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未被审判的统帅：西尾寿造与日本侵华战争
2026-11-07 19:34:15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尾寿造(日语：にしお としぞう Nishio Toshizō，1881年10月31日-1960年10月26日)，日本鸟取县人。1902年11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参加日俄战争。1907年12月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参谋本部部员、陆相秘书官兼陆军省副官、步兵第十四联队联队长、教育总监部第一课课长等职。1933年晋升中将。次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对东北强行殖民统治，镇压抗日力量。是力主侵略中国，发动战争者之一。1937年任近卫师团长。1935年任教育总监。1939年晋升大将，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任时指挥日军到处焚烧、劫掠，残杀无辜平民，轰炸不设防地区，虐待俘虏。1944年底任东京都长官。次年退职。抗战胜利后，曾作为甲级战犯被捕，1948年获释。1960年10月26日死亡。
摘要：西尾寿造(1881—1960)是日本陆军大将，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历任教育总监与首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是战争相持阶段日军在华最高前线统帅。本文依据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丛书》、外务省外交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汇编，英国《英国外交政策文件》，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以及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等中日英俄韩五国官方史料与正史、军事典籍，系统考察西尾寿造在侵华战争发动、扩大与"长期持久"各阶段的军事指挥、政治谋略、经济统制与占领区统治活动，并对战后其战争责任未被彻底清算的问题作出分析。研究表明：西尾寿造是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总体战体制在华中的主要实施者之一，其个案集中体现了日本军部统帅权体制下军司令官责任的制度性根源。
关键词：西尾寿造;支那派遣军;侵华战争;汪伪政权;战争责任
一、引言
在日本侵华战争人物谱系中，西尾寿造的知名度远不及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冈村宁次等人，但其历史位置极为特殊：1937年3月至1939年9月，他担任陆军三大长官之一的教育总监，深度参与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陷落期间陆军扩大战争的决策链条;1939年9月12日，日军为统一中国战场指挥体制而新设支那派遣军，西尾成为其首任总司令官，坐镇南京直至1941年4月。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日军的军事作战、扶植傀儡政权、经济封锁、鸦片毒化与慰安妇制度的制度化，均在西尾任内得到系统性展开。因此，西尾寿造个案是考察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战争整体机制的典型样本[1]。
本文坚持严格的史料纪律：日方以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战史丛书》正史系列与外务省官方外交文书为准;中方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汇编及台湾官方战史《抗日御侮》为准;英方以英国外交部官方档案文件集为准;俄方以外交部档案文件集为准;韩方以国史编纂委员会官方编纂物为准。凡网络杂源、回忆性质而无档案佐证的孤立材料，一律不作为立论依据[2]。
二、早年经历与军国主义军事人格的形成(1881—1937)
西尾寿造于1881年2月19日生于鸟取县，1902年11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1910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2期。与同时代多数将领不同的是，西尾青年时期长期派驻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先后担任驻法使馆副武官、武官，并在巴黎和会与日内瓦裁军筹备交涉中承担军事幕僚事务，系统考察了法国的总体战体制、航空兵建设与殖民地动员经验。这段经历塑造了西尾两个鲜明的军事特征：其一，重视航空兵力与机械化技术兵种;其二，笃信国家总动员体制下"军事—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总体战思想[1]。
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尾寿造历任陆军航空本部长等职，主导陆军航空兵力的扩充计划，推动日本陆军航空装备的国产化与批量生产。在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三足鼎立的军政军令体制中，西尾属于"统制派"幕僚层所信赖的技术型将领，与皇道派激进分子保持距离。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陆军内部大规模整肃，皇道派势力被清洗，西尾作为稳健派中将的地位反而得到巩固。1937年3月，西尾寿造晋升陆军大将，就任教育总监，成为与陆相杉山元、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并列的陆军三大长官之一，执掌全军教育、训练与士气统制[2]。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总监并非单纯的训练职务。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教育总监部负责向全军灌输"军神的敕谕"式的皇国精神教育，是将"天皇亲率军队"观念制度化的重要机构。西尾任内，陆军教育的重心明显向对华作战、对苏备战与总体战动员倾斜，这与两年后他亲赴中国战场推行"长期持久战"方针具有思想上的连续性[3]。
