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屡立奇功的军委干部团
2026-10-07 09:49:24  来源：《团结报》 作者：谢汝平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有一个完全由干部组成的红军团屡建奇功，这个团就是威名赫赫的军委干部团。

　　干部团教员阵容强大

　　1934年10月6日，中革军委对红军院校进行了整编，将原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合编，恢复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编制。为保守军事秘密，“红大”等红军院校更名为“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钟伟剑（后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按照原来四所军校的性质，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第一、第二营培养营连干部，第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第四营由红军特科学校编成的特科营，培养炮兵、工兵、机枪兵人才；原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分为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培养营团级红军干部。

　　干部团专职军事教员阵容强大，有宋时轮、王智涛、谭希林、黎有章、云广英、胡道权、王耀南、阎捷三、武亭、刘清明、刘少卿、杨伯让、何涤宙等一批红军将领和优秀军事人才。干部团专职政治教员阵容也不弱，有李井泉、黄欧东、张如心、陈仁麒、陈明、黄世昌、康志强等红军政工干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红军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中央出于对干部团的信任，特把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一氓、成仿吾、冯雪峰六位老同志安排到干部团行军，并安排他们担任上干队的政治教员，大大加强了干部团的政治教员力量。毛泽东把陈赓和宋任穷叫来交代说：“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董必武、徐特立年纪较大，但长征途中却和大家一样坚持步行行军，很少骑马，把马让给红军伤病员，深得大家的尊敬、关心和爱戴。

　　一边战斗，一边学习

　　干部团在长征中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负责保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并担任培训干部的任务，有时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针对当时作战、行军的实际情况，干部团实行“且战且教、且教且走”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方针。“走”即行军是干部团长征途中的基本功，指战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教”即教学，是干部团这所特殊“学校”的核心职能，他们利用宿营、休息、站岗、值勤、战斗间隙等一切间隙进行教学活动，实行集体教学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做法。干部团的教员讲解战例、总结作战经验，对遭遇战、伏击战、渡河、穿插、迂回、袭击等科目进行战法训练。在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时，萧劲光还组织上级干部队在山麓间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教育课。“战”即作战，是干部团的一项重要使命，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学”即学习，是干部团学员的主业，学员注重理论联系战争实际，抓紧点滴时间学习。学员们见缝插针，不失时机地学习和讨论战术技术和政治工作问题。行军再紧张，许多学员也坚持把一块识字板挂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进行学习。干部团在娄山关脚下时，山上枪声激烈，上干队在路边坐下待命。这时，政治教员徐特立走过来：“同志们，趁现在有时间，按照课程安排，我接着讲《土地法》……”有人小声嘟哝了一句：“都要打仗了，还讲什么《土地法》？”徐特立听到了，认真地说：“越是要打仗，越要讲《土地法》。我们流血牺牲，不正是为了土地，弄懂了《土地法》，打仗就有劲了……”讲了一会儿《土地法》，萧劲光匆匆跑过来喊：“集合！准备战斗”听到他的喊声，大家赶紧站起来集合，萧劲光带领大家向娄山关奔去。

　　尽管环境和条件险恶，但是干部团在长征途中坚持一边战斗，从战争学习战争，一边在这个特殊的大课堂里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干部团作为战斗队和流动的干部学校，在长征途中陆续为红军各部队培养输送了一批能征善战的优秀军政干部。

　　架设“长征第一桥”

　　干部团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精锐团，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与掩护任务。长征途中，干部团承担了几次重要的战斗任务，均圆满完成。长征出发伊始，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就担负起在江西于都河上架设浮桥的任务。他们提前在于都、白鹅两处渡河点架起桥梁，后来又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保证红军主力通过封锁线。当红军大部队并排四列稳步从桥上走过的时候，都不免由衷地竖起拇指夸赞几句。后来，大家把这干部团架设的这两座木桥称作是“长征第一桥”。

　　1935年3月，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奉命在乌江上架设浮桥，他们克服乌江水深流急的困难，在乌江上成功架设浮桥，保证红军主力迅速渡过乌江。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江界渡口江面宽约200米，最深处达20多米，水流湍急，流速接近每秒2米。陈赓、宋任穷亲率特科营工兵趁着夜色出发，急行军六十华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然后迅速投入砍竹、伐木、扎竹排的工作中。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巨大光滑，桥桩难固定，几次架桥都被急流冲垮。干部团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对架桥经验丰富，他们把石头装进竹篓，两个竹篓上下紧紧扣住，中间使用硬木条做成十字，把其捆结实后沉入河底作为锚，以此固定浮桥。经过紧张的施工，干部团官兵迅速在乌江上架起一座浮桥。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直接参加了两场战斗。第一场战斗是一渡赤水之前攻打土城，第二场战斗是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土城战斗打得相当惨烈，干部团伤亡百余人。干部团政委宋任穷专门就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干部团的学员都是班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赞同宋任穷的看法，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

