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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风云丨欲裂重围,旌向北征——为什么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2026-10-10 14:34:58  来源:湘潮杂志 翁梯敏   点击:  复制链接

  1934年4月,随着会昌、广昌的失守,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局岌岌可危,中央开始酝酿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吸引、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弱小兵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路浴血奋战,以局部的牺牲支援革命大局,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谱写了“血战东南半壁红”的壮烈篇章。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壮历程,深入探究中央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致敬,更对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民族矛盾急剧上升。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起攻击,侵华脚步明显加快。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反蒋怒潮。工人阶级进行罢工,学生进行罢课、游行、宣传,成立抗日救国会、救国义勇军、抗日讲演队等组织。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也积极行动起来,在经济上与日本绝交,掀起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这些情况充分说明,由于民族矛盾的发展,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

  1933年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不断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满洲总的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号召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这是党践行抗日主张的实际行动,向中国乃至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英勇抗日的决心和勇气。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引领民族救亡、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领导力量,证明“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尽管当时苏区正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处境极其困难,但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抗击外敌入侵、拯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因此在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等省出击。这一行动的首要目的,就是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直接到抗日战争的前沿地区或敌人后方去开展抗日斗争。

  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报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在中国人民遭受百年耻辱、“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与军民进行反“围剿”的艰难时刻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抗争与呐喊。这支仅有6000多人的薄弱力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不顾一切挺进国民党统治的重心地区,率先承担民族救亡重任。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坚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服从党的坚强领导,自觉从大局出发,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战略部署。1934年11月初,中革军委来电组建红十军团,随后又组织由方志敏担任主席的军政委员会,任务是“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方志敏深知部队挺进皖南的任务艰巨,却依然有极坚定的信心,他坚定地说:“我下了决心去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方志敏等人奉命率领抗日先遣队高举抗日旗帜,以民族大义唤民众觉醒,孤军北上直插国民党统治心脏。在一次次危急关头,将士们展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集体荣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爱国主义的楷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

  “伟大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苏区时期,面对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形势,我们党适时转变斗争策略,提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推动革命前进。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挺进,开始了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历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我们党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试验。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在临时中央“左”倾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红军战略转移势在必行。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撤回,火速赶往瑞金,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会议要求,北上抗日先遣队要“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针对国民党的诋毁和诬蔑,会议强调,“红军北上抗日不是什么阴谋,什么手腕,而是伟大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策略,是贯彻苏维埃红军向来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张,是这个主张的历史的发展”。

  为顺利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进行了周密布局,先后派出了几支先遣部队。长期以来,关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的是由红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实际上,中共中央还派出了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此外,中共中央还派出红六军团西征。这三支部队对红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支部队——北上抗日先遣队起到了调敌作用。1934年7月6日,由红七军团组建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1934年11月,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北上。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追堵下,转战于皖赣边区,遭受严重损失。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转战浙西南。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巨大牺牲履行了战略掩护使命。

  第二支部队——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率先找到了革命落脚点。1934年11月,由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从河南罗山出发,1935年9月到达陕北延川县,成为胜利完成长征的第一支红军。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先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作战,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第三支部队——红六军团西征起到了先遣探路作用。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经过两个月征战,这支部队行进了5000余里,到达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师,随后参加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11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长征。1936年7月5日,在西康省(今属四川省)与红三十二军编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同年10月于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交给抗日先遣队的重要任务。先遣队通过多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理念深植于东南大地,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这些地区抗日力量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先遣队如同一支流动的政治工作队,在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赣边和皖南等四省几十个县的广阔区域时,通过张贴布告、标语,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至今在闽浙皖赣地区仍可见“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标语遗迹。这些宣传不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真相,更戳穿了国民党“红军捣乱抗日”“中国无力抗日”等谎言,使广大民众第一次直观认识到红军是真正的抗日武装。

  先遣队始终恪守群众纪律,以爱民行动赢得民心。战士们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爱护群众,事事依靠群众,留下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事迹。在赣东北,红七军团到德兴重溪时,受到苏区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苏区人民亲切地称这支久经战火考验的部队为“老十军”,当地群众自发支援先遣队“猪千余头、鞋5万余双”。这种鱼水情谊使先遣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能坚持斗争。

  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政治宣示,它向全中国乃至世界证明了红军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先锋力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对抗日先遣队作出高度评价:“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对日作战直接的先锋队,它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与永垂不朽的声誉。”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沿途播撒了革命火种。怀玉山战斗失利后,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指示,突围出来的红十军团先头部队同地方部队一部组成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领导和指挥下,在闽浙边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红军游击健儿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新形势下,分别经过瑶里整编、石塘整编、山门整编,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屡建战功。

  结语

  古语云:“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势”为全局,“子”为局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回顾中共中央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段历史,我们深刻认识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探求新路的一次勇敢战略尝试,是以军团利益服从党和红军利益,对党忠诚、顾全大局的生动实践。新时代新征程,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0-10 14: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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