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看长征创造革命空间的战略智慧
2026-09-08 10:55:18  来源：《团结报》　作者：高中华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

　　红军长征的卓越之处，在于能够在原有根据地遭受敌军封锁持续收紧的情况下，以灵活机动打破地理限制，在北上进程中逐渐形成新的战略支点。

　　长征在地理形态上表现为跨越十余省份的远距离转移，在革命实践的深层结构中，则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不断认识空间、利用空间并创造空间的过程。敌军布防、交通条件、粮食来源、民族关系、群众基础以及全国革命形势，共同决定着一处地域能否转化为可供革命力量生存、机动和发展的战略空间。

　　长征初期，中央苏区原有的政治、军事和社会联系难以继续维持，红军被迫转入长距离行军，前进方向必须在敌情、地形、补给和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中不断调整。长征中期，空间逐渐成为可以主动运用的战略资源。陈伯钧在1935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因敌军在古蔺、叙永之间已有防堵布置，“机动范围太小，不适于我之作战，军委决心将全野战军东渡赤水”。（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这句话准确呈现了四渡赤水作战中的空间意识：渡河、折返和转向都服务于扩大机动范围，红军通过改变行进方向，迫使敌军反复调整部署，重新获得行动自由。

　　这种空间运用并未停留在战役层面。1935年4月，陈伯钧又记道：“因我野战军不利于在西南或南部地区机动，决定以主力迅速脱离敌人，由西北进川或靠川边，争取重大的机动，以利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转变。”到长征后期，空间的含义继续发生变化。红军需要寻找能够支撑长期发展的地域，使一支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革命力量重新获得组织、群众和物质依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因而既是长距离行军的重要节点，也是革命空间重构的关键环节。道路的终点由此转化为新的出发地，军事上的突围同政治上的建设开始重新结合。

　　川陕会师之后革命空间的选择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使红军力量获得新的汇聚，也把下一步发展方向的问题推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会合扩大了革命力量的规模，却没有自动消除地域环境带来的压力。川西北高山连绵，人口分散，粮食筹集困难，交通道路受自然条件和地方势力制约；国民党军队又从多个方向调动兵力，企图限制红军的行动范围。

　　川陕会师之后，革命力量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这个支点既要有利于摆脱敌军合围，又要能够连接全国抗日救亡的政治方向，还要具备发展的条件。因此，空间选择的意义关系到为中国革命确立新的发展中心。

　　陈伯钧1935年6月29日的记载清楚反映了这一战略考虑，他写道：“得一关于战略决定的电令，内容大概是说，目前主要打胡宗南，争取甘南，以便创造川陕甘苏区，向东发展。”这里的“甘南”“川陕甘苏区”和“向东发展”构成了彼此联系的空间部署。北上意味着把红军同西北地区已有革命力量以及更广阔的全国政治空间贯通起来。地理方向由此获得了鲜明的政治内涵。

　　围绕北上与南下的分歧，集中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空间判断。北上方针立足全国革命大局，着眼于会合陕甘革命力量、建立新的战略基地，并以抗日救亡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发展。南下设想更多依赖川西南局部地域和已有力量，希望凭借一定的军事基础打开局面，但这一地域难以承载全国革命中心力量的长期发展。两种方向的差异，关系到革命力量究竟在何种空间中保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红军能否走向抗日救亡的前线。

　　彭绍辉在日记中写道，他当时认定“北上是正确的，南下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并因此承受了很大压力。更值得重视的是，他记录了正确路线如何在艰难环境中得到坚持：“我们坚决执行朱总司令的指示，从教育入手，进行具体、细致的说服，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开展思想政治斗争，培养政治人才，把大家的认识逐步统一到党中央制定的“团结一致、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上来，并在日常工作中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建立威信。”（彭绍辉：《彭绍辉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

　　童小鹏的日记从另一个角度留下了这一分歧的现场痕迹。1935年9月，他写道，红四方面军因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反对中央北进的战略方针，仍徘徊草地中企图向南进”，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则“单独行动，执行党的路线”。（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1936）》，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页）“徘徊草地”与“执行党的路线”在文本中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意味着在艰苦地域中失去明确方向，后者则意味着在中央领导下，以北上抗日为目标重新组织行军。

