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杉山元与日本侵略
——基于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史料的考论
2026-10-21 07:58:14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杉山元(日语：すぎやま はじめ/すぎやま げん;英语：Sugiyama Hajime/Sugiyama Gen;1880年1月2日-1945年9月12日)，日本陆军大将。生于日本福冈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30年8月-1932年2月任陆军次官，参与制定《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策划“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任师长、航空本部长、陆军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1936年任陆军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晋陆军上将。1937年2月-1938年6月任陆军大臣，参与策划挑起卢沟桥事变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2月-1939年9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0年10月-1944年2月任陆军参谋总长，与首相东条英机等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1945)。1943年6月被授予元帅称号。1944年7月复任陆军教育总监和陆军大臣。1945年4月任驻日本本土第1总军司令。日本投降后自杀。

　　摘　要

　　杉山元(1880—1945)是日本军国主义由侵华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军事决策者，历任陆军大臣、参谋总长，1943年获封元帅，战争末期出任第一总军司令官，1945年9月12日战败自决。本文以杉山元的军政活动为研究对象，运用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权威史书与军事典籍交叉互证的史料学方法，考论其战争责任。研究表明：其一，杉山元任陆军大臣期间(1937年2月至1938年6月)，推动七七事变后对华战争由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力主“速战速决”“对华一击”，其误判使侵华战争全面扩大并陷入长期消耗，对此负有直接军政责任;其二，任参谋总长期间(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参与主导三国同盟、南进政策与对美英荷开战的决策全过程，对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负有军令最高责任;其三，战败后于第一总军司令官室自决，虽未及受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八章仍对其要求处死美军飞行员等行为点名归责，其历史责任已由多语种档案与审判文书固定下来。本文坚持“能证者坐实、未证者存疑”，凡无法直接调取原文页码者，据实标注转引性质，绝不虚构档号或页码。

　　关键词：杉山元;日本侵略;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五语种史料互证

　　绪论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杉山元(Sugiyama Hajime，1880—1945)是日本军国主义由侵华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关键决策者。他于1937年2月至1938年6月出任陆军大臣，正值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把局部侵华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关键阶段;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任参谋总长，又处于日本决定发动并扩大太平洋战争的核心决策位置;1943年获封元帅;战争末期出任第一总军司令官，主持本土决战准备，1945年9月12日战败后自决[1]。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战后受审的战犯相比，杉山元因在盟军大规模追究战犯责任之前自杀，未及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其个人责任在战后叙述中长期处于"被简略"的状态。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特殊性，多语种官方档案与权威史书对他的记载与归责，成为检验战后战争责任认定是否周延的重要案例：一个主导过侵华战争扩大与太平洋战争发动的人物，其责任应当如何依据原始档案予以认定?本文即以杉山元的军政活动为中心，依据中、日、英、俄、韩五种语种的官方档案、权威史书与军事典籍，对这一问题展开考论。

　　(二)研究对象界定

　　本文以杉山元的军政活动为研究对象，时间上起其军校出身(1901年陆军士官学校第12期毕业，1910年陆军大学校第22期毕业)，下迄1945年战败自决，重点考察两个阶段的责任：其一，任陆军大臣期间对侵华战争全面扩大所负之责;其二，任参谋总长期间参与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责。其任内职历可以日本官方档案与权威工具书互证：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文书，即以"陆军大臣 杉山元"名义署名，为陆相任内事实的一手佐证[2]。

　　(三)史料与方法

　　本文坚持"官方档案、权威史书、军事典籍"并重，杜绝网络杂源与百科类转述，史料覆盖中、日、英、俄、韩五种语种，力求关键史实多处互证。

　　其一，日文史料。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公开档案与国立公文書館数字档案为主，如昭和十六年(1941年)九月六日御前会议议事录、同年十二月八日对美英宣战诏书、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十四日终战诏书等;辅以参谋本部编《杉山备忘录》、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木户幸一日记、宫内厅编《昭和天皇实录》等官方与权威文献[3]。

　　其二，中文史料。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官方档案汇编与权威史书为主[4]。

　　其三，英文史料。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SSBS)报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及庭审记录为主，辅以西方权威学术专著[5]。

　　其四，俄文史料。以苏联官方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及其中文译本、1950年苏联伯力审判材料为主[6]。

　　其五，韩文史料。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朝鲜总督府记录，以及韩国学界关于战争责任清算的文献为主[7]。

　　在方法上，本文遵循档案互证原则：凡关键史实，力求至少两个语种、两类来源交叉印证;凡无法直接调取原文页码者，据实注明转引性质，绝不虚构档号或页码;凡各语种史料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存在差异或空白，均如实说明。

　　(四)论文结构

　　本文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考察杉山元由军国主义军人成长为陆军中枢的过程;第二章分析其陆军大臣任内扩大侵华战争的责任;第三章考察其参谋总长任内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策责任;第四章述其主持本土决战与战败自决;第五章在战后审判语境下，以五语种史料互证其历史责任，并作史料学检讨;末为结语。

　　第一章 军国主义陆军将星的养成(1880—1936)

　　(一)出身与军旅起点

　　杉山元1880年生于日本福冈县。他走过的是近代日本陆军精英军人的标准路径：1901年陆军士官学校第12期毕业，1910年陆军大学校第22期毕业，此后长期在参谋本部、陆军省等中枢机构任职，逐步进入陆军决策核心[8]。与同期军人相比，杉山元履历的特点在于几乎全部集中于参谋与军政中枢——军务局长、参谋本部次长、航空本部长、陆军次官——而非野战部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史》指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军形成以参谋本部为核心的军令体制，职业军官群体的升迁与对外扩张政策深度绑定[9]。杉山元的成长轨迹正是这一体制的产物：他所受的军校教育与参谋本部历练，皆为这一扩张体制培养"统兵与统政"兼备的高级军官而设。

