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密码脑袋”
2026-09-14 15:07:08  来源：文史天地 郑巍宁   点击：  复制链接

　　长征期间，红军经常被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却从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由于红军长征中密码电台侦听破译工作的巨大贡献。红军破译的这些国民党军密电，对于及时掌握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意图、兵力部署及动态行踪，帮助红军制定正确的行动策略，发挥过极其重要作用。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时任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高瞻远瞩，提前培训无线电工作人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尽管红军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的条件很差，但谍报技术水平却并不逊色。红军之所以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功于中共中央对无线电工作的远见卓识。早在1929年，周恩来就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当时在世界上已处于先进水平。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工作原则。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智取了国民党核心部门的一些无线电密码本，从而译出许多重要情报，掌握了国民党内部无线电密码的编码规律。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密码情报，又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1931年1月10日，中央红军的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在宁都县小布成立，王铮任队长。当时只有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军从国民党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缴获的一部半电台。红军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又缴获了敌人9部电台。1931年6月，在建宁成立了红军无线电通讯总队，王铮任总队长。

　　长征之前，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红军情报组织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洞若观火，连连挫败国民党军的进剿。据王铮回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在瑞金叶坪洋溪村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千方百计修理好缴获到的坏电台，自己装配了若干部电台。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红军各军团和几个主力师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基本上都配备有无线电台。”

▲1949年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二局骨干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部署和调动情况。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对红军密码电报破译工作做出过贡献的有：军委二局的曾希圣、钱壮飞，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蔡威等人。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危急关头，多次破译密电助突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央红军重振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到达陕北后的红二方面军部分将士

　　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月24日，中央红军攻克土城之后，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为阻止红军入川，出动8个旅对红军实行合围。红军集中主力，力图歼灭从南面尾随跟进的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四旅。川军是有名的“双枪（步枪和烟枪）军”。本来朱德和刘伯承对川军的作战方式都很熟悉，但在实际作战中，由于川军有强烈的护乡意识，又惯于山地作战，再加上新装备的捷克造小迫击炮在山地作战中极有杀伤力，其战斗力大大出乎总部首长的预料。1月28日5时，红三、五军团，红一军团的一部和军委干部团分南北两路向青岗坡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惨烈，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但我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此时川军主帅刘湘下令，要将“饥疲不堪”的红军“一网打尽”，又增派两个旅火速赶来增援。情况万分危急，军委决定撤出战斗。

　　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并当即破译密电，发现：红军周围布满了国民党军，其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隙中撤出，迅速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此次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战役中，军委二局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中央红军的胜利突围，贡献极大。

　　继土城战役之后的是桐遵之战，红军再次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国民党军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赴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这一重要情报，很快被重庆地下党获取，及时传给红军。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实施“斩首行动”。他先是指挥红军做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达到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出，很快兵临贵阳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护驾”。在电台监听得知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长驱直入云南，如入无人之境。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巧用密电，抢渡金沙江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进入云南。国民党军主力已被甩在后面很远。红军抓紧时间渡过金沙江，为北上、休整争取到更为充裕的时间。1935年5月4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军委二局又破译敌报，得知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我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共军的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走了一天，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

　　中央军委据此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矛盾，赢得四五天时间，于是在5月5日电令一、三军团分别从龙街、洪门渡口（因无船而难渡）沿山谷小道，兼程向皎平渡汇集，渡江北上。部队按指定时间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5月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国民党军一无所获，只能望江兴叹。

　　红军侦听国民党军密码电报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被国民党军发现。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俘，他带有一些被破译出来的国民党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在草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和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后来，这些每日调换使用密码的电报，也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通力合作，确保截收全部密电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和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惫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多亏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就在白天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密电信息，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中央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人员将整理汇总后的情报，立即发给中央红军，帮助其迅速掌握周围敌情以争取主动。接着，中央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两支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在电讯侦察方面同四方面军相互配合的关系又有所改变。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中央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由于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略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国民党军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肉眼侦察，有时红军略施小计，使侦察结果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例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长征中发明了一些简单实用的绝招，当红军行军途中敌侦察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全体向后转，给敌侦察机制造红军虚假行军方向的错觉。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消息闭塞，从而处处被动，纵然人多装备好，也只能是穷于应付。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够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如中央苏区失陷时、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失败时，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重视程度不够。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胜利结束长征。是年年底，二、四方面军的技侦力量归入军委二局。这支特殊的部队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为表彰电台侦听工作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密码电报侦听破译工作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这些题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电台侦听工作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及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毛泽东曾发出感慨：“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9-14 1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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