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贵阳的那些事
2026-09-15 17:13:09  来源：《文史天地》 郭敏  点击：  复制链接

　　红军长征在贵州实现了伟大转折，与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扎实有效的民族工作密不可分。红军是如何做少数民族思想工作的呢？笔者以贵阳为例，对史料进行归纳，以飨读者。

　　一、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地方组织

　　贵阳是红军长征期间唯一兵临城下的省会城市，红军三过贵阳，苗乡布依山寨留下了红军的光辉足迹。

　　（一）民族政策

　　清代以前，贵阳地区的居民，仍是以布依族、苗族先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为主，清中叶后，汉族人口在比例上逐渐成为多数，各族人民长期杂居共处。民间俗语说“苗家住山头，夷家（指布依族）住水头，客家（少数民族对汉族的称呼）住街头”，由于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偏远山乡，消息闭塞、生活艰苦。

　　1934年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在黔东剑河县发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切实保护民族利益：“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1935年1月，在黔北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指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于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地主老财的压迫。”还有《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等，共有关于民族问题的文件16个。

红军在“佯攻贵阳”附近的谷脚，击溃滇军孙渡纵队（此图为谷脚旧貌）

　　（二）组织保障

　　1935年初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是长征期间成立的惟一的省级地方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全省各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省工委书记林青、委员秦天真通过内线获取敌人密电码和军事地图，为中央红军截取、破获敌人情报等进而夺取战斗胜利赢得了主动；胜利完成了护送中央特派员杨涛（潘汉年）赴上海的任务；发展了凯里党小组等地方党组织，有力配合和支持红军在贵州的转战；建立了军事领导小组，在六枝郎岱等地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自从有了党组织后，以贵阳为中心，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各族人民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奋斗。

　　（三）思想发动

　　1935年4月，中央红军从开阳，经修文到达乌当区马场（现羊昌镇马场村），进逼贵阳。红军一路上打富济贫，从此路过是为了北上抗日，得到老百姓暗中支持。在乌当百宜与国民党中央军展开激战，老百姓自发掩埋红军遗体，后来还修了红军烈士陵园，乌当偏坡布依族乡也有红军坟供世代瞻仰。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火种，省工委安排地下党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办学，利用少数民族“六月六”等节日，宣传进步思想，至今在乌当区羊昌镇黄连村还留有“还我河山”的巨大摩崖石刻。

　　二、红军长征时期贵阳少数民族思想工作

　　（一）以铁的纪律，赢得少数民族同胞的信赖

　　红军长征途径贵阳各地，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始终坚守铁的纪律，决不侵犯群众利益，每到一地秋毫无犯，时刻为穷人着想。红军经过修文，县境近三分之一地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村寨或多民族聚居区，特别是红军经过六屯镇大木村、桃源村均为布依族村寨，扎佐个别村寨分布有苗族、布依族，谷堡乡索桥地区有苗族、彝族等。红军在攻下修文县扎佐镇和县城后，部队驻扎城郊，夜宿街头，坚持不扰民的纪律。红军的一言一行，都在群众心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同胞，平日见惯了军阀土匪鱼肉乡里，面对一支纪律之师，打心里认可、信任。红军所到之处，少数民族同胞由迟疑观望到完全信任，主动靠近、帮助红军。红军至贵阳近郊白云的扁山布依族山寨，在布依族老乡的帮助下，智取蒙固营盘，快速拔掉了敌人据点，最终实现“佯攻贵阳”的意图。

　　在苗、布依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花溪区马店村，有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田喜生，红军进寨后，他常在红军身边转来转去，对红军的言行认真观察，他觉得红军不是土匪，是亲人，是穷人自己的军队。红军临走前，他找到一位红军首长说：“我来报个名，求你们收下，先给你们带路，然后当兵。”

　　（二）以好的方式，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每到一处，首先展开宣传工作，书写标语，或在村寨显要位置演讲，讲解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1935年4月3日，红五军团主力行军至修文县格都堡、长田和大木寨一带宿营，这一带布依族、苗族同胞居多。红军住下来后就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展开政治宣传，说明红军的任务要北上抗日，红军的宗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解放。红军宣传队在大木寨书写了“红军是干人的军队”“取消一切高利贷”“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标语，其中书写在村民李忠良家住房墙壁上的一幅“红军是干人的军队!红锋宣”的标语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至今还清晰醒目。