　　(二)参谋本部时代的扩张主义道路：九一八事变前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杉山元任参谋本部次长，处于陆军军令中枢。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次年扶植伪满洲国，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由此开始。中方官方档案汇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收录了事变期间中日双方的大量原始文书，是研究该时期日本侵华决策的中文基础史料[10]。日方方面，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收录了同一时期日本对华外交决策文件，可与中方档案相互印证[11]。应当指出，日本对华侵略并非孤立于其殖民体系之外：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朝鲜总督府"在满朝鲜人问题"文书(1932年6月作成)显示，日本以朝鲜为跳板经营中国东北，动员朝鲜人迁入满洲，构成其侵华与殖民统治相互联动的链条[12]。这一韩方官方档案为理解日本侵华的整体结构提供了东亚殖民体系的视角，也说明杉山元所处的陆军中枢，正是这一扩张体系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在国家政治中的发言权进一步上升，杉山元作为参谋本部次长参与其间，其军政地位由此奠定。

　　(三)二二六事件与陆军统制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刺杀多名内阁要员。事件后，陆军以"肃军"名义整肃内部，统制派势力确立主导地位。同年3月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寺内寿一出任陆军大臣，杉山元出任陆军次官，跻身陆军省决策层[13]。木户幸一日记对这一时期陆军内部整肃与政局变动有连续记载，是观察杉山元进入中枢前后历史现场的重要史料[14]。经此事件，陆军高层进一步强化了对国家政治的支配，杉山元作为陆军次官参与其间的军制整顿，其军政经验与在陆军中的权威随之巩固。应当强调，无论皇道派与统制派之争如何激烈，两派在对外扩张上并无实质分歧——争夺的只是扩张的领导权与方式。杉山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统制派陆军的核心幕僚。

　　(四)小结

　　至1937年2月出任陆军大臣时，杉山元已在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中枢任职多年：他经历过九一八事变前后侵华扩张的决策现场，又在二二六事件后的陆军统制中位居要职。他不是被动卷入战争的职业军官，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线在陆军中枢的执行者与推进者。这一身份，为其此后在侵华战争全面扩大与太平洋战争发动中的决策角色，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 陆军大臣与侵华战争的全面扩大(1937—1938)

　　(一)出任陆相：从林铣十郎内阁到近卫内阁

　　1937年2月，林铣十郎内阁成立，杉山元由教育总监出任陆军大臣;同年6月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杉山元留任陆相。其任职起讫、职务迁转，据秦郁彦编《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杉山元"条核定[15]。经二二六事件后的"肃军"，日本陆军统制派确立对内阁的支配地位。自广田弘毅内阁以来，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使军部得以通过"陆相辞职、拒派陆相"的手段左右内阁存废;陆相一职由此不再单纯是军政事务官，而是军部介入国家决策的枢纽。杉山元以陆军省核心幕僚身份出任此职，意味着他直接处在把军部扩张意志转化为国家政策的位置上。换言之，1937年的日本内阁虽有文官首相，但其对华战争决策不能绕过陆相。内大臣木户幸一对林铣十郎内阁、近卫内阁的成立及陆军省人事动向有亲记载，可与日方职历记载相互参证[16]。JACAR所藏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文书组织栏明记"陆军大臣 杉山元"，为其陆相任内在任事实的一手佐证(此事第一章已引，本章重申其证史价值而不重复标注)。

　　(二)七七事变：从局部冲突到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七七事变爆发。中方现场亲历记载，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7];中方官方档案层面，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丛书收录了事变前后中日交涉、军事动员的大量原始文书[18]。美方外交记录同步在场：美国驻华使馆于事变次日(7月8日)即发出冲突首报，见FRUS Japan 1931–1941第一卷[19];FRUS 1937年《远东》第三卷设"1937年7月8—25日"专章，逐日辑录美国驻华、驻日使领馆的观察与判断[20]。日方官方战史则由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记述自卢沟桥冲突、现地交涉失败至国内师团动员派出的陆军作战经过[21]。

　　值得注意的是，近卫内阁最初曾标榜"不扩大方针"，试图把事变限定在现地交涉范围。但在杉山元任陆相的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推动下，日本政府很快作出向北平、天津方向增派三个师团的决定，"不扩大"遂成空文。7月下旬，日军在平津一带展开全线攻击，事变由现地冲突正式升级为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多语种史料互证表明：事变虽由一线演习冲突触发，但其迅速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并非单纯的"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军部在杉山元等核心人物主持下，借现地冲突作出扩大处置的必然结果。杉山元在这一决策链条中居于陆军省主官地位，对增兵与扩大方针负有直接责任。

　　(三)"速战速决"论与扩大方针的确立

　　事变发生后，杉山元在御前与内阁决策中力主对中国实施"一击"，宣称可在短期内解决对华战事。据中方权威史论转述，陆相杉山元在向天皇上奏时狂妄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22];新华网相关史论亦称，杉山元夸口"中国事变一个月就解决了"[23]。此处须如实作史料学说明：上述表述系中国官方媒体史论中的概括性转述，杉山元当日上奏的日方原始记录(《昭和天皇实录》相关卷、木户日记相应日期)本次未能直接调取页码，其原始措辞与确切用语待核;本文不以未核页码坐实该言论的原始文本。

　　然而，无论原始措辞如何，"速战速决""对华一击"确为杉山元任陆相期间陆军省的主导战略判断。其战略逻辑是：以一次短促的重兵打击摧毁中国军队主力与国民政府抵抗意志，迫使中国迅速屈服，从而在不陷入长期战争的前提下完成对华征服。这一判断，既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轻视中国国力与民族意识的产物，也与陆军省在事变后迅速动员、急于求成的作战指导相吻合。它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与中国战场的战略纵深。中方战场全局记述，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24]与王建朗、曾景忠《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25]：两书均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速战速决"误判，正是战争由华北一隅迅速扩大为全国规模侵华战争的认识根源。杉山元作为这一判断的主要鼓吹者，其后所有兵力动员与战线扩展，均建立在这一误判之上。

　　(四)上海战事与战线的全面扩大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上海日军据点发起围攻，日本陆军旋即以援军在张华浜、川沙口等处登陆，战事由华北一隅迅速扩展为华东大规模会战。中方档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淞沪部分[26];日方官方战史见《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27];中方通史叙述见王建朗、曾景忠《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28]。上海战事的扩大，使日本不得不把大量陆军兵力投入华中方向，战争规模远远超出杉山元任陆相之初"一个月解决"的预期。中国军队在上海投入精锐主力坚守三月之久，彻底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至1937年秋冬，日军已在华北、华东两线同时作战，侵华战争由此全面化。杉山元主持的陆军省，正是这一兵力动员与战线扩展的军政主管机关。从后果看，上海战事的扩大不仅没有"一击"服中国，反而把日军牢牢拖入中国战场的长期消耗，为其后武汉会战、战略相持埋下伏笔。

