二是对敌人前实后虚的弱点认识不清；三是对在敌人向根据地步步压缩的情况下，我部队集结越大，敌人包围越紧，结果我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更易遭受敌人合击的危险趋势缺乏清醒的认识。由于存在以上几个思想认识问题，因而就不能坚决地、大胆放手地组织小部队伸入敌占区和接敌区；不能有效地解除下层干部中不敢离开大部队单独活动和怕进去出不来的顾虑。所以，组建小部队，在当时还是一个由大兵团活动转变到小部队活动、由敌进我退变为敌进我进的新旧战术思想斗争的过程。

　　1942年底的边区高干会议，将建设小部队提到战略方针的高度，并对小部队的性质和任务、小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小部队军事活动问题与各种斗争形式结合等问题，作出了明确决定。会后，边区各地根据不同情况，派遣小部队到敌占区和接敌区，进行积极的反“蚕食”斗争。

　　昆（山）张（秋）地区，经1942年10月日伪军的合围、“扫荡”，变质为敌占区后，我党政组织人员一部分转入地下就地坚持斗争，一部分撤到根据地中心区。敌在昆（山）张（秋）地区强迫民众修碉堡、建据点40余处，并沿黄河故道东岸挖了一条南北长数十公里、深3米、宽4米的封锁沟，以切断昆山与黄河西岸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联系，还新修筑梁山至西小吴等数条纵横交错的公路。在各碉堡、据点间架设电话线，以互通信息，相互策应。同时，大肆捕杀我党政干部和抗日军民，实行残酷统治。此时，我在这一地区的斗争已十分艰难。

　　昆（山）张（秋）地区是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东大门，它沦为敌占区后，隔断了中心区与泰西、运东地区的联系，对中心区造成很大威胁。为了坚持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第二军分区（运西）曾先后派部队返回该地区活动，均因斗争方针不明确及敌情严重难以立足而被迫撤回。

　　边区高干会议以后，区党委、军区决定派出一支精干小部队，深入昆（山）张（秋）地区，在当地党委一元化领导下，依据明确的方针、政策，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区斗争。根据区党委、军区指示，第二地委（运西）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段君毅、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主持召开党、政、军、民“四位一体”干部会议，确定昆（山）张（秋）地区的工作方针是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把沦陷后的昆（山）张（秋）地区争取变为游击根据地。决定迅速组织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协助当地党政组织，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建立游击小组，进行游击战争，保卫群众利益，并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我之社会基础，建立隐蔽抗日根据地，随即抽调原教导第三旅第八团第四连为第一中队，原第八军分区独立营的1个连为第二中队，组建为昆张支队，第八团作战参谋吴忠任支队长，第二地委宣传部长（原昆山实验县县委书记）邵子言任政治委员，第八团保卫干事管学思任特派员。

　　为了解敌情，吴忠和管学思带领第一中队先行进入昆（山）张（秋）地区。1942年11月的一天傍晚，第一中队100余名指战员身着便衣出发，于拂晓到达昆（山）张（秋）地区的赵坝村。由于初次进入敌占区，经验不足，消息走漏，又加上过封锁沟留下痕迹，天亮不久，就被敌人发现。郓城肖皮口据点的伪军二三百人，于下午分数路向赵坝村包抄而来。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又避免村民遭受损失，吴忠决定将战场摆在村外。他命令一个排预伏在赵坝村东南方2里的杨营村东口，另两个排伸向赵坝村正东3里的马营村急速佯退，当我部队撤至马营村西口时，敌群正处于杨营村与马营村之间的洼地。我突然两面夹击，将伪军打得四处逃窜。这次战斗，毙敌10余人，俘敌数十人，缴枪数十支，我无一伤亡，待其它伪军来援时，我已从容转移。此战为深入敌后的小部队创造了大胆机智、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的范例。首战告捷，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恢复昆（山）张（秋）抗日根据地的信心。为了侦察敌情，第一中队夜行昼宿，穿插迂回于梁山、安山、齐岗一带。通过侦察，了解到敌人以重兵清剿戴庙周围地区，其它地区多系伪军把守，且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越是纵深处，日伪军与伪组织越是麻痹疏忽。经过十几天活动，达到预期目的，部队即返回中心区。

　　来源：《冀鲁豫边区革命史》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0-21 16: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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