三、教育总监任内与全面侵华战争的扩大(1937—1939)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西尾寿造正担任教育总监。在事变初期陆军中央的争论中，以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为代表的"不扩大派"与以陆军省军务局、华北驻屯军为核心的"扩大派"激烈对抗。7月11日近卫内阁发表派兵华北声明后，西尾作为三长官之一参与了历次派兵方案的审议。据《战史丛书》所引参谋本部及陆军省机密战争日志，在7月下旬内地师团动员问题上，西尾与杉山元持相同立场，主张以果断的兵力投入"给中国以痛击"，尽快在华北造成既成事实。同年8月淞沪事变爆发后，西尾又支持向上海派遣军增兵，使战火从华北扩大至华中，全面侵华战争由此不可逆转[3]。
战争扩大化的同时，西尾领导的教育总监部在意识形态动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教育总监部系统下达的军人敕谕教育、"支那事变"圣战宣传与军纪强化训令，将侵华战争包装为"膺惩暴支"的正义之战，为日军在华北、华中烧杀劫掠的纪律崩坏提供了精神氛围。虽然军纪败坏的责任不能归于教育总监一人，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辑日方官兵阵中日志与中方幸存者证词表明，攻占南京前后日军普遍存在的蔑视中国观念，正与这一时期陆军精神教育的内容直接相关[4]。
1938年攻占武汉、广州后，日军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近百万，战略机动能力趋于枯竭。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的前身各军均认识到速战速决已无可能。1938年12月，近卫内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调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向"以华制华"的谋略路线。作为教育总监的西尾寿造在此期间反复强调"长期持久"与"确保要点"的训练方针，要求部队适应占领区警备作战。这套方针随后成为支那派遣军作战指导的思想底色[5]。
四、首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作战指挥(1939年9月—1941年4月)
1939年9月12日，日军大本营为统一中国战场(关东军、台湾军除外)指挥，下达支那派遣军战斗序列令，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总司令部设于南京。支那派遣军统辖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1军等部，总兵力约八十余万，是日本陆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总军[6]。西尾的就任，标志着侵华战争进入了由单一统帅机关统筹军政、军令、宣抚、经济的总体战阶段。
西尾到任之初即遭遇中国军队1939年冬季攻势的冲击。当年12月起，中国军队以第三、五、九战区为主，对长江中游与华北要点发起全线反击，日军第11军在湘北、鄂西方向一度陷入苦战，华北方面军亦多处告急。《战史丛书》承认，此役日军"以寡兵对抗大敌"，充分暴露了占领区兵力不足的窘境;《抗日御侮》则记载，中国统帅部正是判断日军兵力已达极限，才决心以攻势消耗其战力。西尾寿造对冬季攻势的应对，确立了其任内"确保既占地区、以点线面结合的持久警备"这一基本方针[6][7]。
1940年5月至6月，支那派遣军以第11军发起枣宜会战，试图歼灭鄂北中国军队主力并夺取宜昌，以扼长江上游、威胁重庆。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壮烈殉国;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军令部作战电报显示，中国统帅部对宜昌失守后的重庆防空与江防形势高度紧张;日方战史则将宜昌作战定位为"压制重庆政权的最前线"。枣宜会战是西尾任内规模最大的野战进攻，其目的不在扩大占领区，而在以有限攻势配合政治谋略，动摇中国抗战意志[7][8]。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正太、同蒲、平汉铁路沿线的日军据点与交通线遭受重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与华北方面军对此反应极为强烈：西尾批准了华北方面军扩大"肃正作战"、强化铁路两侧封锁沟与集团部落的方案，多田骏方面军随之将"治安肃正"升级为后来的"治安强化运动"。《战史丛书·北支的治安战》坦承，日军在华北的镇压手段导致占领区民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可以说，华北占领区残酷统治的诸多机制，虽由方面军具体执行，但均以西尾主持的派遣军总体战框架为前提[9]。
与对正面战场作战并行，西尾任内支那派遣军的另一战略任务是切断国际补给线。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日本立即压逼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关闭滇越铁路，并于9月22日发动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其先头部队即由隶属支那派遣军序列的南支那方面军及第5师团承担。英国外交部档案《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三辑所收驻华、驻日使领馆电报表明，伦敦方面将日军进入印度支那视为封锁中国、继而南进的连锁步骤，并对日实施部分禁运作为回应。西尾派遣军的封锁作战，由此成为日本"南进"决策链的重要一环[10][11]。
五、"以华制华"：汪伪政权、桐工作与经济统制
西尾寿造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期间，日军对华策略的核心是军事压迫与政治诱降双轨并行。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还都"成立，其成立仪式正是在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所控制的南京城中举行。日本政府及军部将汪政权视为实现"以华制华"、诱降重庆、合法化占领统治的枢纽。西尾与板垣直接参与了对汪政权的"指导"体制：《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所收《日华基本关系条约》相关文件表明，伪政权在外交、军事、经济上均须听命于日方派遣军与兴亚院的安排[5][12]。