　　(五)南京攻略、大本营设置与殖民体系的联动

　　1937年11月20日，日本设置大本营，实现战时陆军一元化指导，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体制化完成。大本营的设置，使统帅权(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与内阁之间建立政府联络会议，战争指导由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共同主导。同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迂回上海侧背，攻占上海后沿长江西进，12月13日攻占南京，随后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作战及暴行史料，见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市档案馆合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30]，并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卷[31]。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的战场事件，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系统实施的反人类罪行，是检验日本军部战争指导责任的关键案证。

　　从更宏阔的历史坐标看，苏联官方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九卷《太平洋与亚洲的战争》将1937—1941年中国战场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整体框架[32];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近代篇第16—22卷则记载，日帝强占期朝鲜被殖民动员，与日本侵华战争在殖民体系上相互联动[33]。这表明，杉山元任陆相期间的侵华战争扩大，从来不是中日两国间的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东亚侵略与殖民体系的组成部分。朝鲜半岛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后方基地，其人力、物力被源源不断地征调用于侵华战争;中国战场则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使之无法北进或南进。杉山元作为战时陆军大臣，对这一殖民—侵略体系的运转负有直接的军政责任。

　　(六)1938年战争扩大与陆相辞任

　　1938年，日军先后发动徐州会战(1—5月)与武汉会战(6—10月)，企图攻占中国抗战指挥中枢、摧毁中国军队主力。正面战场档案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4]，日军作战经过见《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 昭和14年9月まで》[35]。战局表明，"速战速决"已告破产，日军虽攻占武汉、广州，却无力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无法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反而陷入中国战场的长期消耗，侵华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6月，近卫文麿内阁改组，杉山元辞去陆军大臣，由板垣征四郎继任[36](木户幸一日记对此次内阁改组与陆相更替有亲记载)。杉山元的辞任，表面上是内阁改组的人事调整，实则是其"速战速决"方针在战争扩大面前失去说服力的结果。中方通史评价指出，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日本侵华战争已无力速决，其"速战速决"战略彻底失败[37]。杉山元陆相任内(1937年2月至1938年6月)，恰覆盖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前夜的全部战争扩大过程。

　　(七)本章小结

　　杉山元任陆军大臣一年零四个月，是日本由局部侵华转向全面侵华的关键时期。其责任集中于三端：其一，在卢沟桥事变后主导扩大处置方针，推动战争由现地冲突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其二，力主"速战速决""对华一击"，以错误的战略判断推动兵力规模急剧膨胀;其三，在其任内，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东、华中展开大规模作战，制造南京大屠杀，并设置大本营实现战争体制化。上述事实由中方亲历记、中方官方档案、美国外交报告、日本官方战史及苏联、韩国官方史著互证：中文档案与史书定其罪，美方外交报告见其扩大之速，日方官方战史载其兵力部署，俄、韩史著明其在殖民体系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的位置。杉山元并非全面侵华战争的被动执行者，而是这一阶段日本陆军最高军政长官，其对侵华战争全面扩大的直接责任毋庸置疑。尤须指出，1937—1938年的战争扩大，是日本军国主义"以华制华、速战速决"总路线在陆军中枢主导下的必然结果;杉山元作为陆相，不仅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更是它的鼓吹者与推动者。

　　第三章 参谋总长与太平洋战争的发动(1940—1944)

　　(一)三国同盟与南进：战争方向的再选择

　　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1941年7月，日军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南进政策由构想变为实际推进。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 昭和期III 第1卷》收录了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决策文书[38];美国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中，将三国同盟与南进置于日美矛盾激化的国际关系框架中加以解释[39];苏联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九卷则将1940—1941年日本南进视为太平洋战争的直接酝酿[40]。南进与进驻法属印支，使日本与美英荷的战争风险急剧上升。美国随后宣布对日废钢禁运、并于1941年7月日军进驻南部法属印支后宣布石油禁运，日本战争机器赖以运转的石油供应面临断绝。南进由此与夺取荷属东印度石油资源、解除美国经济制裁的战略目标合流，日本与美英荷的战争已进入倒计时。这一局势，为杉山元就任参谋总长后的战争决策铺设了背景。

　　(二)就任参谋总长与《杉山备忘录》的记录价值

　　1940年10月，杉山元就任陆军参谋总长。其职务变动据《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杉山元"条核定[41]。参谋总长是日本陆军军令系统的最高长官，与陆军大臣(军政)并立，直接辅佐天皇统帅陆海军;在战时大本营体制下，参谋总长既是御前会议的核心成员，又是作战指导的实际主持者。杉山元由此由军政主官转为军令主官，站到了日本战争决策的另一极。尤为关键的是，参谋本部编《杉山备忘录——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笔记》起于昭和15年10月3日(1940年10月)，止于昭和19年2月21日(1944年2月)，系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御前会议等战争指导决策的现场笔记[42]。这意味着杉山元任参谋总长期间(1940年10月—1944年7月)的战争指导决策，留下了本人直接参与的连续记录，是研究其决策责任的核心一手史料。与陆相任内多依赖官方战史与外交档案互证不同，参谋总长任内的杉山元，第一次以本人笔记的形式进入研究视野。

　　(三)1941年开战决策：三次御前会议

　　1941年，日本在美日谈判破裂阴影下连续召开御前会议，最终决定对美英荷开战。

　　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确定对美英荷战争"不辞一战"的方针。该会议议事录见JACAR Ref.C12120185500[43];《帝国国策遂行要领》文本见JACAR Ref.C12120360100(别册第18)[44];同一会议的现场记录又见《杉山备忘录》[45]，内大臣木户幸一对会议经过与天皇意向有亲记载[46]。据美国学者Herbert P. Bix在《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中的记述，御前会议上天皇曾就南方作战所需时间质询杉山元，并反诘其任陆相时所谓"中国事变一个月解决"的旧言[47](见该书1941年秋御前会议相关章节，页码待核)。这一问答的意义在于：日本最高决策层在决定开战时，已由天皇本人点破"速战速决"判断的破产，而杉山元仍以军令长官身份继续推进开战。