　　红军在花溪区高坡苗族乡绘制的壁画和书写的标语，除了保存下来的以外，被国民党政府抹去的还有很多，回忆得起来的有书写在原高坡小学（忠烈宫内）教室东墙壁上的是“大哥当白军，虱子爬满身；二哥学木匠，住在吊楼上；三哥学裁缝，穿得烂冬冬。荷花出水有高低，你看世人齐不齐？！”写在高坡场坝上的有“红军不为别一件，只为打富来济贫！”“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等等，落款均为红勇。

　　（三）以真的行动，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红军所到之地，镇压恶霸豪绅开粮仓和盐号，救济分发穷人，老百姓都拍手称快。红军是仁义之师、群众的队伍、干人的部队，需要用实际行动去验证，让少数民族同胞心服口服，彻底为红军的行为所折服。

　　红五军团的后卫团于4月3日宿营长田，了解到清定（今六屯，布依族、苗族群众居多）乡分防所所长于华丰在乡里称王称霸，鱼肉乡民，作恶多端，当即将于抓获，并把于家衣物拿出，粮仓打开，分物分粮给群众。后来行军至开阳的羊场，将于华丰与另外8名土豪恶霸一起公开处决。群众亲眼见到红军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杀了坏人，为民除了大害，无不拍手称快。

　　红军在修文县狗场坝、腊鲊坝等地，还将豪绅陈云舟、冯元辉、张华臣、冯贵培、冯泽培、冯进先、王开全等户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穷困人家。广大群众分得豪绅的浮财，无不笑逐颜开。各族群众目睹红军打富豪、济贫穷的事实，更加相信红军是干人的军队，是各族人民的救星。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修文县腊鲊坝，往东南方向前进，村民段炳章给红军当向导。进入贵阳的乌当区百宜分手时，互相依依难舍。红军送给段一件绸面驼绒里的黄色夹衣。段炳章十分珍惜这件衣服，每逢过年过节才从箱子里取出来穿上几天，夹衣跟着他栉风沐雨30多个春秋。段炳章病逝前，还念念不忘红军赠给的这件衣服，嘱咐子孙一定将其作为随葬品入棺下土。段炳章对红军这种真挚的感情，不仅教育着子孙后代，而且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还广为传颂。

红军在贵阳留下的标语

　　1936年1月，红军第二、六军团袭占修文县扎佐后，沿街敲锣通知群众到天主堂门口开大会，宣传红军是帮助穷苦老百姓闹翻身求解放的军队，号召军民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会后，打开镇上大户（豪绅）粮仓和盐商盐号，分粮分盐给穷人。次日，向红军靠拢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红军又将十多头肥猪杀了分给群众。正当打开大地主姚子恒家粮仓分粮时，防共团务会理事廖淑文的抱养儿廖昌琪却躲在姚家侧面，用笔记下谁挑了几挑，抬了几次，并威胁分得粮食的群众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等共匪走后，叫你们吃不完兜着走。今天让你们吃秤杆（分粮食），过几天叫你们屙秤砣（数倍偿还）。”群众听后，不敢再去挑粮，有的还退回分得的粮食。红军发觉情况有变化，立即分头调查，当场抓住廖昌琪，在其身上搜出“变天账”，人证物证俱在。应群众要求，将廖推至西门桥边，处决在灰堆坡上，老百姓见了拍手称快，分粮分盐继续进行。

　　1935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六），红一方面军的一部进入花溪区高坡苗族乡。红军未到之前，就震慑了高坡的反动派，他们惊恐万状。乡长兼联保主任张炳奎壮着胆子接应，当天下午四点过钟，他把地主简焕臣和文云斋叫来商量后，三个一道，佯装镇静出街口去“迎接”红军，不到半小时，他们就领着二十多个红军来了。红军穿的是各色各样的布衣服，有的穿草鞋，有的穿破布鞋，人人全副武装，个个精神抖擞，脸色都是油黑油黑的。张炳奎他们把红军引到街口雷银散家，招呼红军坐，准备装烟倒茶，红军没有坐，有的进了家，有的站在外面观察动向，也没有接受他们的烟茶。张炳奎问红军：“先生们，你们有多少人？我们好准备杀猪，办吃的。”红军一听话不对头，便说：“你问这个干啥，我们的人多得很，你招待不起。”红军反问张炳奎：“你在这里当什么？”张炳奎说：“乡长。”红军一听，就白眼相待，更加不理睬了。张炳奎等三个见势不妙，就悄悄地逃跑了。