　　日记中的方向感：普通红军如何理解战略选择

　　最高层面的空间判断，只有进入部队的组织生活，才能成为实际行动。日记保存了这种转化过程。作战会议、政治动员、支部讨论、干部传达、粮食准备和行军命令，把宏观战略拆解为各单位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指战员对于“向哪里走”的认识，也在一次次传达和实践中逐渐深化。

　　1935年8月8日，萧锋记下军团直属队举行北上动员会议，把当时的口号完整保留下来：“打出去，在川、甘、陕边创立苏维埃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口号把三个层次连在一起：首先要突破眼前的空间阻隔，继而在川甘陕边建立根据地，最终以新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高潮。对于基层指战员而言，北上由此不再只是方位变化，而是带有明确目标的革命行动。

　　方向感还通过物质准备落实到日常生活。童小鹏1935年8月20日记道：“部队即要开始行动，向甘南前进，完成赤化川陕甘的任务，但途中须经过一草地，故粮食须带充足。”随后，各单位在旧粮吃完的情况下到田中割麦、摘穗、搓打，为过草地补充粮食。这一记录将战略目标同最细小的准备联系起来。向甘南前进，需要对行程、地形和补给作出预判；创造新的革命空间，要从每个人背负的粮食开始。宏观战略因此进入身体经验，转化为行军等具体实践。

　　长期流动使方向问题带有强烈的心理意义。连续行军、战斗减员、粮食匮乏和前途的不确定，都会积累为疲惫与焦虑。当新的方向得到清楚说明，并同抗日救亡、三大主力会合和根据地建设联系起来时，指战员对道路的理解也随之改变。彭绍辉记载，北上准备阶段的政治工作“中心是为了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因而“政治情绪也随之提高”。尽管前方还要经过七百余里的广漠草地，粮食和被服均很困难，“但为着一个目标要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彭绍辉：《彭绍辉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明确的战略方向把艰苦行军纳入共同目标之中。

　　进入陕北：日记中的“新空间”体验

　　1935年10月19日，童小鹏到达吴起镇。他在日记中回顾，前一年同一天正值离开中央苏区，一年间走过二万五千里，“而在周年时踏进了陕甘苏区的边壤。这应该算是一件顶光荣而且是突破世界空前记录的伟大事业！敬祝陕甘苏区更胜利与迅速的巩固发展！”这段“抵达”书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对长距离行军的总结，另一层则是对陕甘苏区未来发展的祝愿。日记没有把“边壤”写成已经完成建设的安稳腹地，而是清醒地意识到，新空间仍需巩固和发展。

　　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在吴起镇附近进行战斗，粉碎敌军追击，才为立足陕北争取到更有利条件。童小鹏在10月21日记载战斗胜利后写道：“此地是边区，今日总政找来一地方武装，这又是很久未见的，见了都兴奋得很。”“地方武装”的出现，是日记空间叙述发生变化的重要信号。长征途中，红军常常面对陌生地域、敌对封锁和临时宿营；进入陕甘苏区后，红军重新遇到在党领导下开展斗争的地方力量。空间由孤立的行军通道开始转化为具有组织联系的革命区域。

　　此后日记中“苏区”“政府”“游击队”“群众”等词语逐渐增多。童小鹏10月31日沿途经过苏区时记道：“途中都是苏区，路过时有政府和游击队。政府还算是反攻一年来第一次见面呢！”他还注意到，当地革命已开展两年，群众热情很高，“和他们谈起话来总是一口的革命词句”。这些记录说明，抵达陕北带来的安定感，并不单纯来自停止行军。更深层的变化在于，红军重新进入一个已有党组织、革命政权、地方武装和群众支持的社会环境。道路仍在延伸，行动仍会继续，但部队已经能够依托新的革命网络展开工作。

　　从日记的结构看，这一变化也十分明显。此前的记录往往以出发时间、经过地点、行程里数、敌军位置和宿营条件为中心；进入陕北后，休整、训练、扩红、群众工作、地方组织和苏区建设逐渐占据更大篇幅。空间不再主要通过“经过”被感知，开始通过“驻扎”“联系”“建设”和“发展”被书写。红军由穿越地域的行动者，逐渐转变为组织地域、发动群众和塑造社会关系的建设力量。