　　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于12月初对美英荷开战，同步进行谈判"最后交涉"。这一会议的实质，是以谈判为开战争取时间，而非以外交解决危机;日本对美谈判从一开始就以战争决策为前提。见《杉山备忘录》[48]与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9]。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递交口头声明(即"赫尔照会")，要求日本从中国与法属印支撤军，成为谈判破裂的标志。该照会正文见FRUS Japan 1931–1941第二卷[50];同日美方内部记录见FRUS 1941年《远东》第四卷(具体印刷年未能确证)[51];美国国防部编《"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以截获外交电文提供了谈判破裂的侧证[52]。赫尔照会送达后，日本政府以"最后通牒"视之，旋即于12月1日御前会议最终决定对美英开战，见《杉山备忘录》[53]与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54]。

　　1941年12月8日(华盛顿时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日军在马来亚登陆;日本政府当天发布对美英宣战诏书。宣战诏书御署名原本见JACAR Ref.A03022539800[5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才正式宣战，其外交谈判与军事突袭并行，构成了国际公法与战争伦理上的严重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七章《太平洋战争》(pp.843—1000)对日本开战责任作了系统认定[56];苏联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九卷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叙述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57];中方通史则记载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战争新扩大的反应，以及中国战场长期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格局[58]。中国战场自1937年以来已独立支撑四年余，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战场的压力，反而使日本陆军主力继续深陷中国大陆。杉山元以参谋总长身份参与了上述全部开战决策链条。

　　(四)南方作战初期：初期得手与隐患

　　开战后，日军在短时间内横扫东南亚：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随后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相继失守。《杉山备忘录》1942年1—2月会议记录反映了大本营对南方作战的指导[59];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收录了日本将领对战初决策与战况的事后供述[60];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作者本人为原参谋本部作战首脑)对南方作战有系统叙述[61]。日军初期的得手，进一步掩盖了其战略资源不足、战线过长与后方补给脆弱的根本缺陷，也使杉山元等战争指导决策者未能及时判断战争的真实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南方作战的速胜，在军部内部被错误地引为"速战速决"仍然可行的佐证，从而迟滞了日本对长期战争的准备。然而，美国的工业潜力一旦转入战时轨道，日本初期的军事优势便不可持续，这一结构性矛盾在中途岛之后迅速暴露。

　　(五)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由速决到消耗

　　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丧失主力航空母舰;1942年8月起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持续至1943年2月，日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62]与《杉山备忘录》[63]。从战争经济背景看，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揭示了日本战争经济在长期消耗中的崩溃过程[6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七章对太平洋战争由初期胜利转入长期消耗的过程及其责任归属有系统认定[65]。至此，杉山元任参谋总长之初所依恃的"速战速决"前景彻底破灭，日本陷入其最不愿面对的长期消耗战。从战略层面看，中途岛与瓜岛两役不仅是战局的转折，更是日本战争指导的失败：它证明以有限的工业与资源支撑同时对华、对美英荷两线作战，在战略上根本不可持续。

　　(六)1943年元帅与1944年战局逆转、辞任

　　1943年，杉山元获封元帅。元帅称号本是对其军功的褒奖，然其时战局已全面逆转。1944年6—7月塞班岛失陷，日本"绝对国防圈"被突破，美军B-29轰炸机由此可直接空袭日本本土，东条英机内阁在朝野抨击下总辞职，杉山元随之辞去参谋总长，由梅津美治郎继任。塞班失陷与东条内阁垮台，标志着日本战争指导中枢的危机达到顶点;杉山元作为参谋总长，对太平洋战争由攻转守、并最终濒临崩溃负有军令长官之责。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66];宫内厅编《昭和天皇实录》第九(覆盖昭和18—20年，1943—1945)对此期战局与人事变动有记载[67](页码待核)。应当如实说明，《杉山备忘录》止于昭和19年2月21日(1944年2月)，此后至其7月辞任之间不再有本人直接的战争指导笔记传世[68];1944年上半年战局逆转阶段的杉山元决策，须借助服部战史、木户日记与《昭和天皇实录》互证，本文不就未存直接记录的细节作虚构性描述。

　　(七)本章小结

　　杉山元任参谋总长近四年(1940年10月—1944年7月)，是日本由侵华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并由初期胜利转入战略崩溃的全过程。其责任集中于：其一，参与三国同盟与南进决策，推动日本与美英荷走向战争;其二，作为陆军最高军令长官，出席并参与主持9月6日、11月5日、12月1日三次御前会议，在《帝国国策遂行要领》与开战决策上负军令之责;其三，在天皇本人以"一个月解决"旧言反诘之后，仍推进12月8日对美英开战;其四，指导南方作战，并在中途岛、瓜岛、塞班等战局逆转阶段继续主持战争指导。上述链条由JACAR原始档案(御前会议议事录、宣战诏书)、《杉山备忘录》本人笔记、服部战史、美方FRUS与"Magic"截获记录、苏联官方战史及中方通史互证。日、英、俄、中四语种史料一致表明：杉山元是太平洋战争发动阶段日本陆军最高军令长官，其决策责任不因未受东京审判而减轻。

　　第四章 本土决战体制与战败自决(1944—1945)

　　(一)辞任之后：从参谋总长到军事参议官

　　1944年7月，塞班岛失陷，日本军国主义所称"绝对国防圈"被美军突破，东条英机内阁被迫总辞，杉山元随之辞去参谋总长职务，改任军事参议官[69]。自1940年10月就任参谋总长至此，杉山元居于日本陆军军令中枢近四年：其间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发动、开战初期南方作战的得手，以及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以降的节节顿挫。大本营陆军部战争指导班留下的会议笔记(即通称《杉山备忘录》)连续收录了其任内战争指导会议的记录，记事下限为1944年2月，与他辞任的时间前后相接[70]。军事参议官为咨询性闲职，至此，杉山元由战争指导的决策一线退居旁列。然而这一退职并非其战争生涯的终局：在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的最后关头，他又一次被推上了本土防御的最前沿。这一安排本身即说明，直到覆灭前夕，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层仍把这位曾主导扩大侵略战争的元老级将领，视为支撑其最后挣扎所必需的招牌与柱石。

