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10月起,各路红军被迫相继开启战略大转移。在数十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在粮草弹药极度匮乏、雪山草地重重阻隔的严酷环境中,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殊死转战,终于迎来会师时刻: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于甘肃会宁胜利会师;22日,红二方面军抵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标志着历时两年的长征取得彻底胜利。
中央档案馆珍藏着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朱德及全体红军指战员发出的庆祝三军胜利会合的通电。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读这份穿越烽火的贺电,我们得以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真切感受那些震撼人心的历史瞬间。
会师前夜的烽烟与守望
这份通电所庆祝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并非一蹴而就。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为庆祝这次会师,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68位党政军负责人联名发表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彼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在期待一个更为宏大的时刻——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3个多月后,这个时刻终于到来。10月2日,红一方面军先遣部队攻占甘肃会宁城。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会宁县城文庙举行庆祝联欢大会。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前,朱德总司令郑重宣读了这份《中共中央等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等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中央档案馆藏
通电开篇,用一句话点明历史节点:“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电文没有写“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而是按部队序列写下“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平实、精准,是军事文书特有的严谨。但紧接着,公文笔调陡然一转,炽热的情感喷薄而出:“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致之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致之于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之前。”“民族英雄”4个字,在短短一段里出现了两次。而这份通电的特别之处,从抬头那一串长长的称谓里就已初露端倪。
各级指挥官同称“首长”
通电抬头是这样写的,“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彭司令员兼政委、贺总指挥、任政委、徐总指挥、陈政委转一、二、四方面军各军事政治机关、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红军总部的7位统帅,与军、师、团、营、连、排、班各级指挥员及全体战士,被并置于同一抬头之中。行文至此,敬意顺着电文层层铺开,形成一个完整的称谓序列:从“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到“各军军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师师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团团长同志、政委同志”,再到“各级参谋机关首长”“各级政治机关首长”,最终落在“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从总司令到班长,一律称“首长”,从将军到士兵,一律冠以“民族英雄”。
这套称谓,有根有据。1927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便为这支军队立下新规: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坚决废止肉刑。这份通电将军长到班长都称为“首长”,正是古田会议决议最凝练的表达——在人民军队里,“首长”不是特权,而是责任与牺牲的象征;任何指挥岗位,都值得敬重。在长征途中,无论将领还是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相同,一样穿草鞋、吃野菜、露天宿营;过草地断粮时,彭德怀含泪杀掉跟随自己一路的坐骑,给战士们充饥;朱德领导野菜委员会并亲自“尝百草”,为战士们找出可食用的野菜。
从长征途中牺牲的人数便可真切感受这套称谓的分量。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余人,到达陕北时仅剩7000余人;红二方面军出发时约有1.7万人,会师时仅有约1.1万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8万余人,会师时仅存3万余人。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民族英雄”4个字,不仅是公文里的礼赞,更是一个民族最郑重的托付——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是火种;每一支保存下来的力量,都是中国革命浴火重生的希望。

红四方面军长征中使用的手绘地图 选自《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图集》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在陕西宫和镇合影 选自《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图集》
民族危亡关头 “团结御侮的核心”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这是对时局清醒的判定。就在此前一年,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对华北的争夺,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为主要矛盾。
面对危局,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翌年2月,红一方面军即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河东征,用行动表明红军抗日的决心。
因此,通电对这次会合意义的阐述,句句落在民族的命运上: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决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4个“证明”层层递进,最终归结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这个“团结御侮的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因为这个核心始终与人民生死相依。在长征路上,红军不止于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更是走到哪里,就赢得哪里的民心。这份军民鱼水深情,镌刻在宣言与训令里:《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告“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北上抗日的出发宣言、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等,把抗日主张传播到途经的村村寨寨。这份军民鱼水深情,也留存在百姓的记忆中:湖南沙洲村3名女红军,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半条留给贫苦乡亲——“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这份通电对时局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历史的印证。不到一年,卢沟桥的炮声宣告全民族抗战爆发。当此存亡之际,全国同胞望眼欲穿的“团结御侮的核心”,正是这支历经千难万险、在西北重新集结的人民军队。通电所宣示的,不仅是三军会师的喜悦,更是一个民族在危急存亡关头对“谁主沉浮”的回答——把抗日救国的旗帜扛在肩上的人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从跨越国界的目光 到新时代的回响
这份通电的目光也跨越了国界。中共中央在电文中向世界发出宣告:“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
彼时,法西斯的阴影正笼罩世界。1935年,意大利入侵“亚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当地人民浴血抵抗直至国土沦陷。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随后,来自50多个国家的3万多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自身立足未稳、尚未走出战火之际,就把中国革命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向一切被压迫民族伸出援手——这份胸怀,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精神。
通电的最后,是振聋发聩的宣告:“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这份预见和宣言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通电中“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的呼唤,最终在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成为现实。
如今,重读这份通电,会宁文庙前那震彻天地的欢呼,仿佛穿透近百年的烟尘,依旧在民族复兴的漫漫征途上回响。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这篇通电,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向世界发出的庄严宣告,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活注脚。今天,我们向这份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精神致敬。它穿越90载光阴,依然是引领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最坚实的力量,激励着这个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民族,奔向更加光明璀璨的未来。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10月16日 总第4505期 第一版,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0-22 16: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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