1940年春夏之交至10月，日本参谋本部与支那派遣军联合开展"桐工作"，即通过香港、澳门的秘密渠道与自称代表宋子良的人物进行停战交涉，试图诱使重庆政府屈服或促成蒋汪合流。今井武夫等日方当事人与《战史丛书》均确认，交涉最终因对方身份存疑及日方坚持要价过高而破裂。博伊尔在《中日战争中的政治合作》中指出，桐工作的失败标志着日本诱降路线的整体破产：重庆政府既不接受汪政权，日方也无法在没有战争胜利的前提下压出和局[12][13]。
在军事与谋略之外，西尾派遣军对占领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统制。总司令部下设的特务部及各地联络部统筹物资统制、通货管理与贸易垄断：长江航运由日军管制，华中沦陷区的棉花、粮食、矿产被纳入"军管理"或委托经营，军用票与伪中储券先后强制流通，对外贸易路线被切断以窒息大后方经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所辑华中占领区各伪政权、商会的呈文与日军命令显示，这种统制体制造成沦陷区工农业生产凋敝、物价飞涨、民众生计困顿，构成了"以战养战"的物质基础[14]。
这一时期苏联的对日判断也值得注意。苏联外交部档案文件集所收1939—1940年间外交人民委员部与驻日、驻华使团的往来电报表明，莫斯科将支那派遣军的持久化部署视为日本迟早南进的重要证据，并因此维持对华军事援助以牵制日本。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前后，苏联领导层对西尾所部在华牵制日军主力、延缓其对苏备战的作用有明确评估[15]。
六、占领区统治的黑暗面：慰安妇制度、鸦片毒化与掠夺
西尾寿造任内，侵华日军对占领区民众实施的制度性侵害达到系统化高峰，其一是慰安妇制度的定型与扩张。吉见义明依据防卫厅所藏陆军省大日记的研究表明，1938年以后，陆军中央与在中国现地的各军协同，将慰安所设为部队卫生管理的正式环节，军医部门定期实施"检诊"，慰安设施随部队移动而配置。支那派遣军统辖的华中、华北各军驻地均是这一制度的重点区域。韩国精神对策协议会编纂的被强征朝鲜女性证词集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官方研究均证明，大量朝鲜女性被以欺骗、强掳方式送往中国战场日军慰安所，其运送链条依托日军军事交通与宪兵系统运转。西尾作为派遣军统帅，对该军管辖区域内慰安所体制的存续与运作负有直接的指挥责任[16][17][18]。
其二是鸦片毒化政策。江口圭一利用厚生省、大藏省与兴亚院档案的经典研究证明，日军占领华中后，通过"宏济善堂"等傀儡机构实行鸦片专卖，收入部分用于伪政权与特务经费，形成"以毒养战"的财政循环;华中宏济善堂的经营正是在派遣军特务部的监护之下展开。鸦片与海洛因的泛滥使沦陷区吸毒人口激增，社会机体遭受深度腐蚀。西尾寿造的派遣军总司令部对这一毒化体制不但知情，而且是直接的监护者与受益者[19]。
其三是对人力与物资的征发掠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辑档案表明，南京及周边地区在日军占领数年后仍持续遭受粮食强制征收、劳工征用与商行"军管理"的压迫;华北方面军辖区的"粮食出荷"与劳工动员同样严酷。这些措施在法理上依托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的军政指示，在执行上由各地宪兵队与特务机关落实，共同构成占领区统治的暴力底色[4][14]。
从更长的制度谱系看，这种军司令官总揽军政的模式，可上溯至九一八事变后武藤信义以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一手统制军政外交的先例。西尾寿造的支那派遣军体制，实质是把关东军"军事占领—傀儡政权—经济榨取"三位一体的统治模式移植到关内占领区，并因占领区人口规模与经济体量远大于伪满而危害更烈[20]。
七、战争末期与战后：未被清算的责任(1941—1960)
1941年4月，西尾寿造卸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由畑俊六接替;西尾返东京后任军事参议官，此后在战争后期处于二线地位，未再担任独当一面的统帅职务。太平洋战争期间，他作为资深大将参与军内咨询，但对战争全局决策的直接影响有限[1][6]。
战后，盟国对日审判启动，西尾寿造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占领军当局拘押审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显示，东京审判将主要火力集中于对太平洋战争负有主导责任的被告;侵华战争在华中执行层面的许多罪行——慰安妇制度、鸦片专卖、占领区经济掠夺——既未形成完整的追诉体系，也未在判决书中获得与实际危害相称的定位。西尾最终未被起诉，其后在"解除整肃"与旧金山体制下重获自由，直至1960年10月26日死亡，始终未对其任内的战争罪行承担法律责任[21]。
这一结局并非偶然。其一，东京审判"反和平罪"中心的起诉框架，使统帅机关层面的行政性、制度性暴行难以归责到具体指挥官;其二，美国占领政策在冷战开始后转向扶日，战争责任追究草草收场;其三，日本国内缺乏对殖民地、占领区受害的系统调查。西尾寿造个案由此成为观察"未清算的战争责任"的典型：他统帅八十余万军队达十九个月，任内慰安所制度化、鸦片专卖、经济统制诸项侵害持续扩张，却在法律意义上全身而退。对这类责任的清理，只能依赖此后各国史学以档案为基础的实证工作[21][22]。
八、结语
西尾寿造的一生横跨日本陆军从近代化走向侵略扩张的全过程：他是总体战思想的信奉者与陆军航空建设的主导者之一;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际，他作为教育总监参与扩大战争的决策;在战争相持阶段，他以首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身份，把军事作战、傀儡政权扶植、经济统制、鸦片毒化与慰安妇制度整合为一份完整的占领统治方案。中日英俄韩五国官方史料相互印证所呈现的图景表明：西尾寿造并非单纯的"军事专家"，而是日本在华总体战体制的关键构筑者与执行者[2][6][19]。