　　(二)本土决战体制与第一总军

　　1945年上半年，日军在太平洋战线全面崩溃，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日益猛烈，其战争经济已濒于枯竭。日本军国主义大本营遂策划以本土为最后战场的"决号作战准备"，即所谓本土决战体制，妄图以本土守备兵力、民间总动员与特攻手段作最后一逞。是年4月，大本营按此体制设置第一总军，杉山元出任第一总军司令官，负责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本土东部)防务[71][7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对本土决战准备的筹划过程与九州方向防御部署有系统记述;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收藏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草案》第十编，即为服部卓四郎公刊战史所据原始草案之一，可与公刊本相互对照[73]。应当看到，杉山元此时主持的本土决战，其对象早已不是"速战速决"所能解决的对华战争，而是在长期消耗之后、以全国总动员妄图孤注一掷的绝望挣扎。这一体制的出笼，本身即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指导彻底破产的标志：一个曾狂妄宣称短期内解决事变的统帅部，此时所能做的，只剩下驱使本土居民为早已输掉的战争陪葬。

　　(三)苏联参战、终战诏书与玉音放送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日本军国主义仍图侥幸;8月9日，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彻底打碎了日本统治层幻想借苏联斡旋"体面终战"的最后算盘。苏联官方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十一卷《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对苏联出兵满洲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崩溃的全过程有系统叙述[74];该卷中译本的刊行，为中文世界提供了苏联视角下日本战败的权威记述[75]。8月14日，日本朝廷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当日签署《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的御署名原本今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为战败时点的一手官方档案[76]。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是为所谓"玉音放送"——这是日本国民首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标志着明治以来对外扩张国策的正式终结。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SSBS)战后对日本统治层终战决策过程的专门调查，揭示了本土决战呼声与终战决断之间的最后博弈，以及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与苏联参战两重冲击对日本统治层的致命打击[77]。

　　(四)9月12日自决

　　日本宣布投降后，盟军进驻日本，着手逮捕战犯嫌疑人。1945年9月12日，杉山元在第一总军司令官室以手枪自决身亡，终年六十五岁[78][79]。关于其自决日期，日文与英美权威记载一致作1945年9月12日;个别中文资料作9月13日，系同盟通讯社发稿与报纸见报的时差所致，今不取。杉山元之死并非孤立事件：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战败初期日本军政要员与军国主义精神领袖的自决形成一股风潮，自杀与殉死构成占领初期日本社会特有的历史场景，折射出战败瞬间旧统治层心态的崩解[80]。就终战决策本身而言，USSBS的专题报告对日本统治层在最后阶段的挣扎、内部分裂与被迫决断有专门调查，可与日方档案相互印证[81]。值得注意的是，杉山元赶在盟军大规模指名战犯之前自我了断，这一选择使其个人逃避了法庭的正义审判，却无法抹去其作为战争核心决策者所负的历史责任——这一点构成下一章讨论的起点。

　　(五)本章小结

　　自1944年7月辞任参谋总长，到1945年4月出任第一总军司令官主持本土决战，再到9月12日自决，杉山元走完了他作为军国主义军人的最后一段路。这一时期的史实链条——辞任、本土决战、苏联参战、终战诏书、自决——由日本官方档案(终战诏书御署名原本)、日本官方战史(《战史丛书·本土决战准备》)、苏联官方战争史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报告共同支撑，关键节点实现了多语种互证。它表明：杉山元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仍身居日本本土防御的最高指挥位置;他的自决，既是个人对战争结局的极端回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整体崩溃这一历史总过程的组成部分。

　　第五章 历史责任：审判语境与五语种史料互证

　　(一)战犯名单的缺席与判决书的点名归责

　　杉山元死于1945年9月12日，而盟军对日本战犯嫌疑人的大规模逮捕此后才次第展开。据当时英文通讯报道，1945年9月14日的电讯明言：杉山元并未出现在麦克阿瑟总部公布的任何战犯名单之上[82]。换言之，他在被正式指名之前即以自决方式退出了被告席。未受东京审判，是否等于战争责任随之消失?答案是否定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判决书第八章《常规战争罪(暴行)》(pp.1001—1136)在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时，直接点名杉山元任参谋总长期间的作为：美军杜立特空袭东京之后，日本方面对被俘美军飞行员进行审判与残酷处刑，判决书记其事曰："杉山元，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要求对所有轰炸日本的飞行员处以死刑。"(原文："Sugiyama, the Chief of the Japanese General Staff, demanded the death penalty for all aviators who bombed Japan.")[83]这是同盟国最高审判机关在事后判决中，以正式文书形式对杉山元个人战争罪行的直接归责，也是本文所据各语种史料中对其个人罪责最直接的法律认定。判决书第五章《日本对华侵略》(pp.521—775)与第七章《太平洋战争》(pp.843—1000)，则从整体上认定了日本统治层自九一八事变以降的对华侵略与对美英荷战争的犯罪性质——杉山元先后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身份身系其中，其责任正在这一整体认定的覆盖范围之内[84]。

　　中文审判文献可与此相互印证。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以亲历者身份对东京审判的规程、战犯认定与法律意义有系统总结，其遗著至今仍是中文世界研究东京审判的权威入门[85];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辑录了八百余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原始档案，为日本侵华罪行提供了中方一手证据[86];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材料——其俄文原版与1950年中译本并行传世——则从细菌战这一侧面，补证了日本陆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犯罪体系[87][88]。可见，杉山元虽个人未到庭受审，其责任并非无人追究，而是以判决书点名、笔供档案与盟国审判整体框架的方式被历史地固定下来。