　　扼守娄山关 夺取老雅山

　　在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上干队和工兵连调守娄山关，其余各营调配黄克诚、张宗逊部参加二攻遵义的战斗。娄山关北通桐梓，南接遵义，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和红一军团攻克了娄山关。这天，干部团奉命由桐梓出发后，日行军120里，由上干队和工兵连与第十三团一道扼守娄山险关，坚守了三天。他们凭借居高临下之势，创造了土石雷和下石雨的战法，只打得号称“模范师”的国军郭勋琪部溃不成军。干部团其余全部奔赴遵义城西南与红五军团一起对周浑元以及吴奇伟两个师展开激战，在老雅山战斗中，干部团参谋长钟纬剑壮烈牺牲。干部团配合黄克诚部夺取了老雅山，我军二度攻克遵义，取得了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次著名大捷。干部团装备了冲锋步枪和钢盔，能征善战，让敌人胆战心惊。毛泽东高兴地称赞：“这个陈赓，可以当个军长！”

　　一天急行军160里

　　四渡赤水后，红军进入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北上四川。金沙江水深江宽，水流湍急，敌军飞机天天在江面上低飞侦察。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红军速渡金沙江的指示，要求干部团务必于5月4日前赶到皎平渡架桥。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军分兵左、中、右三路向金沙江急进。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和云南元谋交界处，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干部团刚赶到云南禄劝，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一起匆匆赶到干部团，部署抢渡皎平渡的战斗。为加强领导，军委决定刘伯承担任先遣部队司令员，直接指挥干部团强渡皎平渡。陈赓和宋任穷商量后，决定以三营为先遣营。该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共三个连加一个工兵连。刘伯承、宋任穷随先遣营行动，任务是当天以急行军160里的速度抢占皎平渡渡口，消灭渡口守敌，迅速收集船只，架设浮桥。陈赓率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为提高隐蔽性，先遣营摘掉帽徽，伪装成敌人行军。对沿途遇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民团等，干部团为抢时间都放其过去，不予歼灭，保持我军行动的秘密。皎平渡守敌毫无察觉，干部团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刘伯承赞叹说：“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160里呢？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靠干部团夺取的7只小船，中央红军连续几天抢渡，安全渡过金沙江，把数十万敌人甩在身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革军委对干部团进行通令嘉奖，干部团威名一时远播。接着，干部团奉命把守大渡河安顺场渡口，遏制敌追兵，掩护红军主力抢占泸定桥，使全军安然渡过大渡河。

　　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成立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由于张国焘要整陈赓，陈赓被调到红一军团任师长，红军大学校长由倪志亮担任。红大下设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特科团。特科团代理团长是韦国清，宋任穷任政委。下辖四个科：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人们习惯上仍把特科团叫干部团。

　　1935年9月，为了精兵简政，中央红军主力改编为陕甘支队，特科团（干部团）编入陕甘支队三支队。特科团与原红一军团教导营进行整合，编为军委直属随营学校（习惯上仍称干部团），校长为陈奇涵，政委为宋任穷，政治处主任为莫文骅。11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在瓦窑堡与陕甘宁红军军政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原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何长工对长征途中的干部团做了高度评价：“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为保守军事秘密，把‘红大’等校隐名为‘干部团’。它在突破赣、湘、粤、桂、黔、川、陕、甘、宁等省的封锁线，渡过著名的赣江、潇水、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越过历史上天险的五岭、雪山等山脉的崇山峻岭中，都作了强有力地开路先锋军，或左右翼，或首尾顽强的掩护队。‘红大’经常负荷着艰苦而繁重的战斗任务，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遵义会战之后，它显示了无比的威力，打得‘剿共’将军薛岳落花流水、弃甲丢兵而逃，展开了长征胜利的新局面。以后在继续征途中，干部团的铁兜军，配合着主力军团，强渡金沙江，打得刘元瑭、刘元璋兄弟提心吊胆，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惊心动魄的大渡河边，安顺场强渡，泸定抢铁索桥，干部团过了悬崖绝壁的隘路，它更发扬着高度的警惕性，掩护中央，安全到达抗日前进阵地的陕甘宁边区。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堡垒，前面堵，尾后追，两侧迂回，包围截击，都被他们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

　　干部团在长征途中开山架桥、攻城拔寨、勇敢善战，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更为可贵的是，在长征途中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干部团作为一所特殊的军校承担了培训干部的工作，为党和红军保留和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在我军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

《团结报》2016年10月20日5版　作者：谢汝平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0-07 09: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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