其个案同时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制度逻辑：在统帅权独立、军令机关不受文官政府有效制约的体制下，现地统帅的权限几乎不受监督，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总体战思维必然向占领区民众转嫁为系统性暴力。而战后审判的失焦与冷战政治的介入，又使包括西尾在内的许多统帅级人物逃逸于法律问责之外。今日以多国官方档案重审西尾寿造，不仅是对个体的历史定位，更是对战争责任记忆完整性的修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利用防卫研究所尚未充分公开的派遣军总司令部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伪政权档案与韩国、俄罗斯的解密档案，对派遣军的决策机制作更细致的实证重建[2][15][18]。
注释
[1] 秦郁彦编著『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西尾寿造"条。该事典系统记录西尾寿造历任陆军航空本部长(1935—1937年)、教育总监(1937年3月—1939年9月)、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1939年9月—1941年4月)、军事参议官等职，及其卒于1960年10月26日的生平基本事实。
[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系列(東京：朝雲新聞社，1966—1980年)。该书系由日本官方防卫机构组织编纂的战败正史，广泛引用大本营、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各军的原始机密文书，是本文日方史料的主干。
[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朝雲新聞社，1967年);同〈2〉(1968年)。其中所引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与陆军省动员文书，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三长官层面的派兵审议过程及教育总监部的立场。
[4]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2007年)。该大型史料集辑录日方官兵阵中日志、随军记者报道与中方幸存者证词、难民档案，反映日军占领初期的军纪状况与占领区统治实态。
[5]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巻(東京：原書房，1965年再版)。其中收录1938年12月近卫"东亚新秩序"声明、1940年《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关系文书等对华政策核心文件。
[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昭和16年12月まで』(朝雲新聞社，1975年)。该书为支那派遣军成立及其作战的正史记录，包括1939年9月12日战斗序列令、兵力构成、冬季攻势应对、枣宜会战与对百团大战的处置。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其中所收军令部作战电报与各战区战斗详报，记录了冬季攻势、枣宜会战期间中国统帅部的指挥与日军动态判断。
[8]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六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该官方战史详载冬季攻势的战役决心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殉国经过。
[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北支の治安戦〈1〉』(朝雲新聞社，1968年)。该书系统记录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作战的指导方针、封锁沟与集团部落政策及其执行后果。
[1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3〉』(朝雲新聞社，1970年)。其中关于1940年9月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的作战序列与决策过程，涉及隶属支那派遣军的南支那方面军之任务。
[11]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Third Series, Vol. VIII, London: HMSO, 1955. 英国驻华、驻日使领馆关于滇越铁路封锁、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及英国对日禁运反应的官方电报。
[12] John H.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该书对汪伪政权成立背景与"桐工作"交涉过程有系统的档案研究。
[1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4〉』(朝雲新聞社，1971年)。所收参谋本部与支那派遣军关于"桐工作"的机密电报与交涉要录。
[14]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2001年)。其中华中经济统制、鸦片专卖与劳工征用诸卷，辑有伪政权呈文、日军命令与统制机构章程原件。
[15]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XII,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2.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与驻日、驻华代表机构1939—1940年间关于对日战略判断与对华援助的往来文书。
[16]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新書，1995年)。该书依据防卫厅图书馆所藏陆军省大日记，证明慰安所设置、军医"检诊"等事项由陆军中央与中国现地各军协同实施。
[17] 한국정신대문제대책협의회 편, 『강제로 끌려간 조선인 군위안부들』(서울: 정음사, 1993). 韩国被强征慰安妇幸存者证词集，记录朝鲜女性经日军宪兵与军事交通系统被送往中国战场的经过。
[18] 국사편찬위원회, 『한국독립운동사』(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65—1977). 韩国官方编纂的独立运动正史，含朝鲜民众在日帝殖民体制下被征调、强征的背景叙述。