　　(二)五语种史料的交叉印证

　　其一，日方史料，集中于决策过程与个人履历。参谋本部编《杉山备忘录》收录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战争指导会议笔记，是杉山元任参谋总长期间决策现场最直接的日方记录[89];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议事录[90]与1941年12月8日对美英宣战诏书御署名原本[91]，为日本官方原件;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以参谋本部出身、参与其事者的手笔写成，具有日本官方战史的性质[92];木户幸一日记保存了内大臣视角的同期政局记录，可与陆军中枢文献相互对读[93];宫内厅编《昭和天皇实录》第九卷(覆盖昭和十八至二十年)则提供了天皇一侧关于战败前后的记载[94];秦郁彦编《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杉山元"条，是其履历职任的权威工具书依据[95]。

　　其二，中方史料，覆盖侵华罪行与抗战全局。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1988年、《南京大屠杀》1995年、《细菌战与毒气战》1989年等卷)系统公布了日本侵华的官方档案[9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保存了正面战场作战的原始文书[9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提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程的权威叙述[98];张海鹏主编、王建朗与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从近代通史的长时段定位了这场战争的历史地位[9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则集中呈现了侵华战争中最惨重的暴行之一，与东京判决书的相关认定相互呼应[100]。

　　其三，英文史料，长于外交过程与战后归责。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Japan 1931—1941两卷，保存了日美谈判与开战决策前夕的美方外交文书[101];FRUS 1937年《远东》第三卷与1941年《远东》第四卷，则收录了七七事变专题与赫尔照会同日的美方内部记录[102];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日本官员审讯记录》《日本结束战争的努力》《战略轰炸对日本战争经济的影响》三份报告，从将领供述、终战决策与战争经济三个侧面提供了占领初期的第一手调查[103][104][10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及其22卷本完整庭审记录(Pritchard与Zaide编)，是战后归责的核心法律文献[106];《"魔术"与珍珠港的背景》(五卷八册)公布了美方战时截获的日方外交电文，可证开战前夜日本谈判与备战的两手策略[107];Bix《昭和天皇与现代日本的塑造》、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Dower《拥抱战败》三部权威英文专著，则分别从天皇制决策、国际关系与战败社会史三个维度，为杉山元所处体制提供了学术定位[108][109][110]。

　　其四，俄方史料，代表苏联与俄罗斯视角。苏联官方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九卷(太平洋与亚洲的战争，1978年)与第十一卷(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1980年)及其第十一卷中译本，系统叙述了远东战争进程与日本的最后崩溃[111];伯力审判材料俄文原版(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1950年)与中译本并行传世，是盟国对日战争罪行清算的重要一手文献[87][88];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茹科夫主编《日本史》第二卷(1868—1998年)，提供了俄罗斯学界对明治以降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发展的整体论述[112]。

　　其五，韩方史料，提供殖民体系与战后清算视角。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近代篇第十六至二十二卷，记载了日帝强占期朝鲜被绑上侵略战车、并被动员卷入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113];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朝鲜总督府"在满朝鲜人问题"文书(1932年6月作成)，是日本以朝鲜为跳板经营中国东北、侵华与殖民统治相互联动的官方档案[114];民族问题研究所编纂《亲日人名辞典》(全三卷，2009年)，代表了韩国战后对殖民合作与战争责任的清算研究路径[115];李基白《韩国史新论》中译本则提供了韩国学界通史性的相关叙述[116]。须说明者，韩方史料并不直接记载杉山元其人，其价值在于揭示：日本陆军中枢的对华侵略，自始便是一个以整个殖民帝国为依托的体系性行为，朝鲜半岛正是这一体系的后方与兵站。

　　(三)史料学检讨：各语种档案的覆盖与空白

　　五语种互证的价值，在于关键史实可由不同立场、不同保管体系的档案与史书彼此印证;但其覆盖并不均衡，须如实指出，方为审慎。本文所谓互证，并非要求五语种史料对杉山元个人事事同载——事实上，除日文决策层文献外，其余语种史料多从各自立场提供背景性、结构性证据——而是指其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整体过程"的记载能够相互支撑、彼此校勘。

　　第一，对杉山元个人责任的记载，日方决策层记录最为直接。需要辨明：通称《杉山备忘录》者，实为大本营陆军部战争指导班的会议笔记，并非杉山元个人日记;杉山元本人并无日记存世——坊间所谓"杉山元日记"(岩波书店1999年版)经书目核查并无其书，应系虚构，本文不予采信[89]。御前会议议事录、宣战诏书与终战诏书则为日本官方原件，可信度最高;个人履历细节则须依赖《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一类权威工具书加以定位。

　　第二，中方档案对侵华罪行与抗战全局的覆盖极为系统，但迄今未检得直接点名杉山元个人活动的中方原始档案;其姓名在中文世界主要见于党报史论对其"速战速决"言论的概括，而非战时中方档案或报刊的直接记载[96]。至于流传甚广的"一个月解决中国事变"一说，日方原始记录(昭和天皇实录相关卷、木户日记等)的具体页码本次未能直接调取，本文仅按史论转述处理，待核原书，绝不虚补页码。

　　第三，自决日期，日文与英、美、俄、韩各语种权威记载一致作1945年9月12日，无重大分歧;个别中文资料作9月13日，系发稿时差，已如前述。

　　第四，杉山元"未被列入盟军战犯名单"一节，系1945年9月14日英方当时电讯所记;盟国官方战犯名单的原件本文未能直接调取核对，故表述层级严格限定为"据当时英文通讯报道"，不径称为盟国官方结论[82]。

　　综上，五语种史料互证，使杉山元从陆军大臣到参谋总长、再到本土决战司令官的责任链条，在官方档案、权威史书与审判文书三个层面得到相互支撑;而个人直接档案的分布不均、原始页码的调取限制、战犯名单报道层级的限定，亦如实标注于此。这种"能证者坐实、未证者存疑"的处理，正是多语种史料考论应有的严谨。

　　结语

　　综观杉山元一生的军政活动，他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侵华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进而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的核心军事决策者：1937年出任陆军大臣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以卢沟桥事变为机，把局部冲突扩为全面侵华战争;1940年以后居参谋总长之位，又参与主导了对美英荷开战的决策全过程。他所代表的"速战速决"路线，幻想以一次打击迫使中国屈服、再以一次奇袭压服美国，最终却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反击下彻底破产——从"一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狂言，到主持本土决战时的绝望挣扎，杉山元个人地位由中枢而闲曹、由元帅司令官而自决的升降轨迹，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指导由膨胀到崩溃的缩影。

