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提要】
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为红军战略转移提供物资保障的工作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负责。中央苏区为红军转移提供的后勤保障相对比较充实,为红军转移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中央苏区财政部在部长林伯渠的领导下,为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江西瑞金武阳围渡口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战略转移准备的开始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剿总”司令,调集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经极小,为保存实力,中央酝酿将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转移的意向,6月16日共产国际回电:“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6月25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同意将原来准备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100多万大洋作为红军战略转移的费用。
中共中央接电后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对红军主力转移进行具体筹划。“三人团”计划从中央苏区转移到千里之外的湘鄂西根据地,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书记处会议标志着红军战略转移准备的开始。除极少数核心人物知情外,全军上下没有人知道中央的战略决策。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6月底开始,中央苏区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的掩护下开始进行转移准备。准备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红军、募集资金、征集粮食、缝制棉衣、维修武器等。中央将为红军战略转移提供物资保障的工作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负责。
苏区政府成立于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由赣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以瑞金为中心,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省60个行政县。初建时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鼎盛时期面积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常住人口340万。
红军因为五次反“围剿”出现巨大战斗减员,扩红工作是重中之重。1934年,中央要求五六七三个月扩红5万,史称“红五月扩红”。在“红五月扩红”运动中,根据地出现父送子、妻送郎、兄弟同参军的情况。江西赣县成为苏区“扩红”模范县,开国少将游好扬兄弟三人同时参加红军。“红五月扩红”实际扩红62269人。9月,红军第二次紧急扩红。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动员令,计划一个月扩红3万人,并要求新战士自备衣物、草鞋和武器。第二次扩红实际参军人数为18204名,红军两次扩红总计80473人。
扩红之外的中心任务是募集资金、征集粮食。苏区政府设有财政部,第一任部长邓子恢。1933年夏,林伯渠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邓子恢任副部长。三个月时间,林伯渠率领工作人员筹集银洋150多万元、军粮84万担。另筹集棉花8.6万斤、被毯2万多床、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制造枪弹的铜8万多斤、中西药10万多元等。在筹集物资的过程中,粮食征集最为困难。苏区人多地少,粮食产量不高。84万担粮食是中央政府向老百姓借的,全部开具借条。
红军战略转移的信息在红军开拔前半个月才透露。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释放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信号。10月7日,地下党员项与年将倾向共产党的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获得的蒋介石绝密《铁桶计划》送交中央。3天后的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从瑞金迁驻于都,红一、三、五、八、九兵团以及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从瑞金出发。10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联合署名,正式发布战略转移的命令。红一军团于10月17日傍晚渡过于都河。次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以及由中央机关、红军总部组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渡过于都河,标志着战略转移正式开始。
中共中央与红军主力8.6万人从中央苏区转移,林伯渠为转移提供的物资是比较充足的。除上述物资外,毛泽民担任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编成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大队保护160多副挑子,挑子里有黄金150斤、白银840斤、共产国际的100多万大洋以及银行结余的银圆、纸币等。转移的队伍的最后是一支庞大的运输队,随军运输队有上万人,每人一副担子,挑着兵工厂机床、医院X光机、缝纫机、印刷机、印钞机、铸币机等。
中央苏区的财政来源
中央苏区为红军转移提供的后勤保障相对比较充实,可以说是尽其所有,因为中央苏区并不大。苏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税是主要税收来源,其次为商业税和关税。苏区政府的农业税原则是富农重税,中农、贫农轻税。苏区政府规定营业税分13个等级,税率从2%至18.5%。苏区与白区有贸易往来,因此产生关税。关税分进口税、出口税和过境税。苏区财政部颁布《建立关税制度》,在苏区15个县建立了24个关税处。农业税、商业税和关税收入只占中央苏区财政二三成。
苏区财政除了上述三种税收,共产国际对中共经济有一定支持。从1931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据不完全统计,共产国际拨付中共经费约500万美元。共产国际拨付的美元很少,多数是黄金白银等实物,中共中央在上海需要将其兑换成银圆送往苏区。
中央苏区的财政并负担不轻,苏区主力红军7万多、地方武装4万多、中央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1万多,财政供养的人数在十三四万,因此财政部必须另辟财源。
毛泽民当时担任苏区中央银行行长。他注意到赣南铁山垅盛产钨砂,这是制造枪炮的重要材料,德国当时大批量从中国进口。1932年初,中央苏区开办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国有企业——中华钨矿公司,首任总经理胡功克,后来毛泽民兼任。公司矿工从数百人发展到五千多人,1932年钨砂产量1000吨、1933年2600吨、1934年近4000吨。红军主力转移前,中华钨矿公司共开采7550吨钨砂。毛泽民通过粤军陈济棠将钨砂出口到白区甚至国际市场,每担钨砂价8块光洋,后来一步一步涨到52块光洋。开采的钨砂为苏区累计换回620万银圆,这笔钱占苏区财政的70%。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10月22日颁布了《国库暂行条例》,建立了国库制度。苏区政府曾经3次向老百姓借钱,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80万元;第三期“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共计480万元。公债有利息并且限期归还。除向老百姓借钱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动“借谷运动”,分3次向人民群众借谷100万担(含前述84万担),这些钱和粮食为红军转移提供了部分保障。
为了统筹管理极度匮乏的物资,中央军委成立了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各级政治部下设“没收征发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及归公没收物品等。林伯渠兼任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成为红军转移后勤工作的总负责人。
中央军委规定,各部队筹集到的粮食、现款和物资,除粮食可以自留一个月外,其他交由红军“总没委”统一处置。因为苏区的土豪劣绅不多,没收或罚款不能成为常态,所以红军“总没委”在转移前掌握的钱款不多。
综上,中央苏区财政一直捉襟见肘,特别是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过量消耗让苏区财政雪上加霜。尽管如此,共产党人本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意念,抽出一笔钱兴办教育。至1934年,中央苏区先后开设超过3000所列宁小学,平均每所学校学生30人,在读学生超过9万,而教员只有2535人,有的地方两所学校才有1个教员。林伯渠作为苏区财政部部长、红军总供给部部长、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他为红军战略转移提供的物资虽不是十分丰富,也算是尽力而为并尽其所有了。中央苏区的人民为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团结报》2026年9月17日 第8版 作者:华强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9-22 11: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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