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之中的抗日根据地 如何自力更生
2026-03-20 09:38:24  来源：中国财经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由于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清剿，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和重重封锁，大量干部牺牲，抗日根据地进入艰难时刻，根据地内部的各类资源也到了枯竭的边缘，财政和经济的压力成为笼罩在根据地头顶的乌云。然而，敌后抗日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发展出一套独立自主的财政体系，不仅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在不断斗争中变得更加强大。

　　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和发展

　　七七事变爆发后，驻守河北的二十九军奋起反抗，但终因实力差距落败，北平天津亦告沦陷，华北大门洞开。在经历艰难曲折的谈判后，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后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从未放弃自主性，坚持了对军队和根据地政权的领导，同时强调党所领导的军队，必须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37年9月起，八路军各部誓师抗日，东渡黄河，从偏狭的西北高原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胜利。但是，在强弱悬殊的军事实力面前，山西正面战场上的颓势并非小规模的局部胜利能够挽回的。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成为抗战的主要形式。

　　日军侵占华北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坚持斗争，极大振奋了人民士气，不仅各地人民箪食壶浆，大量起义武装也纷纷投奔到红旗之下。自东征至1938年10月，八路军共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余人，收复大片国土，从山区到平原，“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唱着这首豪迈的歌曲，挺进敌后，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在开展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共合作、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组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华北的八路军也在迅速壮大，1939年12月，兵力达到了27万人左右，1940年，八路军的总兵力发展到了40万左右。在这一年夏季，八路军发起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但此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1941年以来的困境

　　遭受了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日军也调整了对华作战计划。为推行其“南进”战略，急于稳定中国战局，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他吸取前期日军失败的经验，不仅采用“囚笼”政策封锁根据地，还运用“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挤压根据地。

　　从1941年3月开始至1942年12月，日伪当局先后在华北推行了五次极端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在1942年对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千人以上的“扫荡”作战达77次，其中1万人至5万人的“扫荡”作战达15次。为了封锁、阻隔八路军，还在多处制造“无人区”。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近一半，根据地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

　　随着二战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爆发，日本为分兵太平洋，不再以国民党军为进攻重点，转而对其加强了政治劝降，美、苏等国也卷入二战。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时在同盟国和日本之间“左右逢源”“待价而沽”，反复要价。

　　此时，根据地财政运行异常艰难，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然而，已经壮大起来的革命军队以及各地的党政群机关干部数量较之前却有数倍的增长，地方脱产人员增加的同时也对财政构成更大的压力。例如，1937年陕甘宁边区仅有14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1年已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这无疑大大加重了边区的财政负担。财政的供需悬殊，致使根据地陷入了普遍的物资紧缺中。有些部队，每人平均只发几发子弹，部队粮食不足，油盐蔬菜缺乏，日用品极度缺乏，就连最普通的药品也十分短缺。为了节省灯油，一二九师各级机关还提出了“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的口号。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具体方针，一言以蔽之，就是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全党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逐步摆脱对外依赖，实现根据地的自给自足，并创立了统一累进税扩大税源；在节流方面，采纳了党外民主人士的建议，推行精兵简政政策，既节省了财政负担，又充实了基层力量。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1942年12月，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的生产运动。1940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把生产运动推广到边区所有条件许可的部队，要求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1941年以后，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央再次强调要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并作出全面部署，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生产运动的热潮。1941年3月，王震率领八路军120师359旅进驻南泥湾，王维舟率领358旅进驻陇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大生产运动。“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经典歌曲《南泥湾》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到1943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许多部队粮食、经费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粮食和经费的自给自足，极大地减少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统一累进税的出台，则有统一税收、增加覆盖面、调节阶级关系、减租减息等多种作用。各根据地初创时，抗日部队的各项费用，均筹措自老百姓，临时摊派不免产生负担不均、浪费等问题。尤其是税种繁多，各级政府各自征收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晋察冀边区政府开始了税收改革，于1940年11月公布《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和施行细则》，率先创立并实行了统一累进税，以粮、钱、秣三种形式统一交纳，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边区政府按年所需一次征收，其他机关不得再向群众征收。统一累进税的实行，减少了征税次数，使负担面一般不低于总人口的70％，不超过总人口的90％，并有科学的累进比率，这样既照顾了贫困户，又减轻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负担。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这不仅仅是人员、机构的裁减和调整，更是一场干部教育运动，加强了党的纪律，充实了基层政权机构和生产部门，并使得行政制度逐步规范化，达到了节俭和提高工作效能的双重目的。在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分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精简人员方面，边区政府的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物资局等6个单位原有469人，后减为279人，减少40%。

　　与此同时，各根据地还推出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的举措，兴办了一批合作社，对农业进行贷款扶持，建设国有工矿企业，组织了贸易局，建立了工商管理机构，有组织地与敌人进行经济斗争，经济建设费较抗战初期有了显著提升。例如，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初期对生产建设重视不够， 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经济建设费只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3%。1939年以后开始重视边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建设费达到财政支出的16.75%，跃居第二位，仅次于军费。此后逐年上升，1942年达到30%，列为财政支出第一。与此同时，财政管理工作也得到加强，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收支和预决算制度，保证了抗日经费的供给，也促进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力戒浪费等良好风气的形成。在根据地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的情况下，1943年根据地实行了“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管理体制，各项财务会计制度、审计制度日益完善和成熟，为克服非常时期的财政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3-20 09: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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