　　1945年9月12日的自决，使他逃脱了被告席上的正义审判;但逃脱审判并不等于逃脱责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八章对其要求处死美军飞行员之作为的直接点名，第五章、第七章对日本统治层战争犯罪的整体认定，以及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与权威史书的交叉印证，已经把这份责任历史地固定下来。入江昭指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起源是帝国主义列强扩张相互冲撞的结果，而日本军部中枢正是这一扩张逻辑最顽固的载体[109];Bix对天皇制与军部决策机制的研究，则揭示了杉山元这类参谋总长在专制决策体制内所扮演的关键传动角色[108];中国学界的权威史书同样认定，日本陆军中枢对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98]。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杉山元个案留给当代的警示在于：军国主义的扩张冲动一旦挟持国家决策中枢，无论当事者生前如何自决、死后如何被淡化，其战争责任终将被档案所记录、被历史所清算。正视侵略历史、铭记战争罪行，是一切从这场浩劫中走出来的国家与民族对未来的共同责任。

　　注释

　　[1]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杉山元"条);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 第九』、東京：東京書籍、2016年。按：杉山元自决日期，日本与英美权威记载均作1945年9月12日(于第一总军司令官室以手枪自决);个别中文资料作9月13日，系通讯发稿时差所致，今不取。

　　[2]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Ref.C01004358900，《96式轻机关枪外2点制式制定之件》(昭和12年12月)(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该件组织栏明记"陆军大臣 杉山元"。

　　[3]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年;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木戸日記研究会校訂『木戸幸一日記』上・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全19冊、東京：東京書籍、2015—2019年。

　　[4]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20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1994年。

　　[5]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Vols.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November 1948), Ch. V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pp. 521–775; Ch. VII "The Pacific War," pp. 843–1000; Ch. VIII "Conventional War Crimes (Atrocities)," pp. 1001–1136.

　　[6]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в 12 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卷本)，Т.11《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80年;(苏)阿奇卡索夫、普洛特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1卷(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

　　[7]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찬 『한국사』(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韩国史》)，서울：탐구당，1973—1978年，近代篇第16—22卷(日帝强占期);朝鲜总督府记录，韩国国家记录院藏。

　　[8]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杉山元"条)。

　　[9]茹科夫(А.Е. Жуков)责任编辑：《日本史》第2卷：1868—1998(История Японии. Т. 2: 1868–1998)，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98年。

　　[10]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1]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III 第1巻』、東京：外務省、2014年。

　　[12]朝鲜总督府外仕科：《在满朝鲜人问题》，1932年6月，韩国国家记录院藏朝鲜总督府记录。

　　[13]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杉山元"条)。

　　[14]木戸日記研究会校訂『木戸幸一日記』上・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15]秦郁彦编『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16]木戸日記研究会校訂『木戸幸一日記』上・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17]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18]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2020年。

　　[19]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Vol. 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20]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The Far East, Vol.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2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

　　[22]人民网党史频道：《"七七抗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2014年7月7日(官方媒体史论转述;杉山元"中国事变一个月解决"言论之日方原始记录页码本次未直接调取，待核)。

　　[23]新华网：《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2015年8月5日(官方媒体史论转述)。

　　[2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1994年。

　　[25]张海鹏主编，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27]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

　　[28]张海鹏主编，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合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31]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32]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в 12 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卷本)，Т.9《太平洋与亚洲的战争》，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78年。

　　[33]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찬 『한국사』(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韩国史》)，서울：탐구당，1973—1978年，近代篇第16—22卷(日帝强占期)。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3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 昭和14年9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

　　[36]木戸日記研究会校訂『木戸幸一日記』上・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37]张海鹏主编，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38]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III 第1巻』、東京：外務省、2014年。

　　[39]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Longman, 1987).

　　[40]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в 12 т.，Т.9《太平洋与亚洲的战争》，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78年。

　　[41]秦郁彦编『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42]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43]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Ref.C12120185500，「帝国国策遂行要領」に関する御前会議議事録(昭和16年9月6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44]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Ref.C12120360100，別冊第18 昭和16年9月6日御前会議を経て決定 帝国国策遂行要領(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45]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46]木戸日記研究会校訂『木戸幸一日記』上・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47]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天皇质询杉山事见该书1941年秋御前会议相关章节，页码待核)

　　[48]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49]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年。

　　[50]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Vol. 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Oral Statement Hand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Nomura) on November 26, 1941."

　　[51]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IV(具体印刷年未能确证;含1941年11月26日赫尔照会同日美方内部记录)。

　　[5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5 vols. in 8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1978).

　　[53]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54]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年。

　　[55]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Ref.A03022539800，米国及英国ニ対スル宣戦ノ件・御署名原本(昭和16年12月8日)(国立公文書館藏)。

　　[56]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November 1948), Ch. VII "The Pacific War," pp. 843–1000.

　　[57]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в 12 т.，Т.9《太平洋与亚洲的战争》，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78年。

　　[58]张海鹏主编，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9]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60]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2 vol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61]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年。

　　[62]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年。

　　[63]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64]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Washington, 1946).

　　[65]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November 1948), Ch. VII "The Pacific War," pp. 843–1000.

　　[66]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年。

　　[67]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 第九』、東京：東京書籍、2016年(覆盖昭和18—20年，页码待核)。

　　[68]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该笔记止于昭和19年2月21日/1944年2月)。

　　[69]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杉山元"条)。

　　[70]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7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本土決戦準備(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72]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本土決戦準備(2) 九州の防衛』、東京：朝雲新聞社、1972年。

　　[73]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Ref.C13071342500，大東亜戦争全史草案 第10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74]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в 12 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卷本)，Т.11《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80年。

　　[75](苏)阿奇卡索夫、普洛特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1卷(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76]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Ref.A04017702300，大東亜戦争終結ニ関スル詔書・御署名原本(昭和20年8月14日)(国立公文書館藏)。

　　[77]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Washington, 1946).