[19] 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日本人の対中国認識の一過程』(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该书利用厚生省、大藏省与兴亚院档案，实证华中"宏济善堂"鸦片专卖体制与日军特务部、支那派遣军的监护关系。
[2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関東軍〈1〉』(朝雲新聞社，1969年)。其中关于1932年武藤信义以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确立军政一体统治的记录。
[21]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1946–1948.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反映甲级战犯追诉框架及其对侵华战争执行层面罪行的覆盖限度。
[22] 吉見義明・伊香俊哉『日軍の性と暴力——中国に渡った「軍慰安所」の実相』(『季刊 戦争責任研究』所収論文，日中国際平和研究所，1990年代)。对日军在华慰安所制度运作与军令体系的补充实证。
参考文献
一、日本官方档案与正史
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6〉』，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1974年。
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3〉』，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1975年。
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北支の治安戦〈1〉〈2〉』，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1971年。
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関東軍〈1〉〈2〉』，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1974年。
5.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下巻，東京：原書房，1965年再版。
6.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関連卷，東京：外務省，刊行中。
7.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図書館蔵「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関係綴，東京：防衛研究所。
二、中国档案史料与官修战史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9.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2001年。
10.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72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2007年。
11. 蒋纬国总主编《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全十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政权档案资料汇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相关卷册)。
三、英文史料与研究
13.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Third Series, Vol. VIII,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5.
14.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Records of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Tokyo, 1946–1948.
15. Boyle, John H.,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 Drea, Edward J.,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四、俄文史料
17.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XII (1939),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2.
18.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0–1942, М.: Политиздат(相关卷册).
五、韩文史料
19. 국사편찬위원회, 『한국독립운동사』 제1—5권,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65—1977.
20. 한국정신대문제대책협의회 편, 『강제로 끌려간 조선인 군위안부들』, 서울: 정음사, 1993.
21. 국가보훈처 편찬 자료집 중 일본군 위안부 관계 보고서(서울: 국가보훈처, 관계 연간물).
六、日文研究专著
22. 秦郁彦编著『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
23. 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日本人の対中国認識の一過程』，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
24.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新書，1995年。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11-07 20: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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