　　张炳奎他们溜走以后，红军找到了杨春生老人，亲切交谈后，为后续部队安排食宿地方。当天下午出大太阳，头上有飞机侦察和监视，后面有白军追赶。晚上，红军的领导人住杨春生家，有少部分住人家户，大多数住在露天坝，纪律非常严明，行动快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没有惊动老百姓，也不动群众的一柴一草。住在杨春生家的红军有个姓杨的连长，对杨春生说：“本家公，你家的儿子到哪里去了？喊他们回家来嘛！”睡觉的时候，红军还用随身带的狗皮给杨春生垫，怕冷着了老人。第二天早晨，红军送一张虎皮给杨春生，老人看到红军太苦，不忍心要。

　　红军由花溪区骑龙寨进入赵司寨时，正逢这里赶集，方圆十里八寨的各族人民及龙里、青岩、定番（惠水）来的客商云集赵司，赵司场十分热闹。红军一进村很快就了解到人称“母老虎”的地主婆最坏，决定给她一点惩罚。一队红军进入“母老虎”家的朝门，两位战士走上堂屋从太师椅上将她拖到场坝的土地庙前，令她向群众低头承认欺压百姓的罪恶。“母老虎”又凶又恶，故意耍赖，红军战士在她的屁股上给了几枪托，用枪比着她的头，当众揭露她剥削农民的罪恶，这只“母老虎”终于吓软了，只好面对群众说：“长官先生们、各位民众们，我有罪、我有罪，饶我这一次吧，今后我再也不敢了……”红军勒令她将几百斤大米、30多块腊肉分给穷苦的百姓。红军还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参加革命闹翻身。“母老虎”被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各寨子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解放后，当年分到大米和腊肉的老人们仍记忆犹新，他们感激红军，也怀念红军。

　　从孟关牛打场过来的另一路红军，由河西小路经黔陶直上打铁寨后山大坡顶休息。黔陶乡乡长、恶霸蒋恒昌将红军误认为是中央军，立即叫家里奴仆打扫客房，摆好烟盘烟枪，还令乡丁将青天白日旗插上乡公所房顶。红军见了非常气愤，派出三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走进乡公所，其中一个爬上房顶，将旗带杆一齐扔下房来。蒋恒昌吓得大汗直淌，以为部队要来包围乡公所，连忙带了狗腿乡丁从后门躲进后山密林之中，十天后才敢回家，其实，红军当晚就进入青岩镇的歪脚村了。一个小小的举动，把活阎王吓得三魂掉了两魂。

　　经过花溪区骑龙寨的红军队伍中，有一些女兵和年幼的小红军，由于长途跋涉和沿途与敌人作战，他们非常疲惫，当时，有一位14岁的小红军赖茂春，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周三奶家的柴堆边休息。好心的三奶十分怜惜这位战士，将他收留下来，周家对赖茂春关怀备至，给他找药并治疥疮，让他躲藏养息。红军走后，国民党“清乡队”就挨家逐户地搜查。一天，赖茂春正在灶边烧火煮饭，门外传来狗叫声，两个背着铁筒枪的乡丁穿过院子向灶房走来，要出灶房已经无路，周三奶急忙拉过一捆松毛，将小红军推到灶角用松叶盖上，三奶又故意把灶房弄得烟雾弥漫，乡丁在门口探头看了一阵，没发现什么，周三奶急忙招呼他们到堂屋去坐，乡丁又到内屋及楼上瞎看了一阵就走了。过了三四年赖茂春长到十七八岁，成了一个壮小伙后，好心的谢绍成把自己的长女谢淑珍嫁给赖茂春。贵州解放后，赖茂春被选为骑龙寨第一届贫农下中农协会主席，他积极工作，土地改革运动中，带领群众清匪反霸，分到地主家的瓦房三间及土地、耕牛与农具，不久又提任乡信用社主任。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赖茂春调任青岩公社黔陶管理区党委副书记。1962年赖茂春携家返回原籍江西。1982年，时隔20年之后，当年的小红军又返回骑龙看望乡亲们。他告诉乡亲，家乡政府对他十分关怀，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他一家靠科学种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今天的贵阳，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纵横交错，已经跻身全国二线城市之列。如今，党的富民政策彻底改变了昔日贫穷落后的山村旧貌，在当年烈士倒下去的地方，杜鹃花正开得如火如荼。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 256期,作者系党史工作者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9-15 17: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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