　　[78]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杉山元"条)。

　　[79]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 第九』、東京：東京書籍、2016年。按：杉山元自决日期，日本与英美权威记载均作1945年9月12日(于第一总军司令官室以手枪自决);个别中文资料作9月13日，系通讯发稿时差所致，今不取。

　　[80]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81]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Washington, 1946).

　　[82]1945年9月14日英文电讯报道(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Trove报纸库)。按：该电讯明言杉山元不在麦克阿瑟总部公布的任何战犯名单之上;此系当时报道所记，盟国官方名单原件本文未能直接调取核对。

　　[83]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November 1948), Ch. VIII "Conventional War Crimes (Atrocities)," pp. 1001–1136. 原文引作："Sugiyama, the Chief of the Japanese General Staff, demanded the death penalty for all aviators who bombed Japan."

　　[84]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November 1948), Ch. V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pp. 521–775; Ch. VII "The Pacific War," pp. 843–1000.

　　[85]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

　　[86]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一辑、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15、2017年。

　　[87]《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

　　[88]Материалы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о делу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обвиняе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0年。

　　[89]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90]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Ref.C12120185500，「帝国国策遂行要領」に関する御前会議議事録(昭和16年9月6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91]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Ref.A03022539800，米国及英国ニ対スル宣戦ノ件・御署名原本(昭和16年12月8日)(国立公文書館藏)。

　　[92]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年。

　　[93]木戸日記研究会校訂『木戸幸一日記』上・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94]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 第九』、東京：東京書籍、2016年。

　　[95]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杉山元"条)。

　　[96]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2020年(含《九一八事变》1988年、《南京大屠杀》1995年、《细菌战与毒气战》1989年诸卷)。

　　[9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9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1994年。

　　[99]张海鹏主编，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0]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

　　[101]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Vols.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102]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The Far East, Vol.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IV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03]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2 vol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104]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Washington, 1946).

　　[105]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Washington, 1946).

　　[106]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November 1948); R. John Pritchard and Sonia Magbanua Zaide, eds.,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he Complete Trans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22 vol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1).

　　[10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5 vols. in 8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1978).

　　[108]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109]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Longman, 1987).

　　[110]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111]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в 12 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卷本)，Т.9《太平洋与亚洲的战争》(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78年)、Т.11《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80年);(苏)阿奇卡索夫、普洛特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1卷(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112]茹科夫(А.Е. Жуков)责任编辑：《日本史》第2卷：1868—1998(История Японии. Т. 2: 1868–1998)，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98年。

　　[113]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韩国史》(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찬 『한국사』)，首尔：探求堂，1973—1978年，近代篇第16—22卷。

　　[114]朝鲜总督府外仕科：《在满朝鲜人问题》，1932年6月，韩国国家记录院藏朝鲜总督府记录。

　　[115]民族问题研究所编纂：《亲日人名辞典》(민족문제연구소 편찬 『친일인명사전』)，全3卷，首尔：民族问题研究所，2009年。

　　[116](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厉帆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2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2020年(含《九一八事变》1988年、《南京大屠杀》1995年、《细菌战与毒气战》1989年诸卷)。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合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4]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一辑、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15、2017年。

　　[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1994年。

　　[6]张海鹏主编，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7]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8]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

　　[9]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

　　[10]《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伯力审判材料中译本)。

　　[11]人民网党史频道：《"七七抗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2014年7月7日(官方媒体史论)。

　　[12]新华网：《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2015年8月5日(官方媒体史论)。

　　二、日文文献

　　[1]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下、東京：原書房、1967年。

　　[2]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年。

　　[3]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

　　[4]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 昭和14年9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

　　[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本土決戦準備(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6]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本土決戦準備(2) 九州の防衛』、東京：朝雲新聞社、1972年。

　　[7]木戸日記研究会校訂『木戸幸一日記』上・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8]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 第九』、東京：東京書籍、2016年(公刊本全19冊：本文18冊+索引1冊，2015—2019年陆续刊行)。

　　[9]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III 第1巻』、東京：外務省、2014年。

　　[10]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11]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公开档案：Ref.C12120185500「帝国国策遂行要領」に関する御前会議議事録(昭和16年9月6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Ref.C12120360100 別冊第18 昭和16年9月6日御前会議を経て決定 帝国国策遂行要領(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Ref.C01004358900 96式軽機関銃外2点制式制定ノ件(昭和12年12月，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Ref.A03022539800 米国及英国ニ対スル宣戦ノ件・御署名原本(昭和16年12月8日，国立公文書館藏);Ref.A04017702300 大東亜戦争終結ニ関スル詔書・御署名原本(昭和20年8月14日，国立公文書館藏);Ref.C13071342500 大東亜戦争全史草案 第10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三、英文文献

　　[1]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Vols.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2]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The Far East, Vol.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3]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IV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4]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November 1948).

　　[5]R. John Pritchard and Sonia Magbanua Zaide, eds.,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he Complete Trans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22 vol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1).

　　[6]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2 vol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7]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Washington, 1946).

　　[8]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Washington, 1946).

　　[9]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5 vols. in 8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1978).

　　[10]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11]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Longman, 1987).

　　[12]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13]Contemporary press report on the death of Sugiyama Hajime, September 14, 1945 (Trove newspaper archiv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四、俄文文献

　　[1]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в 12 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卷本)，Т.9《太平洋与亚洲的战争》，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78年;Т.11《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Москва：Воениздат，1980年。

　　[2](苏)阿奇卡索夫、普洛特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1卷(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3]Материалы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о делу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обвиняе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Москва：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0年。

　　[4]茹科夫(А.Е. Жуков)责任编辑：《日本史》第2卷：1868—1998(История Японии. Т. 2: 1868–1998)，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98年。

　　五、韩文文献

　　[1]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찬 『한국사』(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韩国史》)，서울：탐구당，1973—1978年，近代篇第16—22卷(日帝强占期)。

　　[2]朝鲜总督府外仕科：《在满朝鲜人问题》，1932年6月，韩国国家记录院藏朝鲜总督府记录。

　　[3]민족문제연구소 편찬 『친일인명사전』(民族问题研究所编纂《亲日人名辞典》)，전3권，서울：민족문제연구소，2009年。

　　[4](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厉帆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10-21 08: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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