　　陕北社会：革命重新连接群众

　　革命空间的形成，需要稳定而深入的群众联系。进入陕北后，中央红军同原有苏区群众和地方组织重新会合，中央苏区时期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也获得了新的实践条件。红军以严明纪律、政策宣传和实际行动赢得群众支持。群众对红军的欢迎，并非短暂的情绪表达，它建立在当地长期革命斗争和党组织工作的基础上。中央红军的到来，又使这一地方性革命网络同中央和主力红军连接起来。陕北由此成为能够汇聚不同红军力量并面向全国发展的战略区域。

　　萧锋日记所记1936年西征工作，进一步展现了这一空间的扩展方式。5月26日，他在传达西征任务时写下具体安排：要协助地方党广泛开展苏区工作，做好西吉、固原、海原、豫旺堡等县的地方工作，“健全县委领导，搞好各级苏维埃政府建设，组织好地方游击队，发展地方兵团”。这份安排表明，新的革命空间要通过政治组织深入县、区、乡各层级。

　　军事力量能够进入一处地域，并不意味着这处地域已经成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形成，需要党的领导、革命政权、群众组织、地方武装、交通联络、物资供给和政治认同相互配合。日记中大量看似琐碎的工作记录，恰好呈现了这些要素如何一点点汇聚起来。

　　1936年10月1日，萧锋总结兴隆镇附近的工作时，在日记中记道：“十几天来，我团在兴隆镇附近已建立了二十多个区、乡苏维埃政府，发展地方游击队二百多人，发展党员三十五人，团员十二人，成立了四个党支部。”他还写道，群众热爱红军，各方面工作取得明显成绩。这一串具体数字，标示出革命空间从军事控制向政治建设深化的过程。区、乡苏维埃政府构成基层治理网络，党支部承担组织核心作用，地方游击队维护革命秩序，扩红则使群众中的积极力量进入红军队伍。空间因组织而获得连续性，也因群众参与而获得生命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进行休整训练、扩大红军和发展苏区，同样体现了从机动空间向建设空间的转变。童小鹏在直罗镇战斗胜利后写道，敌军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故我军利用此时整顿训练部队，扩大红军，发展苏区”。战斗所争取的时间和地域，随即被用于巩固部队、扩充力量和发展根据地。军事胜利由此转化为政治建设的条件，政治建设又为下一阶段军事行动提供群众和物质支撑。

　　长征终点与革命新起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了从中央苏区出发以来持续一年的战略转移。若从空间重构的全过程观察，这一节点又开启了新的革命阶段。此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摆脱敌军围追堵截、保存革命力量、寻找新的前进方向；此后的核心任务逐渐转向如何巩固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地方组织，并以西北为依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记的叙述中心也由“走向哪里”逐渐转入“怎样建设”和“如何发展”。

　　陕北提供了新的战略依托，却没有使革命实践停顿下来。直罗镇战斗巩固了立足点，东征、西征拓展了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和地域范围，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又使分散的革命力量在西北重新汇聚。陈伯钧在1936年10月18日回顾两年行程时写道：“慨自中区远征以来，足足两年，脱离根据地，辗转番民草地。幸二方面军北上，使整个红军能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这是中华民族抗日反蒋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胜利。”这段总结把“脱离根据地”与“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连在一起，完整呈现了长征空间变化的历史轨迹：原有革命空间遭到破坏，红军最终在西北重建战略中心，并为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准备了重要条件。

　　由此可以把长征中的空间创造概括为“革命空间重构机制”。这一机制经历了相互衔接的四个环节。首先是空间危机，中央苏区受到严重压缩，原有根据地难以继续支撑主力红军行动；其次是空间认知，党中央根据敌情、地形、补给、群众基础和全国政治形势，不断校正前进方向；再次是空间突破，红军通过渡河、迂回、穿插和快速机动，打乱敌军部署，冲破封锁线；最后是空间创造，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以后，把军事上获得的地域条件转化为党的组织、革命政权、地方武装和群众关系共同支撑的新根据地。

　　长征的战略智慧因此既体现在高度灵活的军事机动中，也体现在对全国革命发展方向的坚定把握中；既表现为走出困境的能力，也表现为建立新根据地、组织新社会关系和开辟新历史阶段的能力。通过日记重返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到达陕北”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它记录了一条漫长道路的完成，更见证了中国革命在新的空间中重新集结、重新建设并继续前进。

《团结报》2026年8月20日 第8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9-08 10: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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